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代汉语中，夹杂着不少由日本引入的词汇，比如干部、宗教、权利等等。但同样有许多让人误以为是日本人原创（尤其是受日漫影响）的词汇，其实早就被我们的老祖宗注册了著作版权，比如风林火山（《孙子兵法·军争第七》）、临兵斗者（《抱朴子·内篇·登涉卷第十七》）什么的；比如曾给许多兄台当过老婆的新垣结衣的那个“新垣”，就是个标准的汉姓，战国时就有个魏国将军叫新垣衍，曾跟“名嘴”鲁仲连搞过辩论；再比如二战时小鬼子最喜欢搞无脑冲锋，还将其命名曰“猪突战术”，其实这个名字也是从中国古书中扒出来的：
所谓猪突豨勇，喻指士兵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猪、豨同指野猪）。王莽拿囚犯奴隶当炮灰使唤，自然不好叫狮子老虎啥的，否则正规军又该起个啥名？而在日本则不同，野猪几乎就是那旮旯最厉害的野兽了，地位跟咱们这边的老虎差不多，所以说谁是猪可不是在骂人（家猪在日本称为“豚”），而是夸奖对方勇敢。 于是乎在王莽手里当作消耗品的杂兵，在海对面反倒成了精锐的代名词。 而发明出个猪突豨勇，不过是老王无意间的闲来之笔。真正让他在意的发明创造可是多了去了，然后就把自家的江山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最终大新朝还没挺过第15个年头就完蛋了，王莽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而且他的脑袋瓜子被刘秀收藏于府库，历朝皇帝还动不动就拿出来把玩一二，以吓唬那些不甘人下的野心家。 直到西晋永康五年（公元295年）洛阳武库遭遇大火，王莽的头颅才被烧成灰烬，从此在世间消去了最后的痕迹。 但人死了，却不妨碍后人继续骂他，而且一口气骂了近两千年。尤其是在儒生口中，王莽“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第六十九下》），简直是堪称与始皇帝并列的史上最大的昏暴之君。
在我看来，儒生的最不要脸之处，莫过于此。 王莽确实有该骂之处，但无论谁骂都有理，唯独儒生没这个资格。 01在王莽死去近800年后，唐朝诗人白居易写下了《放言》组诗五首，其中之三就拿老王跟周公做了个精彩的对比，遂脍炙人口到了流传千古的地步：
但这个比较，真的公平吗？
西汉自元成以后，那日子过得就跟老太太过年似的。而跟这个王朝命运攸关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们非但没有警醒振作，反倒不停的给这口即将鼎沸的热锅底下添火加柴——皇帝不是沉迷于泡妞就是醉心于搞基，就是不干正事。外戚们在飞扬跋扈，重臣们在结党营私，宦官们在蠢蠢欲动，地方豪强们在拼命的兼并土地和人口，反正谁都不想给平民百姓活路。 而曾作为帝国剑盾和利矛的汉军呢？那就更完蛋了。 西汉实行征兵制，号称全民皆兵。但征兵制可不是那么好玩的，对官府的管理水平有着严格的要求，比如必须对户口和土地有着强大的控制力。否则你连人都找不着，或是拿不出土地奖励有功将士，再或者想给功臣封邑或减免税赋都找不到在哪块地上执行，还上哪儿征兵去？ 到了西汉末年，随着大量的土地被权贵豪强兼并，自耕农——也就是汉军能“一汉顶五胡”所仰仗的最优质的兵员，纷纷沦为流民和奴婢，兵自然也就征不到了，那就只好募兵。可募兵的条件也不低，需要有忠诚且廉洁的将领为军中之基，这在汉武、昭宣时并不难。因为那是个崇尚英雄、向往军功的时代，“少年锦带佩吴钩，独骑匹马觅封侯”是每个大汉好男儿的梦想。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梦想是能看得到，也能摸得着的。 元成之后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了。怒吼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挥戈远征，扬威域外，阵斩匈奴郅支单于——这要放在刘彻的手底下，可是加官晋爵、封妻荫子都不足以酬其功的天大功劳，可在汉成帝刘骜和他的宰相匡衡（就是凿壁偷光那家伙）眼里呢？这厮矫诏、欺君、见钱眼开还妄兴征伐，简直是砍一百遍脑袋都不嫌多。最终陈汤被免官、下狱，幸亏有刘向、谷永求情才逃过一死，但官职也被一撸到底，光荣的当上了大汉朝的普通一兵。
