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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分析
（一）总体数据描述 在我们完成的工作中，共阅读七位领导人撰写或记录其发言的文件4 328件，发现提及苏联的文件1 809件，含有对苏联行为的因果判断141次。提及苏联的文件数量与因果判断数量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原因有三。第一，在外交档案中大部分的文件只包含事务性内容，在本项研究中没有太高的研究价值。第二，研究中我们排除了大量记录苏方与美方人员在各种场合直接互动的文件，如旧金山会议、伦敦会议、莫斯科会议等重要战后会议的会议记录，而这些文件在FRUS中所占的比例很大。第三，我们发现在大部分的表述中，决策者在简单地概括了苏联做了什么后（或者再加上一些对美国利益的表述）便直接判断美国应该如何回应，两者之间并没有关于苏联为何这么做的推断。显然，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种。第一，归因可能并非是战略决策的必经步骤，并且至少在二战结束后的初期，美国的决策者们通常并不将这一步骤纳入到他们的决策流程之中。第二，归因可能是一种必经的、但却时常未能被行为者所意识到的思维过程。行为者们在决定针对对手行为的回应时，已经自然而然地将对手行为的原因纳入到考虑因素之中，而不论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第三，文件记录可能存在人为的改动，或是故意隐瞒决策者的归因过程，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更加体现本文研究的重要性，即发掘历史中的真实归因过程。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美国的决策者尽管实际上考虑到了苏联行为的原因，却没有将其在语言与文字中表述出来。 在141次对苏联行为的因果判断中，属于与盟友间交流的文件仅有四件，因而盟友变量在整体上不对考察变量产生影响。从行为者来看，这141次判断并非平均分布，而是集中来源于哈里曼与凯南两人。前者是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后者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政治领事，两人均担任与苏联直接相关的外交职务，并且通常充任将莫斯科的信息传递给华盛顿的桥梁，相较于其他行为者而言，他们拥有更多与苏联接触及互动的机会。对苏联行为的归因多发生在他们将莫斯科的信息报告给美国政府并对其进行解释和判断的过程中。因而，尽管涉及两人的外交文件在总文件中的比例远低于伯恩斯和艾奇逊，[21]但他们的归因却占了对苏联归因的大部分。另外，由于职务关系，杜鲁门、史汀森和福里斯特尔的相关文件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数量较少，对于苏联行为原因的判断也更为少见。 从时间分布上看，141次归因中的大部分集中在1945-1946年，1947年的观察对象相对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哈里曼和凯南在苏联的任职分别在1946年1月和1946年4月结束所致。之后，凯南奉调回华盛顿任国防大学副校长，并于1947年5月任新组建的政策设计室主任，[22]而哈里曼则被任命为美国驻英国大使。两人都暂时远离美国的对苏决策圈，导致可供观察的样本大幅减少。此外，由于我们根据时间来划分不同情境，1946年4月后的样本较少导致了冲突情境的观察样本数量不足，使我们对冲突情境下归因部分假设的验证受到了一定影响。这一部分数据缺陷将在今后的研究中用另一个案例“‘和平共存’的命运”[23]中的数据来补足。
表5 变量的描述统计（盟友、行动者、情境）
（二）假设一（能力归因偏好）的验证
表6 变量的描述统计（能力）
