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认为，百姓记不住的君王，史上无名的君王，才算是真正的好君王。 为什么有此观点呢？因为能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君王，主要是暴君与明君。而暴君与明君也往往紧密相随的。暴君搞坏了国家，害苦了百姓，明君才得以出来拨乱返正。忠臣奸臣的出现，道理也如此。 “不经历风雨，那能见彩虹呢？”未经历过苦难，又怎真正知晓幸福？ 往往是暴君当政，国家昏乱时，才能真正对比出忠臣与奸臣。所以，出现大暴君、大明君、大忠臣和大奸臣的时代，往往是天下大乱，百姓最为苦难的时代。天下太平无事，百姓不用操心天下大事，只忙自己的小事就可以了，这种时代的君王，百姓反而不容易记住，而此时也才是百姓最幸福的时代。正如元代诗人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所说的一样：“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中国政治家追求的多是青史留名，老子则认为，青史留名的背后，必然是苦了百姓。 “大道无名”，所以真正的圣君当追求“无名”，最好的时代是没有政治名角的时代。最上等的治国之道，就是要做到让百姓想不起君王来，尽可能使整个社会非政治化。慎子认为“至安之世”，“豪杰不著名于图书”。意即，让老百姓真正感到幸福安康的社会，应该是豪杰不追求青史留名的社会。 “功成而弗居”，指百姓自主而富裕，社会繁荣，国力雄厚，但君王却不因此而居功自傲。老子认为，君王朝廷最大的责任，就是不要侵扰百姓，就算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也不能去干扰百姓的生活。苏轼说得好：“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而人亦不得歇！” “道”是无处不在的，百姓心中自有“道”的力量和法则，社会之中自有“道”的力量和法则，君王不去干扰百姓，百姓就会将自己的事办好。百姓即便生活好了，也无须去感谢君王，因为这是百姓自己干出来的，而不是君王代为做出来的！君王所做的，不过是没有侵扰百姓而已，所以据此，君王不能说，我没有侵扰你们，所以你们应当感谢我。百姓也不应该说，您没有折磨我、抢劫我，所以我们应当感谢您！老子说，最好的政治，就是“成事述功，百姓皆谓：我自然”。君王朝廷无为而治，清静守法，百姓事业有成，富裕自在，社会安宁，百姓能说：“我自己本应该如此！”此时的百姓富强并不是因为朝廷的恩赐，而是百姓自己努力的结果。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有力量的社会。 “处无为之事”，就是朝廷不为民做主，而是让百姓自己做主，自立自为。 “行不言之教”，指朝廷不以各种政策来管教、约束和侵扰百姓。领导者不将自己的想法和意志强加于百姓，这样百姓就能独立自主，积极努力，开创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而让百姓自主自立，自己承担责任，这才是最好的教化。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是君王当以身作则，领导和教化百姓。但这却是老子极为反对的一个观点，老子认为，在宇宙中可以作为法则、规则使用的，唯有“道”，而大道是无处不在的，人人心中都会有，百姓自然也不例外！君王将自己个人的准则强加于人，是对大道的僭越和对百姓的侵犯。 老子在第一章中就强调了“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认为语言是存在无法弥补的缺陷，所以语言不可能道尽终极真理。因此，君王多言，就等于是把自己的缺陷和毛病强加于百姓，而不是把真理带给百姓，所以最好的君王，就是“不言”的君王，大道无名，圣君就自然无言了。君王无言，则朝廷无为，百姓因此就能得以自主自在地生活，国家也就会因此而富强。 君王无为而治，清静守法，百姓自主自立，社会繁荣富强，君王实现了“无为而不为”的目标。君王虽然在常人眼中无功，实则是不贪天之功为己有。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百姓必然拥戴这样的君王，而也唯有这样的君王才能真正成就最大的功业——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样的君王无为而又不居功，功业反而从未离开过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