刘骜毁掉的，可不是一个陈汤，而是大汉男儿为国征战以及马上觅封侯的理想。从此以后，但凡想做官、做大官、做美官的，还是好好去念（五）经吧！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这样的王朝，不亡掉还有天理吗？ 而就在这么个众皆昏昏、混一天算一天的帝国末日里，王莽俨然如一朵奇葩傲世盛放，成了所有人心中的希望所在。 给人的感觉，他就像救世主。 02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生于外戚家族。他的姑母，就是刘奭的皇后王政君。
刘奭死后，王政君自动升级成皇太后，元城王氏随之鸡犬升 天。王政君的长兄王凤荣膺霍光之后的又一个大司马大将军，王谭、王商等另5个兄弟同日封侯，世称“五侯”。直到西汉灭亡，老王家共出了5个大司马、9人封侯，是名副其实的当世第一家族，朝野间的要职显位尽在其手。可以说从刘骜即位直至西汉灭亡的40多年里，大汉朝的话事人并不姓刘，而是姓王。 大权在手，王家人难免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不但大肆贪占土地财货，而且横行乡里，欺男霸女之类的破事没少干，搞得名声极臭。而王莽则是其中唯一的异类——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大汉朝，他都是独一份的一朵奇葩。 随着承平日久，西汉的权贵阶层早已腐化得不成样子。他们贪图享受，崇尚奢靡无度、声色犬马的生活，而且热衷于炫富攀比。尤其是在300多年后才会成长为庞然大物的士族门阀制度，在此时已经发出萌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重，官绅贵族视平民、奴婢为鸡犬，甚至以凌虐、杀戮这些“贱民”为乐、为荣，而无需承担任何后果。 可王莽呢？他孝顺，谦逊，低调，好学、生活简朴，就像是粪坑里长出的一朵白莲花，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元城王氏家里能生出的崽儿：
这样的王莽，让王政君和王凤深感欣慰，将其视作老王家下一代的接 班人并大力扶持。这就使得王莽刚刚30岁时，已经爵封新都侯，还身兼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等数个要职。到了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叔父王根病重时，更是推荐了王莽担任了大司马。
年仅38岁就位极人臣，王莽不用再继续立“道德楷模”的人设了吧——没错，在当时包括之后的两千多年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王莽的好人、完人形象，是装出来的。 但这也不奇怪。在西汉选拔官员、人才的制度是察举制，而察举的标准简单来说用“道德”二字来概括即可。那道德水平的高低又是用啥来衡量的呢？标准有很多，比如孝顺、廉洁、质朴、敦厚、逊让、公正、直言等等，只要符合其中一条，理论上就有了被举荐为官的资格。 相反要是在道德上有瑕疵，那这个人就啥也不是，哪怕他才能出众到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也没用。所以曹操搞“唯才是举”才会引来那么大的争议，这也是他从红脸变成了白脸、被人骂了将近两千年的重要理由之一。 所以在当时想要当官，哪怕一肚子男盗女娼，也得先非常辛苦的把自己伪装成道德完人再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二十四孝》中最神奇、最搞笑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汉代。 不过只要当上了官，尤其是大官之后，道德标准就可以丢一边去了——只要能让大佬看你顺眼，哪怕再道德败坏、再千夫所指，也不耽误人家高高在上的安享荣华富贵。 这样的例子在两汉同样数不胜数。典型如我们在中学教科书里都见过的那位匡衡，入仕前孝顺、勤奋、正直，还因“凿壁偷光”名垂青史。可等到他当上丞相以后，就贪腐、结党、陷害忠良（陈汤）、阿谀权奸（石显），还落井下石，恬不知耻到了毫无底线的程度。