从客观上的美苏实力来看，在各项归因所涉议题的领域内，美国干涉议题的能力强于苏联的情况有105次，苏联强于美国的有31次，[24]两者基本一致的情况有5次。[25]从提及能力维度的归因数量来看，行为者5次将苏联的行为归因于美苏间的相对能力（能力2a），15次将苏联的行为归因于苏联的绝对能力（能力3a）。两者占总归因次数的比例均极低（3.55%和10.64%）。这也就是说，美国的领导人在归因时极少提及能力，或者说极少将苏联做某件事的原因归咎于它自身有足够的能力克服美国及其他客观阻碍来达成它的目标。事实上，即使是在提及能力维度的16次归因[26]中，除了史汀森作为陆军部长在日本军事占领问题上对于两国能力对比有过明确清晰的表述之外，[27] 其余美国决策者提及苏联能力的语言表达都是十分模糊且间接的。这一情况与理论的预期不符，并且也对假设一的验证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提及美苏相对能力的样本太少，本文暂不对变量能力2b做讨论。而对于能力3，我们也仅通过现有数据对于假设一做探索性的分析，而非严格的证明。[28]
表7 情境与是否提及能力维度
Pearson chi2(2)=1.9483, Sig=0.378
表8 所有情境下客观能力对比（能力1）与美方行为者对苏联的绝对能力归因（能力3b）的关系
表9 冲突、模糊情境下的客观能力对比与美方行为者对苏联的绝对能力归因的关系
表10 合作情境下的客观能力对比与美方行为者对苏联的绝对能力归因的关系
从“能力3b”的数值分布情况来看，美国的行为者在15次归因中从未有一次认为苏联的能力不足完成它的目标，认为苏联能够完成目标的次数（12次）也远高于认为苏联仅能够部分完成目标的次数（2次）。因而可以推测，在总体上美方的行为者可能倾向于高估苏联的能力。此外，在总体情境下，美苏之间的客观能力对比并未明显影响到美国对苏联能力的认知，即使当美国的能力强于苏联，美方领导人仍然通常认为苏联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目标。 然而即便如此，两次认为苏联仅能部分完成目标以及一次不确定苏联能力的情况均发生在美国能力强于苏联的情况下，这可能是由于苏联能力大于美国的样本较少，也可能与假设一有关，虽然这样的案例数量较少，但是仍然微弱支持了H1a-1假设，即在美国干涉事项的能力高于苏联的情况下，美方领导人更倾向于认为苏联无法完成目标。在苏联客观能力强于美国的情况下（4次），美国都认为苏联能够完成目标，不存在低估苏联能力的案例，这同样微弱支持了本文的H1a-2假设，即当认知国能力等于或低于被认知国时，认知国倾向于高估对方的能力。 从情境与能力维度的关系来看，在模糊情境下美国领导人考虑苏联能力的比例最高。这可能是由于在模糊情境下判断苏联行为的原因更困难，从而需要在更多的方面加以考量。在非合作（冲突与模糊）情境中，美国强于苏联情况下的归因与美国弱于苏联情况下的归因的差别要大于合作情境。在非合作情境中，美方领导人认为苏联能够完成目标的比例与非合作情境相近。这与假设H1b有一定程度的违背，即无论是在合作情境还是非合作情境中，认知国通常倾向高估对象的能力，而甚少有低估的情况。 （三）假设二（决心归因偏好）的验证
1. 数据描述及假设2a 样本中，美国领导人26次提及自身实现目标的决心，27次提及苏联实现目标的决心，共计有38次归因提及了决心维度。[29]考虑决心的归因比例高于考虑能力的归因，这表明相对于能力，美国决策者更习惯于将苏联行为的原因归结于它达成目标的意志，而非它是否有能力实现目标。这在一定意义上侧面印证了齐夫·毛兹（Zeev Maoz）在1983年提出“决心的平衡”（Balance of Resolve）能比“能力的平衡”（Balance of Capability）更好地解释国家冲突这一观点。[30]不过，从相对量来看，决策者提及决心的次数仅占总归因次数的26.95%（38/141），高于能力（11.34%，即16/141），但远低于利益（98.58%）和意图（34.75%）。这说明，领导人在判断苏联行为的原因时仍然较少考虑到决心这一维度。 从决心的强弱来看，美国决策者很少认为自己的决心弱，即很少仅仅将自身的某项行动视为试探，或者可以将某项利益视为能够用来交换。但凡提及决心，美国决策者们几乎每一次都认为自己的利益是不可妥协的，认为美国应当尽一切代价来实现目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行为者在所写电报或会议发言中提及美国的决心可能有“表决心”的意味，即仅在需要特别强调决心的情况下，才需要在言辞中通过词句将自身的意志表现出来。而在决心相对一般，且能够进行利益交换、让步，或者行动仅仅用作试探时，并不需要将这些表现出来，而是待苏联做出反应之后在考虑下一步决策时直接调整目标和策略。这可能是导致美国自身决心在样本表现过高的原因。对于苏联的决心，在27次涉及的归因中，美国决策者有14次认为苏联的决心强，11次认为一旦美国有所动作，苏联能够做出一定让步，仅有2次认为苏联的实现目标或承诺的意志薄弱，苏联行为可有可无，或者行为本身即是对美国的一种试探，亦或是对美国态度的误解。[31]可见在总体上，美国决策者们更倾向于将苏联的决心定位在较高的程度。 此外，由于冲突情境中可观察的决心维度的归因太少。在美国人同时提及了自己和苏联决心的15个案例中，只有1次发生在冲突情境中，因而假设2a无法进行验证。
