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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札记——关于自然、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期望为读者提供一个精神家园，大家思想碰撞、心灵互动。每周一、三、五 晚上20点发布3篇原创文章，欢迎投稿，敬请关注、阅读、分享、评论！ 小说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描述：“奸臣当道”“小人得志”。无论是奸臣，还是小人，一旦拥有权力，便可为所欲为。权力有如此神效，通往权力的路自然也会拥挤，也因此封建官场，人人各显其能。然而，几千年来，我国的权力设置一直遵循着金字塔结构，“礼法”的出现，又定位了每个人的层级，对于拥有权力的官员来说，他们清楚“你是谁”“为了谁”。其中“忠君”作为官员好坏标准，“奸臣”和“忠臣”都围绕它斗智斗勇，封建社会也成为官场哲学和权力斗争的舞台。
君权神授，臣权君授，这是儒家中社会对权力的认识。诸子百家之所以能共存，其背后也因为有不同的权力背景，而诸子百家又服务于不同的权力。然而，在以“德”化人的远古社会，禅让制盛行，那时候的权力中心实际上是为百姓服务的。私有制的国家形态产生以后，权力移交方式发生变化，为了实现君权的合法性，如家炮制了“君权神授”的礼法社会，君主以下的权力由君主“授予”。于是有了不同层次的“官位”，社会呈现出金字塔的权力结构，不同的官位和职权又用不同的“名”与“器”代表，其中“名”是官位，“器”是权力象征，比如官服、朝板、玉玺、虎符等。
在封建社会，人以位贵，富贵贫贱皆由位置决定。李斯正是窥探到了这一秘密，才发明了“老鼠哲学”。李斯注意到厕所里的老鼠又脏又臭，见到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到惊吓赶忙逃跑。而仓库里的老鼠，根本不用担心人或狗的惊扰，养得又肥又大。同是老鼠，却是两种境遇。于是，李斯由老鼠想到了人，他认为“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其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从此争权夺位，成了历代的权力密码。
其实李斯不算奸臣，毕竟他为秦统一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只是在秦始皇死后，推谁继位的时候，他没有从“公心”出发，而是私心作怪，和赵高沆瀣一气，更改遗诏，让胡亥当了皇帝。让李斯没想到的是，赵高这位宦臣比他更奸，对皇帝更“忠”心，赵高才是真正的想要窃国者。
窃国非一般人而为，如果不是皇帝近臣，不能赢得皇帝信任，要想窃国，只能靠马上得天下了！那是权力来源的另一种方式。但即使抢夺的权力，一旦登上大宝之位，也要用儒家那一套来证明权力的合法性。面对权力，尔虞我诈的竞争，令人眼花缭乱，即使是皇帝如果不够英明的话，他也不能辨别谁是忠奸。一旦有野心者把持朝政，甚至劝帝退位或者僭越弑君。也因此，《左传》中说“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意思是“名”与“器”千万不要随便与人。那么，窃国者是如何被授于“器”与“名”的呢？ 这还得从古代任命官员的合法性说起，他们的“法理”依然是“君权神授”“臣权君授”，然而这一切“忠君”的结果，只要君主认可，一个人便可以飞黄腾达。然而，儒家社会又给“窃国者”一个正名的机会：成王败寇！只要你做的事情不败露，只要你不被人告发，一旦被授予权力，即使无才无德，甚至昏庸不堪，你的号令也没有人不听。
既然不管是君权，还是臣权，都有合法性来源。但权力也是需要监督的。谁来监督这个问题，儒家给老百姓画了一个大饼。它把君王说成是替天行道，那监督君王的只能是天神了。而对官员的监督，则是君王。由此看来，一层一层的权力都只服从它的上级，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礼法社会中“你是谁”“你能干什么”。从上到下，君王服从神意，官员服从君王。老百姓就在这无形中，被儒家的权力观给“pass”掉了。他们处在底层，只能听天由命，任由摆布。可是，对于英明的君主和善待百姓的忠臣，老百姓又成了他们的“天”。这种辩证性，被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是“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大意是真正的儒者，实际上有两重天，一层是虚拟的上天，一层是老百姓这一层天。儒家用它对天的理解，戏剧性地又超越了它的“礼法”标准，从这一点也明白儒家的“中庸”为何物了。
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社会普遍把“忠义”作为社会行为的标准，服从忠义是民间的为官标准，而在李斯的“为官哲学”中，服从“天”，这个天如果是君王，那就是权臣，如果是百姓，那可能是一心为民的好官，这就是儒家官场哲学的虚伪。儒家的这种价值观矛盾，它一方面要人们守“仁义”，另一方面还要忠于皇权。这种矛盾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很明显。小说那些千古流芳的人物都是儒家代表，相反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却被视为奸臣。刘备、孙权都被视为忠义代表，其实要说权力的合法性，曹操才是最合法的，因为“窃国者为诸侯”，倒是刘备、孙权，他们打着兴汉的名义，行一己之私。
传统的儒家社会，并非人人平等，“特权”是儒家“嘴上不说，心中不离”的古怪现象。比如“刑不上大夫”，就是特权，为了使特权合法化，儒家编造出了“君权神授”的谎言，不仅如此，为了使特权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儒家炮制出了一整套“礼法”。 那些身为奸臣者，正是看透了权力“来自哪里，为谁服务”，他们想方设法靠近君主，并服从他，目的就是让君主们认可他们的“忠心”，一旦取得了“权力”，这些人便可以胡作非为。所以说历史上的奸臣都是君主造成的，而奸臣又大多是权臣，他们是君主的“家臣”。而那些忠良志士，他们虽然忠君，但更重仁义，心中装着黎民百姓。
因此，辨别一个君主是否明君，除了认清忠奸，还有另一个标准：他是否关心百姓。实际上权力还有一样好处，它可以满足一个人的欲望。古代的君王开疆拓土，实际上并非为黎民百姓着想，因为开疆拓土苦的是百姓，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生都是“盛世牛马”“乱世炮灰”，平安是被榨其身，战时则用其命。忠臣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心系百姓之苦，才“忠言逆耳”，而奸臣谗言，顺君主之意，忠臣往往会被奸臣陷害。奸臣无大义，只卖身给君主，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为了谁”。既然一切都是皇家给的，他们君主想怎么玩，就由着他来，他高兴了，正好满足了君主们“特权”和“任性”。
奸臣因为“奸”，才显庸。奸臣不为公，只谋私，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只有百姓才是公，而奸臣自己和君主都是私，但在家天下的时代，往往君以天下为家。这正是儒家对“庸”的最好解释，因为庸就是那种不求居其上，也不求居其下。其实庸官也不是傻子，这是他们的生存智慧。既为庸官，就没有改朝换代的本事，庸官之所以庸，是他们治国无方，但弄权有术，历史上那些敢于“窃国”的，非奸即盗，一旦窃国成功，贵为王侯，历史又会改写。 但敢于“窃国者”是很少的，更多的奸臣只求庸其一生，紧跟君主。因为君主也是人，他首先有“人性”，假如满朝堂都是正人君子，都像魏征那样，君主还有何乐趣可言？特权的好处在于权力可以满足无限的欲望。 奸臣多庸官，不只是封建时的弊病。现在也有，那些不锐意直言，不敢为民做主，不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人，在当下的社会都是庸官。所有的太平官，背后都是私心作怪，这种现象我们当下的社会似乎也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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