王莽看似走的同一条路线，可是等到位高权重以后，他仍然保持着原本的作风。待人继续谦卑，生活继续简朴，收到的俸禄、赏赐以及封邑所得收入大多数分给门客、贤士，甚至还曾把自己的马车卖掉用来接济贫民。家里穷得连妻子的服饰都“衣不曳地，布蔽膝”（《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第六十九上》），以至于前来拜见的客人都误把这位身份尊贵的夫人当成女仆呼来喝去的使唤。 可能有人会说，人家王莽想当的是皇帝，所以目标尚未达成，该装的时候还得继续装。可老王如果真的是在装，那用得着拿亲生儿子的生命做代价吗？ 建平年间（公元前6~3年）因汉哀帝刘欣重新外戚傅氏和丁氏，王莽只能黯然下野并隐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期间其嫡次子王获无故杀害家奴——话说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就像在今天有人弃养宠物一样，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样做不对，但又司空见惯，也没什么惩治的措施和办法。 可王莽却勃然大怒，直接逼令王获自尽赎罪。 刘欣死后，王莽再次获得重用，而他还是老一套——将朝廷赏赐的金钱和土地都捐出去救济灾民。尤其是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青州爆发严重的旱、蝗灾害，百姓流离失所。在王莽的呼吁和示范下，230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朝廷也同意对灾区减收租税，使得十余万灾民因此得以活命。 自此，已经有人将王莽比作上古才有的圣人了。
到了元始四年（公元4年）的时候，长安吏民近50万人集体上书，要求朝廷封赏王莽；紧接着又有公卿大臣以及一群不知道脑袋里进了多少水的诸侯、宗室900余人上书，要求汉平帝刘衎给王莽加九锡。 咱先甭管九锡是啥玩意，反正历史上受过九锡之礼的除了王莽还有曹操、孙权、司马昭、桓温、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杨坚和李渊——几乎个个都他母亲的是前朝的反贼。这意味着什么？ 姓刘的把天下搞得乱糟糟的，要不咱们换个姓王的坐上那个位置去试试？ 试试就试试。到了初始元年（公元9年）时，鼓吹刘氏禅位于“王圣人”的官绅士民遍布长安、洛阳等高城大邑，人数加起来何止千百万？反正在当时，要是有人能够采访一下天下万民，估计反对老王当皇帝的，百不存一。 甚至连刘邦的不肖子孙们，也觉得让王莽取代刘氏天下这码事是天经地义的。 大汉立国200多年以来，刘姓诸侯、宗室最大的本事除了给当皇帝的亲戚捣乱以外，就是下崽儿……呃，应该是繁衍后代，而且几乎个个都是超级播种机。像大耳贼他祖宗、中山靖王刘胜那样一口气生了120个的，从来都不是个别现象。这就导致到了西汉末年，认刘邦当祖宗的即便没有几十万，也得有个十几万。 而这么多刘姓宗室中明确反对王莽称帝的有几个呢？就俩——一个是安众侯刘祟，发动了100多人想夺取宛城（今河南南阳）当反王基地，结果刚打到城门下就被愤怒的宛城军民包围，被撕巴得连骨头都没剩下来；另一个是严乡侯刘信，因为有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太守翟义支持，所以一度闹得声势很大，但等到朝廷平叛大军一到，立马就灰飞烟灭了。
而绝大多数姓刘的，要么觉得事不关己，要么就积极支持老王撬了自家江山的墙角。毕竟大汉朝的皇帝一向对亲戚不咋地，说不定老王上台了会对他们更好呢？ 甚至像刘向、刘歆父子（楚元王刘交后裔）还分外热情的给王莽出谋划策。新莽篡汉后，王莽也投桃报李，拜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 所以说王莽篡汉，除了他个人的野心外，更重要的是民 意——王莽几乎就是被天下万民抬上帝位的。因此在许多人的口中，还给王莽戴上了个“民选皇帝”的奇葩的荣誉称号。 03然而，当初王莽被拥戴得有多高，后来就被憎恨得有多深。而且无论是爱他恨他的，几乎就是同一批人，而这种巨大的情感翻转，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