表11 变量的描述统计（决心）
表12 情境与是否提及决心维度
Pearson chi2(2)=3.3393, Sig=0.188
2. 假设2b及2c 将情境与决心关联后，我们发现在冲突情境下，决策者们仅在一次归因中提及苏联的决心，这个比例远远低于模糊和合作情境。尽管可能受到冲突情境数据不足的影响，但两者的巨大差异依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情境对于行为者在决心维度的归因有所影响。冲突情境下行为者较少考虑决心维度，这一结论除了与假设二的预期不符外，似乎有违学界对决心在冲突（尤其是危机博弈）中的作用的认知。[32]这可能是由于冲突情境与两国直接进行军事或非军事对峙的情境并不完全重合所致。仅仅作为一种背景因素的“冲突”，或者更通俗地说是“紧张关系”，距实际上发生直接冲突的“危机”状态仍然有一定距离。只有在“紧张关系”中某些作为导火索的事件被触发，才能够使冲突情境升级为“危机”，从而进入到双方以自身及对方的决心为重要考虑因素的“决心的平衡”的博弈状态。而在我们的样本中，冲突情境下的14次归因中，只有在1946年3月苏联拒绝撤离伊朗时美国所做的归因是处于危机状态下。而正好是在这唯一的一次中，冲突情境下的美国在对苏联行为的原因的判断中提及了苏联的决心。[33]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在非危机的冲突情境中，或者说在危机的酝酿阶段，决策者并不倾向于在判断对手行为的原因时考虑对方实现目标或履行承诺的决心。这其中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在模糊情境中，美国领导人提及自身与苏联决心的次数分别为11次与15次，在合作情境中分别为15次与11次。两者的次数与其占情境中归因次数的比例都接近。而变量Situation与Resolve2a（是否提及苏联决心）的相关分析不显著。因此，假设H2b（即决策者在模糊情境下倾向于忽略决心维度）基本不成立。在非冲突的两种情境下，决策者认为对手的行动是由决心所致的可能性是接近一致的。对于在决心维度的归因倾向性（Resolve2b），我们对变量Situation与Resolve2b的相关分析，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380（p值为0.043），呈现微弱的相关关系。因此，情境因素能够对决策者在决心维度的归因倾向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影响较弱。 具体来看，在模糊情境下，美国的决策者们更倾向于认为苏联的决心较强，即苏联的行为将不会因美国的反应而停止或作出一定让步。在合作情境下，美国认为苏联人的决心“一般”或“弱”的情况占到了72%（8/11）；而在模糊情境和冲突情境下，这一数据分别为33.3%（5/15）或0（0/1），这证明了假设H2c，即在合作情境下，认知国倾向于低估被认知国坚持谈判立场的决心。此外，无论是何种情境，美方行为者都极少认为苏联的决心很弱。决策者通常将对手的决心定位在较高的程度。
表13 不同情境下美国提及自身决心的情况
Pearson chi2(2)=3.9787, Sig=0.137
Pearson chi2(2)=2.7327, Sig= 0.255 Phi=0.139, Sig=0.255
表15 不同情境下美国对苏联决心的判断
Pearson chi2(4)= 5.0430, Sig=0.283 Tau b=0.380, Sig=0.043 Spearman=0.398, Sig=0.040 3. 进一步的探索 尽管冲突情境下决心维度的观察样本不足使得假设2a的验证无法进行，但我们仍然可以使用假设2a的自变量，即美方决心强弱与其认为苏联决心强弱的差值对理论进一步探索。这一差值用变量RD表示，其值为“决心1b”与“决心2b”之差。RD的有效样本为15个，即同时考虑美国自身决心与苏联决心的归因发生了15次，其中RD>=0（即美国认为自己的决心小于或等于苏联的决心）6次，RD<0（即美国认为自己的决心大于苏联的决心）9次。[34] 美国更多地认为自己的决心强于苏联。 