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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 按照现在已有的资料，商代已经有了像样的政府结构，当然这个政府所能管到的只是商王的王畿，再外面就是方国与部落联盟了。各个方国如何是它们自己的事情，例如周国，就是后来周朝的前身，政府结构与商朝就有明显的不同。因此这个所谓的商朝政府的管理只限于自己的王畿而已，其余的就扯不上了。 商代前期，屡屡迁都，这既反映了它内部贵族之间的矛盾，又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直到盘庚以后才安定下来，直到灭亡。商代的灭亡和儒家扯的那套商王无道，周王以有道伐无道没关系，纯属自己的军队主力东征，被西面的周国突击所致，即使这样，商代东征的军队返回以后和周军还是有相当的血战。即使是后来的三监之乱的平叛过程也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因此儒家的那套完全讲不通。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东西方的势力消长所致。一般认为，夏与周出自西方，而商出自东方，来自西方的共主夏在自身衰落以后被东方的商所灭亡，于是东方来的商成为天下的共主。但是西方的周逐渐发展起来，逐渐东迁，并与商发生冲突，双方的势力进退决定一些历史事件，例如文王被囚以及之前的周国君主被处死，但是随着周势力的扩展，它逐渐占有了商的中心区域，河南，的周围地域，例如山西西南部和湖北的部分地区，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三分天下有其二。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对西方不利，于是向东扩展，结果就在自己的军队主力东征的时候，王都被周军突击攻破，商王死国。 因此商代的走向就是自己军事实力与周围方国，自己强大的时候就是藩属，否则就是对手，之间的进退较量，此所谓成王败寇，与儒家所扯的道德没一毛钱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代的兴亡与后来我们在蒙古草原上看到的各部落兴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多细的走向。毕竟，你在周武帝几乎在晋阳之战中死掉和后来却又灭掉了北齐这件事上，实在是看不出谁有什么压倒优势，自然也就没什么大道理可讲。 周代 周代包括了西周与东周，二者截然不同，前者是一强独大的局面，而后者周王室迅速衰落，其所包括的年代事实上体现为春秋与战国时代。这里之所以一并讨论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着接近的轨迹，符合我们这个走向话题的需要。 周国不像商代，不再是王畿与方国之间的势力进退争斗关系，而是有着完整的统治办法。首先，王畿辽阔，地方千里，而所封的自己一方诸侯国不过是一座城及其周围地区，双方实力差距巨大，因此指挥起来毫无问题。其次，自己的各个诸侯国的君主继位需要周王的金册，否则是无效的，同时各个诸侯国的主要大臣的任免由周王做出，于是各个诸侯国实际上被周王所控制。那些非自己一方的既有地方势力，例如商人后人的国家宋国，以及其它主要国家则安排一组亲自己的诸侯国来围困、监视，一旦出现问题，周王的大军加上亲周王的诸侯国的军队将予以武力解决。以这样的方式，周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要比商代强得多。 但是这一切的基础，是周王畿实力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实力对比，一旦这个出了问题，上面的那些就全都会失效的。同时，周王对地方忠于自己的地方势力的保护义务和地方实力的不足决定了周朝中央的维持成本会很高，这点决定了它的国势走向。 西周初年，周王武力强盛，于是可以安定四方，有了所谓的成康盛世，但是随着周围敌对势力，也就是东夷西戎北狄这类地方势力，的实力增长，前面所说的周朝中央维持成本迅速上升，表现出来的就是接下来的四代中衰。为了解决维持成本所造成的财政困难问题，有了所谓的厉王暴政和随后的共和时期。宣王中兴及其衰落其实都反映了王畿的经济实力已经不足以支撑王国的成本开支，于是西戎逐步内侵，周王的王畿越来越小，实力也就越来越差。终于，幽王的一个离婚再娶产生的的政治利益版图变化，导致了前太子联合外面敌对势力的共同反叛，西周就此结束。 西周王畿实力既然逐渐衰路，相伴随的地方诸侯国实力逐渐发展，其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自然也就逐渐弱化，前面所说的那些控制手段逐渐成为虚设，王朝的分崩离析阶段到了。 西周的王畿朝廷，周王委任世卿世禄的公卿，例如周公和召公，以及后来兴起的刘公和单公，这些人各有位于王畿的采邑，加上亲信的诸侯国国君，例如郑桓公、郑武公这类来治理，王畿内部还要为历代王子分封采邑，于是朝廷能控制的地盘以及收入越来越少，实力自然也就逐步衰落了，这点决定了西周晚期乃至东周整个时期的走向。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西周王畿的衰落导致了王室的灾难和东迁，东迁以后的周王为什么不思振作而依然固我，原因其实很简单，周王依赖上面所提的这些人来治理，这些人的利益在于自己的采邑，自然不可能主动取消采邑制度，同时周王自身的实力很弱，自然也就不可能强制这些人改变采邑制度，于是只好因循守旧。这个实际上已经体现了我这个系列的主旨，过于强大的利益集团，束缚了政权的自我更新能力！ 春秋时期，五霸接连兴起，这些人的官员虽然还有采邑，但是和国君的直辖地盘相比很小，因此很难产生周王那样的问题，即使这样，晋国和楚国依然存在诸卿实力过强威逼国君的局面，这点到了战国才得到彻底解决。