至于原因，无论是民众对王莽期待过高也好，还是王莽自身能力有限也罢，都能说得过去。但要说王莽为了当皇帝伪装成道德楷模，一旦心想事成就暴露出本来面目、化身成昏君暴君，还真是冤枉了他。 从生到死，甭管是称帝前还是为君后，王莽都还是那个王莽，没有一点点的改变。 白居易说“王莽谦恭未篡时”，事实上哪怕他篡位以后，依旧生活简朴且严于律己。根据这位大新皇帝的要求，未央、建章等曾经美轮美奂的汉宫都去掉了华丽的装饰和昂贵的器具，宫廷的开销被降到了最低点，以至于宫女内侍们也开始享受起皇后的待遇——身上的绫罗绸缎被粗布短衣取代，使用的漆器换成了陶器，粗茶淡饭淘汰了精致的饮食，反正生活水平跟换了个姓氏的皇帝一样，开始直线下降。 对于随之鸡犬升 天的王姓宗室，王莽的要求更加严苛。即便被封为王爵的，最多也只分给30顷土地，谁要是敢兼并土地人口、敢欺男霸女、敢贪 污腐化、敢结党营私，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 所以在王莽治下，他的亲戚们恨不能连家门都不出，否则很容易小命不保。话说历朝历代的宗室就没有不欺民扰民的，唯独大新朝是个例外。因为敢这么干的，都被王莽砍死了。
不光是亲戚，连王莽的4个嫡生儿子，也都被他杀掉或逼令自尽，只剩下俩庶生子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一天到晚连个屁都不敢放。 别人逐鹿天下赢得至尊之位，无不是为了化江山为私有，从而光宗耀祖、遗泽子孙，最起码也是为了自己享受权利与富贵的荣耀吧？可这些王莽统统弃之如敝履，那么他还费尽心机的当这个皇帝，到底是图个啥？ 老王可以问心无愧的告诉我们：为了理想。 从刘邦到刘询，西汉历150多年、经7代皇帝仍能励精图治，使得国势日盛，开疆拓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内忧外患”这四个字。 内有诸侯桀骜、权贵跋扈，关中与关东的矛盾日益突出，域外则有匈奴这个百蛮大国如同一柄高悬的利剑，随时可能将大汉王朝捅个对穿。 不信？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14万匈奴人南下，破长城、陷萧关，放火烧了回中宫（今陕西陇县），前锋一度兵围长安附近的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要是再进一步的话，躲在未央宫里的刘恒恐怕都要坐不住，得撒丫子跑路了。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刘恒、刘彻、刘询们不想再奋斗了，可有那个条件吗？ 可见所谓的明君雄主，其实都是逼出来的。 可等到刘询一不小心奋斗过了头，把匈奴灭的灭、降的降以后，再加上国内的封国诸侯已经被推恩令给弄得半死不活，大汉君臣突然间发现——我们还奋斗个啥？
于是乎，所有人都嗨起来了。 孟子曾经曰过“内无法家拂士，外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卷十二·告子章句下》）——这句话套在西汉头上，简直太合适不过了。 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来朝觐见刘询以示臣服开始，象征着西汉国势达到顶点。可仅仅又过去了50年左右的时间，朝野上下已经众口一词的呼吁王莽赶紧把那个姓刘的皇帝篡了。似乎唯有如此，才能拯救天下黎庶。 西汉艰难爬坡了150多年，但从山顶一头栽进万丈深渊，却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为什么？ 04王莽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土地兼并。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做买卖、办实业非但利润不高而且名声还不好，同时也没有楼市、股市之类的投资渠道。这样一来，那些权贵豪强搞到大把的钱财以后，除了拿来花差花差和埋进地里以外，就只剩下一个消费渠道了。 那就是买地。 种地虽然利润微薄，但胜在绵绵不绝，可传子孙万代。