尽管数量较少，但在“情境”与RD之间仍然呈现中等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判断，两国间关系越是走向冲突，决策者就越是倾向于认为对手的决心高于自身的决心。RD与“情境”的相关系数远高于“决心2b”与“情境”的相关性，因而可以认为以决心之差代替对苏联决心的判断实际上能够增加情境与决心的相关性。换句话说，比起单独影响对苏联决心的判断，情境更可能通过同时影响美国对自身决心的认知与对苏联决心的认知来影响到最后的决策。这就从侧面证明了假设2a的部分机理，即行为者所认为的自身与对手的决心的差距，本身会通过心理机制反过来作用于他对于双方决心的衡量（决心影响决心）。以恐惧这一心理机制来讲，在己方较弱的情况下，扩大的决心差距会使行为者感到害怕，使他们自身实现目标或承诺的意志愈发下降，并认为对方的意志坚不可摧，从而进一步放大双方决心的差距。而族群中心主义则会在己方较强的情况下，使扩大的决心差距成为他们自身决心的强化剂，让行为者主观上更觉得只要自己坚持，最后让步的一定是对方，进而同样放大双方的决心差距。因此，对决心的判断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当一国认为自己的决心高于或低于他国时，往往就已经预估了他国的决心，并且决策者对自我决心的认知亦受到了对他国决心判断的影响，反之亦然。在这种自我认知及他者认知交替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恐惧与族群中心主义各自带来的放大效应会更为明显。而来自RD与Resolve2b的证据显示，情境对于决心判断的影响，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对这种放大效应的影响。
表16 不同情境下，美方决心与其认为苏联决心的差值（RD）
Pearson chi2(3)=5.9598, Sig=0.114 Tau b=-0.591, Sig=0.019 Spearman=-0.628, Sig=0.012
（三）假设三（利益归因偏好）的验证
表17 变量描述统计（利益）
在141次归因中，美国领导人提及苏联利益的次数高达139次，是所有维度中比例最高的。几乎在每一次对苏联行为原因的判断中，这些决策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苏联的利益。[35]因此，假设三中的“认知国倾向于忽略被认知国的利益”这一点并不成立。在139次提及苏联利益的归因中，美国决策者有138次认为苏联在该问题上存在利益。[36] 因而假设三中对于认知国倾向于缩小被认知国利益的判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不过，由于我们仅对是否存在利益进行区分，没有对美国认为这些利益对苏联的重要程度进行更为细化的划分，因此并不能够完全证伪假设中的这一命题。对于美国评价苏联利益的价值倾向性，在139次认为苏联存在利益的归因中，美方领导者们仅做出了4次正面评价，[37]而负面评价则高达75次。因此，美国决策者在评价苏联的利益时确实有一定的负面倾向，假设三的第三部分能够被验证。不过，行为者中立评价苏联利益（即仅仅是客观描述，而非对其进行带有价值倾向的评价）的次数也有60次之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这种负面倾向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决策者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非法化对手的利益。 尽管假设三并未纳入情境因素，我们仍然对情境对利益维度的归因影响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变量“情境”与“利益3”的相关系数为0.188，相关关系较为微弱。这也就是说，情境几乎不能对决策者如何评价他们对手的利益或目标产生影响，在所有的情境下，决策者采用相近的利益归因模式。这与我们的假设相一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四次对苏联利益的正面评价均发生于合作情境及合作情境刚结束进入模糊情境的背景下。因而有可能正面的评价只会发生在合作情境以及合作情境与模糊情境的过渡阶段。 此外，我们还对苏联行为是否符合美国的期待与美国决策者对苏联利益评价的关联进行了探索，因为决策者对苏联利益的负面评价，很可能是苏联的所作所为不符合美国利益所导致的。“期待1b”（苏联行为是否符合美国期待）与“利益3”的相关分析表明，两者间具有中等的相关关系，也即是当苏联的行为越不为美国所期待，决策者越倾向于认为苏联的相关利益是不正当的。这两者可能互为因果，即正因为美国认为苏联的利益是不正当的，所以才不希望苏联如此作为，而又因为苏联行为不符合为美国所期待，所以美国才认为其利益是不正当的。
