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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箕学问淹博，于金石考据精鉴绝伦，妙擅篆籀。读吴大澄《说古文籀补》，指出14条疏失；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举其疑牾处70余则，均深中肯綮。孙诒让作《墨子间诂》，采纳其意见颇多，绍箕参与较字之役，并作跛文。 绍箕推尊西学，以为暗合三代之法，积极鼓吹维新强国。光绪六年，日本强行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他即对清廷提出指责；甲午战败，与黄遵宪、张謇、文廷式等抨击时政，与翰林院名士数十人联名上疏，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指斥李鸿章“庸臣误国，罪无可逭。”他曾支持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当给事中余晋珊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游”时，与沈曾植、盛昱、文廷式等电广东学使徐琪营救。光绪二十一年，康来江宁，说张之洞开上海强学会，绍箕参与议定章程，并赴沪设局，与其父及堂弟绍第均列名会籍。戊戌变法期间，他任翰林院侍读，张之洞荐举人才，首列绍箕，称他“志远才长，治事缜密，中西学术均能贯通，熟于郡国利病，外洋政事”。他以张之洞说著《劝学篇》进呈，奉旨饬省督抚学政，广为刊行，实力劝导。他建议光绪帝“劝谕富商，自立工艺学堂”，又“劝商设厂”，制造机器和重工业“机母”。康有为组织保国会，他任常议员、宣讲员，推动维新运动。政变前夕，向康有为预通消息，“戒以事变作，劝易装出山东”，使免遭慈禧毒手。事后还向张之洞（黄妻系张之侄女）进言，务勿株连其他维新志士。 绍箕重视教育，认为是“身心性命之事”，与孙诒让、黄绍第等发起创办瑞安算学书院，次年改为学计馆。光绪二十八年，学计、方言两馆并为瑞安普通学堂时，他在京遥领总理。京师大学堂成立，他曾参与创议并任提调。丁父忧时，受聘为两湖书院监督，创设湖北全省学办处以统汇一省教育。三十年入都，任编书局监督兼译学馆监督，推广学额300余名，编印大量教材，提供各省使用。译学馆学生在路中为俄兵殴伤，即召俄语教习告以拟将此事公诸外国报纸、辞退教习、罢遣游俄学生。教习惧告俄使，俄使令俄兵官登门道歉，并惩治犯律俄兵。又择译学馆高才生分送英、法、德、俄留学。三十二年四月任湖北提学使，留诗编书局同人，有“微言大义愁乖绝，旧学新知赖切磋”之句；上书谢摺表示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务使人知爱国以挽浇风，士皆成才，以应急用”。六月，率各省学使赴日本考察学务，与日本教育家往复讨论无虚日，被推为汉学统一会名誉会长。十月归国赴鄂，带头捐俸两千金为武昌小学经费；次年春夏间，相继拟定农业学堂、普通中学堂、师范学堂等毕业、升学办法；又兼任湖北存古学堂提调。力疾从公，渐缩饮食，病肺而呻，咯血盈壁，终于同年 绍箕又精于目录校雠之学和方志之学，撰有《乡土志例目》及《汉书艺文志辑略》、《楚词补注》等，均因病未能成书。游宦所至，即以搜罗古书金石为事，其蔘绥阁藏书与孙氏玉海楼、项氏水仙亭，称为瑞安藏书三大家，惜“佳椠多在行箧”，卒后随即散亡；普通者，其后人悉以捐赠永嘉旧温属图书馆。其诗文后编为《蔘绥阁文集》、《潞舸词》等传世。墓在潘埭盖竹山，《清史稿》附传于其父之后。 洪振宁 文/图 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父亡后更字鲜庵。瑞安人。黄体芳之子。少承家学，工骈体文。金石书画，皆精于鉴别。光绪六年（1880）进士。十年，娶张之洞侄女为妻。二十一年（1895），参与发起上海强学会。二十四年（戊戌，1898），向光绪帝进呈张之洞《劝学篇》，任京师大学堂总办（民国后更名北京大学）。后赴日本考察教育，并撰有《中国教育史》（未完稿）。著有《鲜庵遗稿》等。1914年，冒广生取黄绍箕、黄绍第遗稿，合而刻之，取名《二黄先生集》，收入《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丛书》。生平事迹详见孙延钊编述《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卷四。《清史稿》卷四四四附传于其父黄体芳之后。宋慈抱撰有《黄绍箕传》。 黄绍箕和康有为的交往 黄绍箕与康有为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 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时就得到黄绍箕的帮助。当时康有为的身份是监生，不能给皇帝直接上书，但可以通过国子监长官代递。黄绍箕把他引荐给国子监祭酒盛昱，本来盛昱已经同意代递，由于国子监监事大臣翁同龢的反对而作罢。当时康有为不像后来那样出名，生活上也比较困顿，黄绍箕还多次给以接济。康有为十分感激，把他视为知己。