战国时期的各个强国，实行的都是中央集权方式，区别只在于谁最后统一天下而已。至于说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走向，那个就太细了，不适合在这个大题目里面细说，还是另开一个系列好了。 秦代 秦代作为中国第一个封建皇朝为期很短，但是作为一个周王下属的附庸乃至诸侯却为其很长，因此其走向演变很值得关注。 秦的祖先为周王养马有功，因此成为附庸，但是也仅仅是附庸而已，没有做诸侯的资格，直到平王东迁，秦襄公护卫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级别是候，所谓秦某公只是敬称，就像齐候小白为齐桓公一样。 虽然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并许以如能恢复周王畿关西旧土，全都封给秦的许诺，但那都是虚的，实际地盘要靠秦自己去争取，结果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奋斗，在牺牲了一位秦国君主的代价上，终于打败了西戎。到了秦穆公时代，终于自觉可以东向打量中原了，却又碰上了晋国的阻击。即使是晋文公即位以前的晋国混乱时代，晋国也是秦国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后面直到晋襄公，秦还是毫无办法东进，而被对手牢牢地阻遏在函谷关以西，在河西拉锯，于是只好去霸西戎。哪怕它在西北干得再成功，在中原各国看来，秦还是蛮夷。 春秋过去，战国到来，晋国三分，秦面对的是魏。魏国早期把秦国牢牢地顶在河西，后来吴起离开魏国去了楚国，而魏国由于自身地理位置的限制，四面是敌，守河西的力量削弱，这才被秦逐步夺去，于是秦国的终于有了自己的可靠边防，黄河与函谷关。 秦国的成功，靠的是两条，一条是商鞅变法，它使得秦国成为以农业为基础的军功国家，另一条则是重用客卿，原因是它自己文化落后，很难自产什么人才，于是只好进口，这两条其实也决定了秦的走向。商鞅变法的好处是奖惩分明，便于激励人才上进，缺点是过于严酷而缺乏宽松，利于酷吏而不容宽厚，不利于政策的调整，而正是这点最后导致了秦的灭亡。重用客卿使得秦可以招徕天下才智之士为己用，于是不同客卿的不同做法决定了秦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其具体反映就是是跨越别国争夺定陶来作为自己客卿的采邑，甚至为此而归还已经占据的六国土地；还是远交近攻，一心一意为国君争取实利，这个变化对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的进程快慢有着决定性影响。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应该改变政策，降低劳役的频度与实际成本。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秦国以前只是个位于西北的国家，百姓服劳役不需要走很远，因此路上时间和服劳役时间相比还算合理，后来天下一统，即使服劳役的时间没变，但是路上需要的时间却大增，于是百姓服劳役的实际成本大增而最终无法忍受。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其直接原因就是服劳役的路上因为大雨误期，而秦法严酷，误期皆死，于是被逼无奈而造反，于是天下响应，以致土崩瓦解。 秦始皇计不出此，依然北方三十万对付匈奴，南方五十万深入百越，大修长城和阿房宫又动用了无数民工，天下疲惫而没有人有效及时劝谏，终于天下大乱而土崩瓦解，究其原因就是专用法家而不知平衡，使得自身失衡，又怎么能够指望天下能得到平衡呢。因此说起来，当初商鞅变法所造成的秦国专用法家，已经奠定了后来秦国灭亡的根源。 西汉 其实说起走向来，要看两点，一个是长期王朝，一个是长期时代，前者的例子是两汉这类，后者的例子则是南北朝。前面从商到秦都没多少可写的，原因在于商的资料太少，周的资料到现在也不能说很详细，因此详细的分析基本上不可能，而秦则太短，从灭六国到自己完蛋不过十几年，走向这个东西很看时间的，否则没法弄。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着丰富的资料，同时存在足够长时间的王朝，因此可以大大地扯。 西汉初年，朝廷本质上是刘氏皇族加上军功贵族组成的联合政权，用黄老思想治国。刘氏皇族的意思是中央皇帝是刘家人，地方诸王也都是刘家人，这样实力掌握在刘家人手里，刘亭长才会安心。军功贵族的意思是三公非封侯不得任，而三公管辖九卿，下面的人员要么出身郎中一类朝廷侍卫，而这些人要么出自官僚家庭，要么出自地方举孝廉出来的人才出任的地方小吏，汉初地方豪强势力还在恢复发展期，地主阶级还没有掌握举孝廉的机会，于是军功贵族控制了官僚集团，相权强大。用黄老思想治国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政府对地方势力的发展放任自流，而且尽量不耗费人力，这样虽然对恢复地方经济有利，但是代价是对控制地方势力不利。 从刘太祖到汉景帝，虽然按照惯例用上面所述的这三条，但是也逐渐有所变化，主要反映在皇权对军功贵族所掌握的相权的压制，例子就是周勃、周亚夫父子的遭遇。同时，刘家人的天下也在出问题，反映在虽然汉初诸王与刘亭长关系很近，而且地方实力不足，但是随着几十年的恢复与发展，地方实力颇有发展，而诸王与皇帝的亲缘关系越来越远，于是七王之乱也就不可避免，前面三大支柱的两个出了问题，不得不改变了。这是第一个走向变化。 汉武帝早期，受制于太皇太后倾向于黄老的抑制，依旧实行黄老那套，但是社会现实的变化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决定了其不可能长久。于是太皇太后一死，局势随即变化。 首先用内朝压制外朝，大将军、录尚书事成为内朝首领，外朝的丞相成为执行内朝决策的执行官员，外朝的大司马要兼任内朝的大将军才有实权，否则只是摆设。 其次改变以前的先封侯后拜相，而无军功不得封侯的惯例，对无军功者直接封侯然后拜相，从而把朝廷行政首脑的决定权从军功贵族手里夺了回来。