表18 不同情境下美国对苏联利益的价值判断
Pearson chi2(4)=7.073, Sig=0.132 Tau b=0.188, Sig=0.015 Spearman=0.198, Sig=0.020 Pearson=0.167, Sig=0.051 （控制Ally与Actor变量后的偏相关系数）
表19 苏联行为是否符合期待与美国对苏联利益的评价
Pearson chi2(4)=18.217, Sig=0.001 Tau b=0.405, Sig=0.001 Spearman=0.414, Sig=0.000 Pearson=0.443, Sig=0.000（控制Ally与Actor变量后的偏相关系数）
（四）假设四（意图归因偏好）的验证
表20 变量描述统计（意图）
表21 情境与是否提及意图维度
Pearson chi2(2)=1.7219, Sig=0.423
表22 情境与对意图的判断
Pearson chi2(2)=4.5370, Sig=0.103
在141次归因中，美方决策者共有49次认为苏联的行为由其意图所致，占总归因次数的34.75%。这一比例低于考虑利益的比例，但显著高于考虑能力和决心的比例。这也即是说，相比于能力和决心，决策者评估对手行动原因更多地考虑到的是对手的意图。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相比能力而言，作为隐性变量的意图可能更依赖于个人的主观的判断。而相对于决心，更为稳定的意图更容易得出结论，并且在更多情况下需要被考虑。毕竟，通常仅仅在高频率的互动中（如危机和谈判），才需要及时地根据对手的动态决心进行判断，而对手任何具有某些特征的行动（无论这些行动是故意还是非故意的，是否与涉及到本国自身的利益）都可能引发决策者对于对手意图的重新评估。从“意图1b”的频率来看，美国决策者仅有4次认为苏联的意图是善意的，[38] 而认为苏联行为是出于恶意的次数高达45次。因此，假设四可以得到支持，即认知国的决策者更倾向于认为对手是恶意的。 同样，进一步考虑情境对意图维度归因的影响。“情境”与“意图1a”、“意图1b”的相关分析均排除了情境与意图归因之间的相关性，[39] 因而情境并不能对决策者如何评价他们对手的意图产生影响，决策者在不同情境下对意图的判断方式都是相近的。不过从“情境”与“意图1a”的联列表来看，两者关系仍然存在一定规律。在冲突情境下，决策者提及意图的比例要远低于模糊与合作情境，而提及意图最多的是模糊情境。这可能是由于在冲突情境中，决策者一般已经形成了对对手意图的较为稳定的印象（通常是恶意的），并且这种负面印象要比合作情境中形成的对手善意的印象更难以被改变，因而无需多考虑意图问题。相对的，在模糊情境中，决策者可能更需要经常重新评估对手的意图。而这一点也印证了我们在实验设计中对于情境的划分依据。
（五）假设五（环境归因偏好）的验证
表23 变量描述统计（环境）
在141次归因中，行为者进行外部归因的仅有2次，[40] 同时考虑到苏联行为的内因与外因的20次，而仅认为苏联行为是由其内部原因所导致的高达119次，占总归因次数的84%。从数量上看，内部归因的次数远大于外部归因，可以认为美国的决策者更倾向于对苏联行为进行内部归因，即将苏联的行为归咎于其自身的因素，而非因为外部环境而不得不为之。 从表22可以看出，符合美国期待的案例非常少（8个），因此难以验证H5a-1假设。不过，在8个案例中，内部归因的比例占到了75%（6个）。因而在苏联行为符合美国期待的情况下，美国的决策者仍然可能更倾向于进行内部归因。不符合美国期待的案例占据绝大多数，其中美国将其进行内部归因的案例占到了该类案例的82.1%（69个），支持假设H5a-2，即当苏联行为不符合美国的期待时，美国总是倾向于进行内部归因。结合上述两点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一定的推测，即苏联行为是否符合美国的期待可能并不能影响美国对苏联行为的归因偏好。无论期待与否，行为者总是进行倾向于进行内部归因。变量“期待1b”与“内外因”的相关检验也证明这两个变量间不存在或仅存在微弱的相关性。[41] 这一证据对这一推测提供了一定支持。 对于情境对环境归因偏好的影响，变量“情境”与“内外因”的相关分析表明两者间不存在相关性。而控制“情境”及其他控制变量后，“期待1b”与“内外因”之间仍无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情境并不对环境归因偏好产生影响，无论在冲突还是合作中，行为者都更多地认为对手的行为是由其本身所导致的。