所以从秦到清的两千多年间，买地就成了民间最主要的投资渠道，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 但有钱人都去买地，就会使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形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的问题，这又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是矛盾的。 我国自古以来就建立起严谨的户籍制度，其目的有二，一曰税赋，二曰兵源。而唯有将子民牢固的约束在土地上老老实实的种地，官府才知道到哪儿去收税、收多少税；等到要打仗的时候，才知道到哪儿去征兵，又能征来多少兵。 要是没有土地这个前提条件，大家都像今天这样天南海北的去打工，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官府就得变成睁眼瞎，税收不上来，兵也甭想征得到，那么这个王朝再不亡就是活见鬼了。 而土地兼并造成的结果也是一样的——有钱人自然有办法免税、避税，起码是少缴税。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的下场不外乎沦为流民、奴婢或去当盗贼，反正再也不用缴税或当兵了。长此以往，那个王朝肯定就离嗝屁不远了。
我们所知的强汉盛唐，其实就强盛在土地尚未大规模兼并之前。西汉在昭宣中兴后战事逐渐平息，过了150多年“苦日子”的权贵豪强再也忍不住对土地下手后，堂堂强汉在50多年后就迅速沦亡；而煌煌盛唐在拳打脚踢弄出来个开元盛世后，土地也在眨眼间被瓜分一空，导致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瓦解崩溃，很快就闹出了个安史之乱。 西汉末年天灾频发，朝野间又有谶纬之学盛行，因此时人普遍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君失德的谴责，没准换个皇帝就能让天下百病全消。早在汉昭帝时就有儒生晆弘上书请大将军霍光称帝，后又有司隶校尉盖宽饶要求刘询禅让，结果这俩愣头青一个被杀，一个自尽。可能是发现直接怂恿当事人改朝换代风险太大，后来又有儒生方士劝刘欣改元，大概是希望借此换换运气的意思。结果刘欣诏准之后，大汉朝该是啥鸟样还是啥鸟样，这下大家才觉得不真的改朝换代一次，这个天下就真的没救了。 这也是为啥当王莽篡汉时，连大多数刘姓宗室都高举双手双脚表示赞成的重要原因。 但王莽心里很清楚，这都是瞎扯。只要不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哪怕再改朝换代一万次，结果也只能是然并卵。 所以他要干的，就是解决土地问题。而这也是他必须当皇帝的最重要的理由。毕竟这件事实在是千难万难，哪怕王莽贵为“摄皇帝”也干不成，除非是名正言顺的当上真皇帝。 可是真的当上皇帝，这事就能干成了？ 05王莽一登基，就迫不及待的宣布改制，推行的各种新政花里胡哨又乱七八糟，多被后人斥责为胡闹。但这些乱花渐入迷人眼的改制措施其实都是手段或者用于掩护其主要目的的“佯兵”，王莽始终不变的初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土地收归国有。
这也是许多人认为王莽提前两千年搞起了社会 主义，是个穿越者的主要理由。 这当然是在胡扯。古人又不是傻子，我们的祖先早就发现了土地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周武王搞分封制，是为了解决土地问题；商鞅变法，其实质就是拿土地激励秦兵的斗志；刘彻弄出推恩令、改 革币制和盐铁官营，根源也在于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搞到更多的钱；隋唐之所以强盛一时，也是因为朝廷手握大把的土地，可以轻松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王安石为啥要变法？还不是因为大宋朝的土地兼并得太狠，再不整顿大家都要一起玩完了？ 再比如为啥强汉盛唐就能武德充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问题一度解决得非常好，朝廷可以拿出土地来奖励军功。可到了宋明以后人多地少、土地兼并的问题已成绝症，朝廷只好募兵——为了粮饷而战的士卒和为了子孙后代赚取可以传家的土地而战的士卒，能比吗？ 王莽很显然想通了这个道理，所以一上台就推出了政令，宣布将天下田土改曰王田，以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 用大白话说，就是土地国有，禁止人口买卖。而他的矛头所指，就是占有了全国绝大多数土地的权贵和豪强。