同时为了实现朝廷对人才的需要，废弃了汉初的不重用儒生政策，而是独尊儒术。而儒家分子也积极与政府合流，成为皇家奴仆，这点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 第三不再用黄老的无为而治，而是积极政府干预。这表现为两点，一个是积极压制地方势力，强制迁徙地方豪强到长安附近以加强控制，同时以此来平衡土地兼并问题，一个是为了满足朝廷各项政策所导致的开支需要，而积极干预经济以增加收入，具体来说就是盐铁专卖。 以上三点是汉武帝朝的主要走向变化，其主流就是皇权的无限加强和政府积极干预地方以及经济。虽然汉武帝末年有轮台悔过，但是那只是停止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和强调农桑，而非改变以上三点。 汉武帝死，汉昭帝继位，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霍光秉政直到宣帝初年。武帝的政策得到继续。 霍光死，宣帝亲政，虽然继续了武帝、霍光的政策，但是开始杀名臣、用宦官，东汉时期的用宦官事实上滥觞于此。同时随着从武帝到宣帝几十年的重用儒生，儒生对朝廷的影响越来越大，虽然宣帝坚持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兼以霸王道杂之的政策，但是他本质上是外儒内法的路数，黄老只是说辞而已了，本质上是循名责实、物理其本。同时宣帝朝压制内朝而尊重丞相，使得丞相均得以善终，并且形成以御史大夫接任丞相的惯例，使得政治平稳，于是宣帝朝的政治被东汉人评为西汉政治的典范。 宣帝死，元帝继位，儒生势力几十年的发展至此再也没有得到抑制，于是元帝完全用儒生，放弃了汉代之前的宣帝所宣称的那套，同时儒生与地主势力的结合，使得元帝也放弃了西汉坚持了一百多年的抑制豪强政策，于是土地兼并迅速严重化，流民问题成为不可解决的严重问题，这是汉代政府走向的又一次变化，于是衰于元成、坏于哀平这条西汉灭亡轨道正式浮出水面。 为什么土地兼并严重化会导致流民问题成为不可解决的严重问题，是因为西汉庶民要做三件事，田租、劳役与缴纳物资，也就是后世的租庸调。田租在汉初为十五税一，文帝朝改成三十税一，并从此成为定制，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劳役却是要以家产为基础的，一旦拥有的土地数量减少甚至没有土地，也就很难积攒起足够的家财来服劳役而不导致破产，那就只能逃亡，于是流民问题就严重化了。本来汉武帝朝已经出现流民问题，但是轮台悔过以后，昭帝宣帝时期抑制兼并发展农桑还能缓解这个问题，到了元帝时期，儒生与地主豪强的结合，以及元帝专用儒生并因此放弃抑制兼并政策，使得再也没有能力缓解这个问题，于是局面就不可收拾了。换句话说就是，儒生与地方豪强的结合，与其控制了官僚集团，使得它成为控制政府的唯一强大的利益集团，并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国家生产的空间，这点决定了一切。 因此从头到尾，从汉初的无为之治到汉武帝乃至汉宣帝时期的政府积极干预乃至控制，再到汉元帝时期的一家独大，这个走向变化决定了一切。 假使汉元帝及其以后三代皇帝是像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局面还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是难度会越来越大，因为汉武帝时期是多个利益集团并存，皇帝可以借力打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到了成帝及其以后，这个空间基本上不存在了，因为儒生与地方豪强的结合已经成熟，以前的军功贵族集团已经消失，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外戚之间的争斗借力打力，实现抑制豪强的政策，但是这几位皇帝没兴趣抑制豪强，而只是照顾自己的奶奶家人和母亲家人，那就不可能解决问题而只会等死。 王莽的改制本质上是为了解决社会危机，但是他的政策完全不对，他本身被儒生所包围，自身又迷信儒生宣扬的那套，那就不可能解决问题，于是最后他要解决西汉的问题，却弄出了人心思汉的笑话，后人还能说什么呢。有人可能会问到了王莽时期有没有可能解决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需要的是雍正这样的皇帝而不是王莽这样的书生。虽然说一切事在人为，但是人的作为要对路，否则是没希望的。 因此西汉的问题，肇始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确定于元帝的专用儒生和放弃抑制兼并政策，而不可逆转于后面几代皇帝的昏庸无能，以及王莽政策的不对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模式直到明代也是一样成立的。 以皇帝的专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利益集团，使之不至于危害国家的生存，但是这需要皇帝本身要有足够的才略与运气，例如寿命和经济之类的。一旦这点出了问题，利益集团的一强独大早晚会毁了国家，这点从西汉到明代概莫能外！ 有人可能会问，民主有无可能解决问题，回答是很难，或者干脆说基本上不可能，因为目前的民主政治其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因此金权的威胁是无法避免的，一旦这点成为严重问题，民主政治也就成为样子货，古罗马共和国的经历就是例子，当然其问题不是金权而是军权，但是本质上那是一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权决定了一切。 东汉 东汉除了和西汉一样始于同一个始祖，刘亭长，以外，基本上没多少共同点。 