表24 行为期待性与环境归因偏好
Pearson chi2(4)=9.3291, Sig=0.053 phi=0.317, Sig=0.053 Spearman=0.165, Sig=0.114
表25 情境与环境归因偏好
Pearson chi2(4)=0.708, Sig= 0.950 Phi=0.071, Sig=0.950 Pearson=0.037, Sig=0.733（控制“盟友”，“行动者”和“情境”后的偏相关系数）
五 结论
通过对“冷战的开端”这一案例中的141次归因过程的研究，我们分别对归因的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环境五个维度进行了探索，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总体而言，尽管在常识上，能力对两国博弈的结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决策者极少将能力视为对手行动的原因。相比能力而言，决策者要更常考虑决心对他国行为的作用，然而，决心仍然并非决策者判断他国行为之缘由的常用指标。相对的，利益与意图则是决策者归因时的更常用的考虑对象。而在不同的情境下，决策者归因的维度也有所不同。对于意图，决策者在冲突情境下考虑意图的倾向要远低于模糊与合作情境，而模糊情境是决策者最多判断对手意图的情境。对于决心，我们推测在非危机的冲突情境（即在危机的酝酿阶段）中，决策者并不倾向于在判断对手行为的原因时考虑对方实现目标或履行承诺的决心。 第二，对于每个维度内的归因偏好，首先在总体上决策者可能均倾向于高估对手的能力，而并未受到双方能力对比的影响。然而，在其自身能力高于对手的情况下，决策者高估对手能力的程度可能有所减弱。无论是在合作情境还是非合作情境中，认知国都倾向高估对象的能力，而甚少有低估的情况。 对于决心，决策者很少认为自己的决心弱，并在总体上更倾向于将对手的决心定位在较高的程度。情境因素能够对决策者在决心维度上的归因倾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模糊情境中，认知国并不倾向于忽略决心维度。在合作情境下，认知国倾向于低估被认知国坚持谈判立场的决心。此外，相比单独影响决策者对对手决心的判断，情境更可能是通过同时影响决策者自身决心的认知与对手决心的认知来影响最后的决策。而两国间关系越是走向冲突，决策者就越是倾向于认为对手的决心高于自身的决心。对于利益，决策者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非法化对手的利益。而情境并不能对决策者如何评价他们对手的利益或目标产生影响。在所有的情境下，决策者采用相近的利益归因模式。此外，决策者对他国利益的评价与决策者对他国对应行为的态度有关。当对手的行为越不为己方所期待，决策者越倾向于认为导致对手行为的相关利益是不正当的。对于意图，决策者更倾向于认为对手是恶意的，并且这种倾向并不受情境的影响。 对于归因的环境偏好，决策者更倾向于进行内部归因，即将对手的行为归咎于其自身的因素，而非因为外部环境不得不为之。当对手行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时，决策者总是倾向于进行内部归因。而情境对环境归因偏好影响不大，无论在冲突还是合作中，行为者均倾向于认为对手的行为是由其本身所导致的。
表 26 对假设的验证