王莽设想得很好——土地国有且限制买卖以后，就可以强行限定每户人家合法拥有的田亩数，再让官府出面平价赎买权贵豪强超额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失地的农民。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实现了消灭土地兼并、使得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了？ 而禁止人口买卖，除了实现他人人平等的理想外，更是对土地国有政策的一种保护措施。即便有人背着朝廷兼并了土地，只要让他买不到足够的奴隶，再多的土地也是毫无价值的，只能撂荒。难道还能指望那些地主老财亲自下地干活？ 然而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王莽的改制措施一出，立刻招致了举国上下一致的反对，几乎一个支持者都找不到。有人可能会奇怪——官员权贵以及地方豪强反对很正常，因为他们本就是土地兼并的既得利益者，为啥占人口绝大多数但却无地、少地的农民也不支持王莽？ 原因很简单，皇权不下乡嘛。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一辈子恐怕也走不出自己的家乡，也绝少能跟官府打上交道。即便是缴税、服徭役、征兵，面对的基本也是乡绅、族长，顶多是胥吏。再加上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愚民 政策和宗族观念，所谓的民 意统统可以由乡绅地主来代表。譬如说王莽的土地国有政策，只要地主不提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这茬，只盯住朝廷要无偿拿走农民手中那点可怜的土地所有权这一点大肆宣讲，就足以激起万千农民的冲天 怒火。 甚至禁止奴婢买卖这一善政，也很难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毕竟在以往农民一旦破产还可以自卖自身，然后勉强活下去。现在连奴婢都做不成了，难道不是朝廷在逼我们立刻去死吗？
于是王莽的诏令还未出未央宫，就被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给淹没了。于是王莽悲哀的发现，以前没当皇帝时干不成的事，如今当了皇帝还是那个鸟样。 可是他会屈服吗？如果遇到挫折就退缩，那他就不是王莽了。 06在王莽的改 革措施中，最遭人诟病也被嘲讽取笑最多的，就是“五均六筦”和币制改革。
所谓五均六筦，就是对盐、铁、酒实行官府专卖，同时官府收回铸币权，对山川产出收税以及官营五均赊贷（五均赊贷就是官府对物价进行管制，并以官营的低息小额贷 款取代私人的高利 贷）。其实五均六筦中的大部分政策，刘彻当年就搞过，只不过刘彻这么干的目的，是因为打匈奴打得太猛，把国库打得快饿死老鼠了，所以才想出这些刮地皮的招数，以给他的卫霍们筹集军费。 而且这位汉武帝实在太霸道、太凶猛，谁敢忤逆他的意志就要谁的脑袋。所以在刘彻活着的时候，就算他搞出百均千筦来，也没人敢反对。 可王莽就不一样了。老王之所以搞五均六筦，是因为他土地国有的政策胎死腹中，便想通过这个法子迂回包抄、曲线救国。啥意思呢？王莽发现要直接没收土地的路子行不通，那就断掉那些权贵豪强的财源——当时像盐、铁、酒、矿产、铸币以及高利 贷等高利润产业，基本都掌握在那些豪门手中。相对于土地带来的如细水长流般的长远利益，这些产业的经营所得才是他们维持豪富生活以及大肆兼并土地的底气所在。只要把这些产业的经营权收回到官府手中，相当于要了权贵豪强的半条命，逼得他们不得不将兼并的土地吐出来。 至于币制改 革目的也一样。西汉流通五铢钱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期间铸钱无数，但朝廷的税收却越来越少，百姓更是愈发穷困。那么钱都跑到哪儿去了？当然都囤积在权贵豪强的手中，老王也没办法让他们把钱交出来，那就只好明抢——宣布五铢钱统统作废，以后大家再买东西只能用“大小钱”。没过几年他又发现新发行的大小钱也都被权贵豪强赚去了，又悍然宣布废除大小钱，新发行了“货泉货布”。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大新朝10年间发行了3回新货币，要不是最终天下皆反把老王掀下了台，还不知道要改 革多少次币制。