西汉初年是刘氏皇族与军功贵族集团组成的联合政权，后来则演变成外戚与儒生和地方豪强结合的联合集团，并由于儒生和地方豪强结合的联合集团所导致的流民问题与王莽的错误对策而结束，这里把新莽看成是西汉的末尾，尽管在事实上不是，但是在社会以及经济上则说得通。 东汉在一开始就是刘氏皇族与儒生和地方豪强的联合政权，虽然刘秀时期曾经试图过抑制豪强，但是在地方豪强不惜以武力抗争的局面下不得不偃旗息鼓，从此，东汉一代再也没做过。于是东汉从一开始就是西汉元帝时期的样子，根本没有之前从太祖到宣帝时期的对应时期，这是东汉走向的第一个特点。抑制豪强的努力，而是任凭豪强疯狂兼并土地 西汉从武帝朝开始用内朝压制外朝，也就是以内朝的尚书之类近臣来压制外朝的丞相，但是基础是武帝的雄才大略，后来昭帝时期霍光专权，宣帝时期又恢复了西汉前期丞相有权的时代，元帝及其以后也没用内朝压制外朝，而是用外戚。东汉则不同，刘秀用内朝压制外朝，外朝的三公成为样子货，但是内朝诸官的问题在于品秩低，不仅远远达不到三公的万石，连九卿的两千石都不如，品秩只有六百石，权势全靠皇帝在背后撑腰，自身完全缺乏长期为官所养成的素质与威望，因此皇帝能力强的时候没事，一旦出现皇帝幼弱或者无能的局面，内朝的弊端就全出来了，症状就是压不住场子，很容易被强者操纵，这是东汉走向的第二个特点。 东汉诸帝，从和帝以后，频繁出现皇帝短命，幼主继位的局面。皇帝年幼而无法执政，于是太后垂帘则成为必须；太后年少，不便接见群臣，于是太后的兄长作为大将军执政则成为常态，于是东汉一代频见外戚专权的局面。皇帝逐渐长大，不满于大权为外戚所控制，外朝又成为样子货，实际运作靠内朝，而内朝诸官又缺乏历练和威望，于是只能依靠宦官，发动政变来夺回政权。大功既成，参与诸宦官自然成为功臣而参与朝政，于是朝廷又转为宦官专权，因此东汉一代从和帝以后频见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外臣必须依附于外戚或者宦官才能得以生存成为常态，朝廷没有可以依靠的不同的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而只能要么依靠外戚、要么依靠宦官，朝廷的动荡也就不可避免，这是东汉走向的第三个特点。 从西汉初年开始，从社会选拔人才靠的是举孝廉、文学、方正、直言极谏这类手段，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六经逐渐成为获得举荐的重要途径，五经博士各有学术地盘，朝廷大臣厚今文尚书而薄古文尚书也就成为正常选择，于是地方大族以学术、孝廉控制人才举荐成为社会问题直到东汉而愈演愈烈，杨氏、袁氏、荀氏、陈氏名重四方，朝廷大小官吏举荐结党营私而对抗朝廷，此后来党锢之祸的原因之一。这是东汉走向的第四个特点。东汉末年曹操的唯才是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名士垄断人才举荐局面的一种反抗，而到了他儿子曹丕时期也不得不与之合流，陈群的九品中正制不是凭空来的，魏晋清谈不是白来的，后来的石勒指责王衍的话是对这个时期的最佳评价！ 东汉初年，州郡依照西汉旧例有州郡兵，但是现实中则被地方豪强所掌握，刘秀不愿这种局面的出现，于是下诏取消州郡兵的操练，在事实上取消了州郡兵。于是黄巾乱起，朝廷在地方没有地方军队可用，不得不允许豪强起兵共同镇压黄巾军，酿成了后来军阀割据的局面，这是东汉走向的第五个特点。 西汉武帝朝开始的刺史制度，刺史不在地方常驻，而是每年定期巡视所监察地区，发现问题不是自己处理，而是上报朝廷由三公九卿集体处理。自己不常住地方以避免与地方勾结，不直接处理以保持监察官员的位置，这是理想的方式。东汉的刺史则由原来的定期巡视地方改为常驻地方，于是逐渐与地方事务发生关系，逐步演变成行政官员，于是朝廷对地方不再有独立的监察官员，监察职能消失，这是东汉走向的第六个特点。 一个政权，内部没有稳定的官僚机制，没有可以依靠的不同的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内朝品秩低而权重，外朝品秩高而无权，皇帝幼弱不理事务，要么依靠外戚、要么依靠宦官，朝廷的动荡不已；不抑制豪强，而是任凭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官吏的选择被地方大户所垄断；地方没有可用的常备军；监察系统逐渐失去作用。这样一个王朝，还能存在将近两百年，运气真好。 两汉总结 通过前面对两汉各自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权的兴盛需要以下几点： 一。君权或者作为君权代理之相权的强有力存在，没有这一点就无法有效地驾驭群臣、控制政府，以实现对国家有利而不仅仅是对某些臣子有利的政策。这里君主可以亲自执政，例如汉武帝，或者通过丞相来实现自己的意志，例如西汉从太祖乃至文帝、景帝、宣帝诸朝。 二。假使君权由于君主年幼而无法有效实行，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前代君主指定代理大臣，例如汉武帝、汉昭帝的例子。霍光虽然属于外戚，但是早先的卫氏、霍氏早已经衰落，霍光是靠着自己的谨慎小心而得到这个位置的，其外孙女后来嫁给汉昭帝是后来的事情，不能解释为其靠着作为外戚而上位。其次则是由外戚执政，这点在两汉很盛行，从西汉的吕后开始，直到东汉的何皇后。这样做的好处是外戚是皇帝的近亲，对皇帝比较有利，但是缺点是很难把握外戚的政治素质，像东汉邓皇后那样的很难得，多数都属于政治素质低下之辈。同时，如果外戚掌握了军权并长期执政的话，是可以篡位成功的，王莽就是例子。 三。权力的基本特点是独占，因此君主以近臣抑制朝臣成为正常而反复发生的情况，西汉开始了尚书，东汉则开始了尚书台，后面各朝还依次发生中书省、门下省依次递进的局面，直到两宋形成中书门下省而完事，而后面的明清则干脆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于是彻底结束了这个递进过程。这其实也是美国政治中总统直接领导国务院的体现，美国的国务院首脑应该是国务卿，但是其主要作用只是总统自身需要时期的代理，而非固定代理，一旦总统需要，是可以直接掌握的。