备注：粗体表示能够证明成立的假设，斜体表示能够被证伪的假设，粗体加下划线表示有待探索但成立的可能性较大的假设，斜体加下划线表示有待探索但证伪可能性较大的假设。 本研究对国际政治中的归因行为提供了些许启示，但仍存在四点不足。第一，在理论上，我们着重考虑的是单维度内的归因偏好，而仅对跨维度的变量互动进行了一定探索。然而鉴于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42] 我们需要进一步对跨维度的归因偏好进行系统性的探索，以厘清这些不同维度相互间的作用。 第二，在研究设计上，由研究者对隐性内容进行主观评价的方式可能会影响研究的效度和信度。由于我们设计的变量均为定类及定序变量，并且变量值的刻度较大，因而对于理论的验证仍然是相对粗糙的。针对这一点，我们下一步研究将采用由多名未知研究目的编码者来对已从文件中提取出归因文字进行编码的方式来保证研究的信度，并随机打乱不同分析单元的顺序，从而进一步降低主观性的干扰。此外，我们将采用心理学常用的七分量表的方式来提高测量层次，并对于编码者评判的类别和标准进行更为精细的划分和定义，从而提升研究的效度。 第三，在数据上，由于观察样本的数量仍然偏少，并且在冲突情境中的样本（即1946年4月之后样本）不足，我们对于假设的验证仍然是不充分的。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将加入另一个案例“‘和平共存’的命运”，以相同的方式考察在1953-1958年的这段时间中七位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在FRUS文件中对苏联做出的所有归因行为。同“冷战的开端”类似，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或者说情境）在这一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时，美苏仍处于冷战的第一次高潮。而在1955年7月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之时，美国与苏联确实已经处于合作的状态。到了1958年11月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的时候，美苏间这次短暂的缓和也走向了终点。这一案例将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观察不同情境对决策者归因偏好的影响的机会。 除了补充数据的不足外，这两个案例也能够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从相似点来说，两个案例的主角相同，并且时间间隔相对较短。作为观众的美国在国家体制、领导人的决策模式，领导人决策的观众特质等影响个体行为的结构因素上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此外，对于美国来说，无论是战后的苏联，还是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都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对象。尽管之前与苏联接触的经验仍然在美国的判断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但美国必须通过新的现实来重新衡量这个“新”苏联的决心、意图、利益，甚至能力与外部环境。因而在两个案例中，声誉的影响都相对较小。从相异点来说，在第一个案例中，美苏关系从二战结束时的合作状态走向冷战的冲突状态，而在第二个案例中，美苏在赫鲁晓夫上台初期正处于高烈度的冲突状态，赫鲁晓夫试图降低冲突，似乎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最终依然迎来了证明其努力完全失败的冷战第二次高潮。从这些异同点来看，尽管通过这两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无法用来证明我们已经提出的假设，但却可以进一步探索国家间关系易于从合作走向冲突的原因，即为什么国家之间从合作（模糊）状态转向冲突状态是很容易的（冷战的爆发），而要降低冲突使其回复到合作状态则非常困难（缓和的终结）。 第四，数据来源的单向性亦会造成一定的偏差。美国决策者对苏联的判断，本身可能具备他国决策者并不具备的特征，从而影响到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如果能够有足够的材料，苏联决策者对美国的归因以及其他国家决策者的归因都能够以相同的方式纳入考察的范围，从而使理论的稳健性和可推广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美国史研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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