墨迹（原载《近代名人墨迹》）
康有为诗集中的一页 《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一集收有康有为（1888年）《与黄仲弢编修书》（抄件，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康有为另有诗《题黄仲弢编修龙女行云图》、《为仲弢题吴彩鸾骑虎图》等。黄绍箕、沈曾植等人曾劝康有为“少发议论”，勿谈国事，建议他“以金石陶遣”，于是，康有为作《广艺舟双楫》。黄绍箕则于1895年撰有《广艺舟双楫评语》，随笔记下评语70余则。此有批语的刻本（仅存三卷）今藏温州市图书馆。 1895年，康有为专程前往江宁游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开办上海强学会，黄绍箕当时正在张之洞幕中，在张之洞的授意下，黄绍箕、梁鼎芬等8人同康有为一起赴上海筹办强学会，黄绍箕参与议定章程，并成为上海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1898年
纪念历史文化名人黄绍箕逝世百年
100年前的1月26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黄绍箕与世长辞，终年54岁。《清史稿》卷四四四附传于其父黄体芳之后，记载这位温州籍的历史文化名人。为使读者充分了解家乡先贤功绩，推进温州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本版特推出此纪念专版。 (编者瓯越人物 洪振宁 )
“后清流”健将
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父亡后更字鲜庵。瑞安人，黄体芳之子。少承家学，工骈体文。金石书画，皆精于鉴别。光绪六年（1880）进士，中二甲第六名。改庶吉士，散馆后，钦定一等第一，授翰林院编修，旋赏加侍讲衔，历任四川乡试副考官、武英殿纂修等职。
黄家在19世纪初已是瑞安著名的书香门第。其父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同治二年（1863）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是同治、光绪年间清流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并称为“翰林四谏”。黄体芳与张之洞是同榜进士，后来又一起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两人都是敢言直谏，在晚清政坛弹劾权臣，指斥弊政，或携手共进，或遥相呼应，关系非同一般。因为这一层关系，黄绍箕自幼受到张之洞的影响，后来又于光绪十年（1884）娶张之洞侄女为妻。
步入政坛的黄绍箕，继承父辈清流遗风，同沈曾植、张謇等人被称为“后清流”，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
1897年，黄绍箕、黄绍第、陈虬、洪炳文、章献猷等瑞安人士在上海加入上海务农会。同时，黄绍箕等商量并发起组织瑞安农学会。次年春，农学会瑞安支会成立，黄绍箕遥领总理之职。以试种瓯柑、蚕桑为目标，倡导和推行农业改良活动。
京城清议与地方士绅还有着各种直接联系。彭明、程歗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瑞安为例，较早揭示了这种关系。书中指出：京城的官员们与各省地方士绅原本就存在着纵横交错的联系，京城官员与自己家乡的关系就更是重要的纽带。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浙江温州府瑞安县的士大夫圈子。当地士大夫圈子里，孙、黄两家是望族，黄体芳是“前清流”的重要人物，其子黄绍箕、侄黄绍第则属于“后清流”的行列，孙衣言在任京官时期也自认是“清流”成员，孙衣言的儿子孙诒让也曾在清流活跃的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京住过一年。孙、黄两家关系密切，在太平天国时期，孙、黄两家曾在瑞安组织团练镇压当地的一次起义。在重建秩序时期，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则成为当地士绅的领袖，积极介入地方管理，黄家则成为京城清议政治里的重要人士。这种联系还因对经世思想传统的共享而加强，孙衣言、黄体芳都重视永嘉学派的思想资源，两人都以经世之学而著称。如前所述，孙氏兄弟的周围有一批优秀的弟子，其中，陈虬、宋恕、陈黻宸以及孙诒让稍后都成为重要人物。