因此这点并非问题。两汉的问题在于品秩倒置，于是在皇帝强有力的时代，例如汉武帝时期，并不是问题，而一旦皇帝幼弱，例如东汉和帝以后诸帝时期，那就是大问题了，其核心在于权力与能力经验的协调问题。协调得好的话。可以是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否则那就是东汉中后期历次皇太后兄长主政那样的乱象。 四。任何社会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政府官员的选择，就需要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构成及其比例，以保证政府的平衡，否则一旦政府的官僚集团为某个利益集团所垄断，政府就会失去自身的平衡能力，而只能只为该利益集团的利益服务，眼睁睁看着国家完蛋而无可奈何。西汉中前期，官吏多数来自军功集团、地方贤人而非地主、儒生集团，因此来源多样化不是问题。在汉武帝亲政以后，放弃了以前的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独尊儒术，但是积极打击豪强，因此还不存在地主与儒生合流问题。后来到了宣帝、元帝时期，逐渐重用而且独用儒生，同时元帝放弃了传统的打击豪强政策，于是地主与儒生合流并垄断官僚集团成为现实，加上其后的几位皇帝能力不足而外戚王氏专权、王莽上位，而王莽又尊崇儒术，于是国家只能走向衰亡。 五。理论上，儒生熟悉儒家经典，其政治素质以及道德水准会比较高，但是现实中能做到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以此进身而已。真正做起来，与其它出身的官吏并没有多大区别。两汉从武帝朝开始独尊儒术，于是六经成为重要学术，儒生豪门因此出现，并成为学术以及官吏选择方面的豪强，东汉的政朝，例如党锢之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皇权对此的反击。考虑到两宋以及明代儒生集团的表现，我实在是很怀疑东汉的那些君子们到底如何。真要是那么好的话，曹操的唯才是举也就是多余的了。 六。经济上，两汉实行的是租庸调那一套，政府以此来保证自己的动员能力，因此在达到宋代劳役商品化以前，维护小农经济使其不至于破产是至关重要的。两汉在元帝朝以前坚持打击豪强政策，之后则放弃了这点，其社会动员能力，例如西汉的抗击匈奴和东汉的平定羌乱，以及社会稳定能力都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点意味着理论上的豪强兼并土地能提高运作效率，因此对朝廷有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原因在于豪强兼并受益者是豪强而非朝廷，人人奉公守法只是理想而非现实，为政之道讲求的是可行的方案而非理论上完美的方案。 七。有效的监察制度是发现问题并有效解决之的重要方法。这点，刺史一职的实际职责变迁很说明问题。 坦率地讲，两汉作为中国皇朝的早期阶段，在对军权的把握与政府结构的合理性方面存在很多认识上的不足，因此需要皇帝或者皇帝代理的强有力存在，否则就会出现局面失控问题，和后世，例如宋明，相比，显得还很幼稚。这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过程，就是文官集团的成熟与独大过程，也是中国从富有活力到死气沉沉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这个系列的目的之所在，那就是试图找出一个平衡点来，而不是严重依赖强有力领袖的出现。 有人可能会说，那现在西方民主社会不是挺好的嘛，没有强有力领袖的出现，大家过得也不错。理论上的确如此，但是现实中现在的世界是美国一强独大对西方各个民主国家实行相当控制前提下的和平局面，一旦美国衰落到一定程度，各国必须自己顾自己，那么当年二战之前英法民主政权的悲剧将会重演。我说的不是民主死亡，而是法国那样的误事。 三国 三国各自是独立国家，应该分开谈的，但是由于它们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从曹丕建立曹魏到西晋灭亡东吴，前后不过六十年而已，从走向演变来说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些，因此还是放在一起说吧，免得弄出三篇很短的东西来。 曹魏继承了东汉晚期的政治结构，同时也正式承认了豪强对国家政权的影响，这就是九品中正制。按照这个制度，国家选拔人才要听从州郡中正的意见，人才的选拔权不再归于吏部而归于地方中正，吏部只剩下使用权了，而高级官员的使用权还不是吏部能说了算的，要由高官评议，而高官多是豪强大姓，结果可想而知，于是吏部就剩下中下级官吏的使用权了。当然这个演变是有一定过程的，曹魏初期还好一些，到西晋时期才最后完成，于是王衍被石勒所数落也就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邓艾只能出自于军队，而钟会则出自于豪强大户。即使钟会后来因为造反被杀，其亲戚，例如羊佑，一样没事，因为大族高层互相联姻，蛛网密结；而邓艾一旦出事，其家族则被彻底处理，这就是豪门与寒门的区别。邓艾这样凭借自己能力爬上来的尚且如此，那些普通的军户、屯田户命运可想而知，加上朝廷内部严酷的派系斗争，于是淮南三叛不发生倒是怪事。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是否应该重用宗室的争议。西汉初年重用宗室为诸侯王，于是有了吴楚七国之乱，其后经过景帝、武帝两朝的严酷打击，宗室不再有政治特权而只享有经济利益，这点直到东汉末年也没有改变。曹丕能够继承曹操的地位，是经过一番与其兄弟曹植的争斗的，可以说赢得比较险，因此继位并且建立曹魏以后继续了两汉防范宗室政策，对自己诸位兄弟的防范可以说到了极为猜忌的地步，因此曹魏一代不存在宗室势力过大威胁皇权问题。以当时文武官员分流与地位差别基本不大的局面，朝廷的稳定需要两点之一，要么存在强有力的君主来控制局面，要么存在一群有能力而且互相平衡的高官，否则很容易出现军权被某个高官所掌握而架空皇权的局面。假使宗室有权的话，如果出现了前面所说的情况，还有可能只不过是宗室篡位问题，就像南朝屡屡出现的局面，但是曹魏没有强大的宗室，于是这果实就只能落在外姓大臣手里。曹魏的开始两位君主都短命，而用来平衡的官员又不给力，加上九品中正制所导致的高官层缺乏强有力的官员群平衡，于是我们看到了高平陵之变，后面的事情就很简单了，那十几年不过是逐步的清洗、演变而已，皇帝虽然还姓曹，掌权者却姓司马，缺的只是逐步名实相副罢了，臣子能说的不过是“高贵乡公何在”这样的话而已。 蜀汉与曹魏完全不同，有惩于东汉的豪强大户危害皇权问题，蜀汉始终实行抑制豪强政策，这点与西汉元帝朝以前完全一样。同时，朝廷内高层一直存在有能力而互相平衡一群高官，因此虽然有四贤相先后执政，但是始终没有出现曹魏那样权臣势逼皇权的局面，相反，皇权却在逐步扩大，这点可以从诸葛亮为丞相，蒋琬为大司马大将军，费祎为大将军，后升为大司马，而姜维则只是大将军看出来。有人可能会是诸葛亮执政时期，后主基本上只是傀儡，但是那是刘备授权下的情况，与西汉霍光先后辅政汉昭帝、汉宣帝例子相同，不能说汉宣帝就是傀儡。蜀汉灭亡以后，魏人对蜀汉的评价是百官皆为俊杰，这就是人才选拔制度不同的结果。晚期虽然有黄浩乱政问题，但是朝政比起曹魏以及东吴还是要强多了，至少没有宫廷政变和大杀群臣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蜀汉政权存在荆州系人士压制益州系人士问题，但是我觉得就蜀汉政权所用人才的出身比例，以及荆州和益州所出产人才的数量对比，压制一说应该不成立。 蜀汉的灭亡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姜维好大喜功，想一口吃个胖子，改变了汉中的防御策略，加上他被排挤离开汉中，导致了汉中的迅速失守；再一个就是诸葛瞻对策错误，一心想歼灭邓艾的孤军建立大功，好取代姜维的位置，结果则是大败，成都没有多少军队可以用来防守，于是只好投降。 三国灭亡，蜀汉最冤。 东吴是中国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第一个在江南建立中央承认政权的。建立政权的孙策以及其弟孙权在江东属于外来户，因此存在一个对江东土著从压制、杀戮到合流的过程。以江东的社会进化程度，部曲制度成为江东政权的显著特色，于是政权就成了孙氏皇族与地方豪强以部曲为实力基础的联合政权。大臣武将，父亲死了，其部曲由其儿子继承，这点不仅是陆逊开始的陆家存在，在其它主要家族也一样存在。兵归将有，家族势力，以这样的特色，假使这个政权能够存在比较长的时期，不发生内战的概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同时以江南的开发程度，东吴政权地盘看起来广大，但是实际核心不过荆州与扬州两个各自不大的区域而已，其余的地广人稀用处不大，这种情况在六朝一直存在，直到梁陈才逐步得以改变。以这样的局面，东吴存在期间却没有发生荆州与扬州之间的内战，而这样的事情在南朝三朝多次发生，东吴的控制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如此，东吴的政治评价在三国当中应该是最差的，它既没有蜀汉那样的抑制豪强，中央独强局面，也没有曹魏那样中央控制军队，群臣经术不错的成就，而是一个中央直辖军队与诸将部曲的混合体。其末期在北方西晋大举进攻的局面下，东吴虽然有州郡兵二十多万，朝廷却只能派出三万精兵来渡江抗击，结果一败就不可收拾这件事看出端倪。 结论，三国政治演变，蜀汉的最值得称道；曹魏的九品中正制虽然因为后来西晋统一了中国而成为主流，却是后来祸害南北朝各朝的祸根；至于东吴的那些，不值一提。 两晋 两晋在政治上是东汉乃至曹魏的自然延伸，这不仅体现在九品中正制的演进上，也同样体现了内外朝体制的演变，是从西汉三公九卿制度到隋唐三省六部制度转变的重要一环，另外，它还是世族从兴起到衰落的转折过程，虽然其最后消失在南方要等到梁末陈初，而在北方则要等到北魏末期，甚至可以推迟到唐末，而且还有人争议在南朝世族还有很大的势力。当然，这里的关键是世族的定义是什么，狭义与广义之间可以有着很大的伸缩空间。 从西汉武帝朝开始的独尊儒术导致了经术越来越重要，以经术入仕成为很多人的出身，于是五经博士各有门第，不能擅有变更而逐步僵化，地方大族以经术为基础形成学阀，以此与两汉的察举制相结合，形成了地方士人乃至朝廷官吏的派系化而势逼朝廷，这是东汉晚期两次党锢之祸的原因之一。经过东汉将近两百年的演变，以此形成了一批世族大户，这些人家挟学术与家族经济势力，互相连结，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能够使得即使雄才大略的曹操也不得不与之妥协，唯才是举的口号在某种意义上是曹操面对现实不得不采取的折中办法，以求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随着东汉末期乃至曹魏政权的稳定化，九品中正制也就成为必然的产物而出现。其目的是承认世族的强大以及对官吏选举的影响力，将其纳入体制范畴，但是很快，到了曹魏末年以及西晋初年，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其弊端，那就是操纵选举，控制阶层，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使得吏部没有官吏的选举权，只剩下对官吏的使用权，而这点还要受到高官世族的影响，完全不利于朝廷选拔人才，要求废除这种制度。但是西晋武帝不想得罪西晋存在的政治基础，世族大户联盟，因此也就不可能采用这种建议。同时魏晋清谈的无限制蔓延与世族大户的轻易可做高官相结合，使得朝廷上层充满了崇尚空谈的人物，而缺乏实干人士，其弊端在武帝死后的混乱中迅速体现出来。 