代呈《劝学篇》
1895年，康有为专程前往江宁游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开办上海强学会，黄绍箕当时正在张之洞幕中。在张之洞的授意下，黄绍箕、梁鼎芬等8人同康有为一起赴上海筹办强学会，黄绍箕参与议定章程，并成为上海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强学会》第一号发表《上海学会之章程》，列名发起人名单有黄体芳、屠仁守、康有为、梁鼎芬、黄绍箕等16人，其中黄体芳列第一名、黄绍箕列第五。
1898年 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推行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采取对策。光绪帝既想变法维新，又无所措手足。正在这一微妙时刻，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黄绍箕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
据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记载，1898年7月19日，黄绍箕入对，光绪帝面谕，近来议论，于中西各有偏见。黄绍箕即奏言，湖广督臣张之洞撰有《劝学篇》，持论近实平允，尚无流弊，于是进呈。
7月25日，光绪帝“详加披览”，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张之洞《劝学篇》成书于当年4月，写作目的“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为光绪帝所接纳，又为慈禧太后所欣赏，体现了双重色彩。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该书风行海内，行销不下200万册。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不论《劝学篇》的写作意图是什么，从客观上看，它的发表，更进一步促成了康有为激进改革方案转化为实际政治运作的进程。有人说，《劝学篇》实际上出自黄绍箕、辜鸿铭之手，但黄、辜作为幕僚即使参与起草，最后定稿也当是张之洞本人。
张之洞对黄绍箕甚是赏识，向清廷荐举人才，首列黄绍箕，称他：“志远方长，治事缜密，中西学术均能贯通，熟于郡国利病、外洋政事。”
帮助康有为
黄绍箕与康有为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
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时就得到黄绍箕的帮助。当时康有为的身份是监生，不能给皇帝直接上书，但可以通过国子监长官代递。黄绍箕把他引荐给国子监祭酒盛昱，本来盛昱已经同意代递，由于国子监监事大臣翁同龢的反对而作罢。当时康有为不像后来那样出名，生活上也比较困顿，黄绍箕还多次予以接济。康有为十分感激，把他视为知己。
《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一集收有康有为《与黄仲弢编修书》（1888年抄件，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康有为另有诗《题黄仲弢编修龙女行云图》《为仲弢题吴彩鸾骑虎图》等。黄绍箕、沈曾植等人曾劝康有为“少发议论”，勿谈国事，建议他“以金石陶遣”。于是，康有为作《广艺舟双楫》，黄绍箕则于1895年撰有《广艺舟双楫评语》，随笔记下评语70余则。此有批语的刻本（仅存三卷）今藏温州市图书馆。
1898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初五）夜，戊戌政变将作，黄绍箕曾助康有为出走。黄绍箕告知康有为局势危险，荣禄可能会加害于康先生，建议康易服出京，于天未明离开，直奔山东，不要经过荣禄的辖地天津。后来康有为在英国官员帮助下逃往香港，幸免遇害。《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此事。黄绍箕逝世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曾做长诗《哭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黄君仲弢》，悼念他，诗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卷九《避岛诗集》。题下小记和诗，并载此事。诗称：“衔杯浙绍馆，泣语至深更。劝吾夜密走，胡服或为僧。”题下记：“戊戌出奔，赖公告难。劝吾微服为僧，北走蒙辽。夜宴浙绍会馆，把酒泣诀。今幸更生，皆君起死人而肉白骨也。为服缌衰，东望奠祭，不知其哭之恸也。”
倾心办教育
黄绍箕平生主要精力用于教育。曾于1885年任四川乡试副考官，1897年任湖北乡试正考官。
兴办新式学校，是维新派救亡图强的要策。1898年2月15日，光绪帝诏谕开办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它是戊戌维新的产物，我国综合性质的大学当以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为标志。梁启超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规定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原设官书馆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7月3日（农历五月十五日），光绪帝下令批准设立，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鼎为管理大学堂事务，以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黄绍箕原任官书馆、译书局监督，7月21日，为大学堂提调，8月2日（农历六月十五日），张元济辞去大学堂总办职务，由黄绍箕接任。戊戌政变后，慈禧发出上谕，宣布废除百日维新的新政。除设立京师大学堂外，变法新政全部废止。京师大学堂续办，黄绍箕仍任总办，兼领左春坊左庶子。筹划该校的改制，将中、小学合并，又将“仕学院”分隶于史学、地理、政治三堂，时保守势力抬头，难有成效。1899年，因父丧去职。
1900年，黄绍箕赴武昌就任两湖书院监督，使该校的办理顿见起色。1902年2月27日，瑞安普通学堂开学。黄绍箕为总理，孙诒让为副总理。时黄在湖北，由孙主持校务。同年，奉旨将该校改办为两湖大学堂，次年，又负责将该校改办为两湖总师范，其间，辅佐张之洞办理湖北学务，倡议成立学务处，规划管理一省教育事业，先在湖北实施后，推广全国；主持选送优等生赴日攻读师范，回国后培训师资数千人，贡献颇多。张之洞为之十分赞赏：“品端学博，沉细不浮，于中西政治纲要、学校规制，实能精思博考。”1906年，黄绍箕被推举为浙学堂总理，同年出任湖北提学使，到任即“首捐廉俸二千余金，充为教育经费”，又率各省提学使赴日本考察教育。1907年1月，受命协助张之洞筹办曲阜学堂。为教育事业“彻夜达旦”、“自忘其病”，卒于任上。
黄绍箕在中国教育事业上业绩卓著。《清史儒林传》称：“今日海内学校如林，教科成立，皆绍箕首先倡导之力。”日本国教育会曾向他颁赠“颂状”与“奖牌”，并推为“汉学统一会”名誉会长。
编撰教育史
除兴办新学之外，黄绍箕还曾于1904年编撰《中国教育史》。
《中国教育史》是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最早的中国教育史专著，是当时师范教育中重要的参考资料。黄绍箕的思想倾向是“中体西辅”，此书即体现这一指导思想。癸卯（1903年）学制颁布之后，高等学堂设有教育史课程，而中国教育史尚无教材，此书即应急需而作，并成为在教育史研究中西结合的最早典型。
现存铅印本《中国教育史》，五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题黄绍箕著，有叶尔恺序，署乙丑年（1925）。史家认为黄绍箕生前未完成《中国教育史》书稿，两江总督端方（即午帅）嘱陈庆年（江苏丹徒人）续补其书，陈请柳诒徵续补。柳诒徵作了辑补。柳诒徵（1880—1956），镇江人，著名学者。
孙诒让于1904年5月13日（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致信黄绍箕时提到：《文明史》已脱稿否？闻采摭极博，兼史部政书、子部儒家之精要，是不刊之作，非徒为教科增一佳册也（《孙诒让遗文辑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其堂弟黄绍第（1855—1914）在《与薇阁书》中提到黄绍箕：所撰《教育史》自周以前，属稿甫定，余已具有揣制，未及排比整齐，午帅（即端方）意欲成之，嘱陈君庆年续其事。