西晋的灭亡，根源于八王之乱所导致的五胡乱华，八王之乱的结果，是形成了东海王一派以及与之对立的另外一派，前者在东海王死后奉琅琊王过江建立东晋政权，其与对立派的因果演变在石赵灭亡以前的南北关系中决定了什么叫做汉贼不两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是汉还是贼，完全看当年的立场站队，与是汉还是胡没关系。 建立于江南的东晋政权，其皇权比当年的西晋政权还要衰落，原因就在于建立东晋的军事实力掌握在世族手里，这是王与马共天下的由来与根本原因。后来随着王敦的失败，琅琊王氏控制朝廷的局面一去不复返，随之先后出现了庾氏、桓氏与谢氏当政的局面。但是庾氏属于外戚，目的在于借助皇权压制世族；桓氏属于后起低端世族，以军功出头；而谢氏则始终没有达到王氏和桓氏的威势地位，其原因在于人才不足和内部制约。于是世族的顶峰状态在谢氏凋谢以后终于彻底过去，后世的世族虽然依然对朝政有一定影响，但是已经远远无法与这四大家族相比。南朝各朝，乃至隋唐，世族虽然还有一定的势力，但是只限于保护家族和维护家族在朝廷的世代出高官状态，而一旦后者无法做到，则逐渐消失就是下一步的了，其作用与地位远远无法与两晋时期相比。 从西汉武帝朝开始的内朝，本质上是皇帝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利用地位低微的小臣来剥夺地位崇高的大臣的权势地位。东汉初年，尚书台成为实际的权力中心，以前的三公不过是备位而已，地位崇高而没有实权。等到了曹魏末期乃至西晋初年，中书省成为了新的权力中心，尚书省则逐步沦落为决定的执行者。这个区别之如此重要，以至于长期担任中书监的荀勖在改任尚书令以后，悲叹自己失势，被别人排挤离开了凤凰池。中书省之外还有几个省，例如门下、秘书、集书、散骑等，主要用来安置世族出身的清高之士，其中的门下省以后会地位高升，但是秘书、集书、散骑等省则逐渐消失，因为那几个原本是皇帝文学侍从的部门，在不需要继续用来安置世族出身的清高之士的情况下，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南朝四朝的演化过程就是这些省的消失过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西汉武帝朝的局面，内廷决定，外朝奉命执行甚至丞相难得善终，在南朝没那么难看，而是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并重，其原因在于三省多是世族重臣来担任长官，同时皇帝很少有西汉武帝那样严酷的君主出现，这个局面的演化就是后来隋唐的三省长官并为宰相群局面的出现。 九品中正制的最后消亡，要得到梁末陈初了，这个到时候再说。 总结起来就是，九品中正制的出现，是继承了肇始于西汉武帝朝，成熟于东汉的学阀与世族大户结合所形成的地方豪强集团势逼朝廷，其根源在于三点，一个是学术门户化所导致的资源寡头状态，一个是学习资料昂贵所导致的成本高企，一个是两汉的察举制所导致的徇私化与门户化。假使曹魏时期朝廷能够强有力一些，像西汉中前期那样不遗余力地抑制豪强的话，是完全有可能不走到这一步的，而这个变化对中国后世的局面演变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由此可见强有力的君主是否存在对历史演变的影响有多大。后世之所以不再有九品中正制，是因为三个因素，学术门户化的丧失使得寡头不再成为可能，从东汉乃至宋代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学习资料成本大幅度降低，同时科举制使得徇私化与门户化变得困难得多。 至于三公九卿制度转变为三省六部制度，则不过是皇帝专权下权力代理转换的游戏过程之一罢了。 南朝 中国的文化是延续的，中国的历史演变也是延续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其意思是它是分阶段成立的，第一个阶段是到南陈结束，第二个阶段是南宋灭亡，而第三个则是晚清时期乃至清末。鉴于这个系列是分段式的，这里只涉及第一个阶段，其余的到时候再说。 上篇所讲的两晋演变，刻意只突出了士族与九品中正制的兴衰，其目的在于集中阐述。但是东晋一朝的政治演变，不能离开实力分布的变化，因为中国的皇朝本质上是以军权为资本的私企，军权的转移往往意味着王朝的更替，尽管这需要时间。东晋开始时期，军权掌握在南下北方士族和流民帅手里，这是前后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的根源，后来桓温之所以能势压朝廷，也是靠着他手里有一支能北伐获胜的军队，哪怕其北伐的结果是虎头蛇尾也一样。继之而起的谢氏受制于内外势力的约束和自身人才的匮乏，没能实现之前王氏与桓氏的威势，相反，却被孝武帝利用士族人才匮乏的机会逐步逼退，孝武帝逐渐实现了士族为皇权服务而非皇权只是士族群体旗帜的局面，从而形成了东晋一朝难得一见的皇帝有实权时期。但是随着孝武帝逐渐昏庸而司马道子乱政所引起内乱的出现，北府军势力逐渐在内乱中成为朝廷重心之一。之后虽然有着桓玄的短期成功，但是北府军出身的刘裕集团最终还是取得了朝廷的控制权，于是东晋一朝的三个阶段，士族控制、皇帝实权和军人专政，的最后阶段到了。随着刘裕逐渐消灭了内部的不同对抗势力，并在北伐中建立威望，东晋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于是南朝就此开始。 南朝与东晋的区别在于，东晋是士族共和以及失衡所导致的军人崛起，而南朝则始终是军人为主、士族为辅的局面，尽管它体现为皇子出镇地方要害（前三朝）和士族依然出任各州刺史，但是实权逐渐脱离于士族而归于皇权控制下的寒族则是不争之大趋势。这个演变意味着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不存在实力共和的长期稳定空间，而只能返回到一强独大的皇权政治，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军权为资本的私企才是稳定态。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形态比政治理论上完美的形态更有生命力。 