《中国教育史》，约10万余字。论述自伏羲、神农、黄帝至孔子的教育。其理论贡献有：一、划分了先秦教育的发展阶段；二、初步确定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范畴；三、尝试运用西方近代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四、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五、史料翔实（参见《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教育卷》杜成宪撰《中国教育史》条目）。作者具有初步的唯物史观，懂得在一定的时代和社会发展背景下去认识教育，认为政治制度、物质生活与文化状况都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教育，对一些具体问题，也能作出辩证分析。书中还提出要“德知体”三育并重，并提出“情育”（即美育）为“进德之基”。还强调“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表里”，提出了“母教”、“胎教”及“胎教之先胎教”。
诗文多佳作
黄绍箕一生从政，但也是一位广博精深的学问家，是晚清温州知识群体中的佼佼者。他通训诂，习史记，热衷经世之学，诗、文、书造诣很深，尤精于金石鉴赏。读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指出其疏失十余条。
黄绍箕与孙诒让最为友善，相互支持，人称“二仲先生”。孙诒让撰《墨子间诂》成，读者多苦其奥衍，惟绍箕为其评校，并举正十余事，多精确，又为其书作跋文。与孙诒让共同发起创设瑞安算学书院，后改名“学计馆”，是我国最早的专习算学的专科学校之一。“学计馆”馆名由张之洞题书。
孙诒让居家办学，遇到的阻力异常顽固，有许多方面靠黄绍箕帮助才得以解决。如学计馆经费枯竭，黄绍箕函请浙江当局拨款；温处学务分处的成立受到梗阻，黄绍箕为之疏通；孙诒让同情与保护革命人士，惹起所谓“新山歌案”，也是黄绍箕从中给以坚定的支持，才使风波平息。
此外，1890年孙诒让曾给黄绍箕书信，托其为平阳黄庆澄推荐。黄庆澄（1863—1904）曾经创办《算学报》，为中国最早的数学专业期刊。黄氏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在安徽潜山县任幕僚，上书提出兴革建议，受到安徽巡抚沈仲复赏识，荐赴日本考察，又得驻日公使汪凤藻的赞助，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夏天在日本考察。撰有《东游日记》，孙诒让为书作序。黄庆澄又撰有《湖上答问》，叙述其维新变法图强之主张。
黄绍箕1904年撰有《乡土志例目》，为编写初等小学历史、舆地、格致三门课本提供准则。他认为：小学生幼稚，不能妄求高深，但“乡土之事，见闻习惯，一经指点，皆成学问”。
黄绍箕还曾与刘崧英、陈寿彭等译辑《种植丛书》一册，有活字印本，提要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又著《汉书艺文志辑略》、《楚词补注》，均未成书。
1914年，冒广生取黄绍箕、黄绍第遗稿，合而刻之，取名《二黄先生集》，收入《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丛书》。1921年，杨嘉收集黄先生遗稿，合而编成《鲜庵文辑》一卷。1931年，黄群刊刻《二黄先生集补遗》，收入《敬乡楼丛书》。
黄绍箕诗文俱佳，也是晚清诗文名家之一。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评黄绍箕诗：“举止稳藉，语有称量，极似《广雅堂集》。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书中称其《游黄州三游洞诗》数章最工，皆能守唐宋诸贤矩矱者也。”
清史馆传稿评论黄绍箕文：“古文奄有水心、士龙、龙川之长，于止斋尤近。骈体文兼宗初唐，不专主汉魏。”
汪国垣（辟疆）《近代诗人小传稿·黄绍箕》中曰：“仲弢博学工文辞，善鉴别书画。尤爱才好士……既少承家学，又为广雅入室弟子，工骈体文，兼精于金石书画目录之学。诗不多作，有作亦不自珍惜，散落殆尽。今所传之《鲜庵遗稿》，吐语蕴藉，卓然雅音。其七言古诗尤兼有庐陵、眉山、道园之胜。虽不隶河北省，而诗学典赡雅正，足为广雅、篑斋张目，故列入河北诗派。”
▲康有为诗集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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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1914年，冒广生取黄绍箕、黄绍第遗稿，合而刻之，取名《二黄先生集》，收入《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丛书》
▲黄绍箕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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