下面依次论述南朝四朝的政治演变。 刘裕以北府军起家，结合士族中愿意与之合作的部分而诛锄异己，建立刘宋政权。尽管刘裕依然重用士族，但是地方实权则掌握在诸位皇子手中，尽管由于其皇子年幼，实权掌握在诸王长史手中，但是随着皇子年龄的增长，皇子直接掌权则是肯定无疑的，这是后来刘义恭起兵的根源。当然，朝廷的大权则掌握在皇帝手中。以这样的模式，士族只是皇权的辅助而非皇权的代表，例如东晋前期那样。同时，为了制衡士族的相权，皇帝先是使用皇弟为相（刘义康），而后使用群相以便分散其势力，并且开始重用寒族（例如沈庆之）以制约士族势力。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所杀，孝武帝夺得帝位，开创了地方皇子以武力夺取帝位的先河，于是皇帝对皇族掌握地方实权的猜忌就此开始，对宗室的压制（通过典鉴）乃至屠杀也因此开始，尽管孝武帝朝做得还比较节制一些，到了明帝朝则彻底没有节制了，于是典签成为地方的实权人物，地方的皇族乃至士族高官不得不听命于典鉴这个品秩远低于他们但是却为皇帝所亲近人物的约束。虽然典签权倾一时，但是只是皇帝的鹰犬而已。刘宋的持续内乱给了萧道成机会，军权易手，而中国的皇权是以军权为资本的私企，于是禅让游戏开始，刘宋结束而萧齐上台。在这六十年里面，士族只是看客而已，并非他们不任高官，但是能力有限而只能明哲保身，例如袁桀与褚渊。 萧道成的能力与见识都很有限，其之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刘宋宗室的持续内乱使其得以掌握军权的缘故。因此他上台以后反复教育自己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齐武帝，不要宗室相残以免江山易手。但是萧齐依然是皇族宗室以军权镇守四方，皇权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皇帝不可能不猜忌地方宗室，于是齐武帝依然以猜忌杀了皇弟，开始了萧齐宗室相残的先河，虽然很有限。等到了齐明帝以夺位上台，滥杀宗室的游戏再次开始。刘宋一代，宗室相残还是文帝、孝武帝和明帝三代的事情，而萧齐则集中在明帝一人时期，在宗室相残的浪潮中，萧衍以宗室远支的身份起兵并夺取政权，于是萧齐变成了萧梁。萧齐前后二十三年，对士族继续猜忌与利用并举，一方面给予王氏、谢氏以高位，一方面大力扶植寒族。于是王俭、王敬则同日得任高官，王俭自嘲这真是老子与韩非同传，因为王俭出自琅琊王氏，而王敬则的母亲则是女巫，二者出身天差地别。萧齐时期，三公能有寒族，这在之前的两晋乃至刘宋都是不可想象的。萧齐不仅军权重用王敬则这样的寒族，同时内政也是一方面推崇士族，一方面实权交给寒族，结果王俭叹气，我的官位虽高，权力哪里比得上茹法珍，而茹法珍的官位只是中书舍人，那只是中书省的官员和王俭的官位差远了，但是亲近皇帝。同时，萧齐继续用典鉴制度来监视、约束地方皇族与士族高官。 萧衍得位，萧梁成立。萧衍的政治才能远高于萧道成，有鉴于东晋权归士族而皇帝无权，和宋、齐两代的权归皇帝与皇族而士族无权，以及前两代重用寒族以压制士族的情况，同时典鉴欺凌皇族与高官，他认为这都太偏颇了，他要解决好皇帝、士族与寒族的关系。于是一方面他要士族得任高官而心情舒畅，一方面寒族有才之士能有机会出头，同时取消典签而依然以皇子镇守四方。结果就是官位不足需求而滥设官位，州的数量从开始的二十几个猛增到一百多，郡的数量也是猛增，最后弄得一个州下辖平均不到两个郡，而一个郡下辖平均不到两个县，地盘却没有什么增加。其结果就是官员的数量大增，而百姓的负担极重。随着士族的逐渐腐朽，寒族的地位逐渐上升，朱异为武帝所信重而权倾内外二十多年，萧梁一代的士族基本上只是看客而已。萧道成认为前朝宗室相残不好，他改为无限制的宽容宗室，于是宗室谋反居然可以没事。昭明太子去世，梁武帝没有用他的长子为皇太孙，而是用其兄弟为太子，于是诸位皇子都为此不平，认为自己也有继承权，种下了后来内乱的根源。梁武帝末年，决策失误，侯景之乱开始。首都建康被围，地方援军到达者二十多万，实力远超侯景，但是都不肯努力解围，而是等着京城失守，皇帝完蛋好自己夺位。梁武帝死，萧纲继位而为傀儡，外面梁元帝则先后安定了长江中游地区，并东征消灭了侯景。虽然如此，其自身留守江陵的实力不多，因此长江下游的王僧辩、陈霸先逐渐自成势力。梁元帝被北周包围，求救于下游，王僧辩居然拖拉不动，重演了当年梁武帝末年的局面，这就是实力失衡的结果。梁元帝死，虽然王僧辩、陈霸先以萧方智为太宰继承梁的祭祀，但是夺位的斗争已经开始，最后陈霸先获胜，萧梁结束，南陈开始。 当齐、梁之世，朝廷为了从寒族中选拔人才，开始了自己的科举化进程，尽管萧齐的某些举措还有些不切实际，而萧梁则有相当的进步，后来隋代的科举制度并非横空出世。 陈武帝初起的时候，因为自己出身寒微，而在短期内推崇士族，但是一旦稳定下来，南陈则继续了前代重用寒族的传统，于是士族逐渐没落而寒族兴起的进程得以继续。南陈皇族很小，因此没有像前朝那样以皇族镇守四方，于是也就不再有前朝那样的中央与地方的皇族内战。 总结起来就是，从士族当权到寒族兴起，有一个皇族当权并且镇守四方的阶段，其目的在于压制士族以避免东晋士族欺凌皇室局面的重现，同时为寒族兴起争取时间。为了制约地方皇族的势力，典鉴制度得以实行（刘宋、萧齐）。一旦寒族兴起完成，有鉴于前朝的宗室相残，皇族不再镇守四方（陈朝），于是后世所见的寒族出身官员成为国家官僚集团主体成为正常，尽管它还需要从隋唐到北宋几百年的变迁。但是无论如何，东晋的士族与南朝、隋唐的士族，其实力与作用都不可同日而语则是不容置疑的。 这篇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中国历史上虽然是最终北朝战胜了南朝，但是文化与政治制度却是北朝接受了南朝的进步。下一篇北朝，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传统是如何回归与演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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