反正王莽就是杠上了，不把权贵豪强的羊毛全薅光，就誓不罢休。 问题是，他达到目的了吗？ 就像土地国有政策根本推行不下去一样，无论是五均六筦还是币制改 革，老王的初衷有多好，执行起来就有多歪。 比如五均六筦。王莽本来的目的是断掉权贵豪强的财源，结果后者与贪 官污吏勾结，采用多立空簿、府藏不实、收贱卖贵，甚至是以贱价强取民财等办法，将负担转嫁到平民百姓头上。到最后连饲养牲畜、打鱼砍柴乃至养蚕、纺织、缝补直到医巫卜祝都要收税。而且条法苛细，处罚严酷，搞得民不聊生，而本来应被制裁的权贵豪强却借机赚得盆满钵满，开心得不得了。 于是本应为善政的五均六筦就成了对平民百姓的暴 政，无辜的老王再度被千夫所指成了大暴君。 再比如币制改 革。王莽三天两头的宣布大家手里的钱以后就不是钱了，当然让那些权贵豪强损失不小。但金属货币本身就有价值，同时他们还可以利用特权在新的货币体系下大赚特赚，所以这部分的损失远远达不到让老王期待的买房子买地的程度。可问题在于权贵豪强能够承受得住的金融风险，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就是一场足以吞噬一切的金融海啸了——全家省吃俭用积攒下的一点点钱，转眼间就一文不值了，那还怎么活？
以前还能卖 身为奴，现在连这条路都被堵死了。如果不想沦为流民宛转死于途，那就只有操起粪叉反他母亲的了。 于是天下烽烟四起，老王创业未半，没几年就中道崩殂了。 07在近代之前，史书中对王莽骂声一片。而且光骂还不解恨，又大加讽刺嘲笑，仿佛谁不把王莽当成个蠢货，谁就是个同样的蠢货。 尤其是儒生们，骂得最狠。而王莽偏偏，本质上就是个儒生。
儒家追求入世，所以从他们的老祖宗孔夫子开始就周游列国以求做官，还得做大官，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自己的政 治理想。 结果呢？却是四处碰壁，落得个“颠簸流离，游说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可终日”的下场。 从先秦到近代，儒家的各种圣人、贤人辈出，以至于文庙蹲在孔夫子身边祔祀的名额都快挤爆了。不仅如此，自从刘彻搞出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能跻身朝堂、手握治国理政大权的也就只剩下了儒生，不认孔夫子当祖师爷的统统有多远滚多远。可是在这两千多年里，那么多圣人贤人、名臣名相中，又有谁推行过真正的儒家治世理念？ 想这么干的儒生想必如过江之鲫，但人家刘询说了——“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 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 把这个“汉家”换成唐家、宋家、元家、明家、清家，大体上也是不会错的。 也就是说历朝历代推崇儒家，其实就是在挂羊头卖狗肉。说好听点叫外圣内王，不好听的就是“霸 王道杂之”，关你们儒家什么事？ 而儒家之所以能历经两千年而不倒，关键就在于“权变”二字。说白了就是只要你皇帝愿意挂上儒家的羊头，实际上卖的是啥我都当没看着，而且高举双手双脚支持。
到最后那位“朱圣人”干脆搞出了个“存天理，灭人 欲”，什么仁义礼智信统统往后靠，高挂忠孝在头前——都这么跪舔了，谁还指望他们能存有什么初心和理想？ 而孔夫子创建儒家时的政 治理念就是“法先王”。就像他说的“祖述尧舜”那样，反正尧舜、（周）文（周）武时代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都是值得儒生一辈子去追求的。到了后来，这一理念就衍化成了“复古”二字。 但尧舜、文武的那些东西，都太过于遥远，又被儒生鼓吹得过于神化，但凡脑子没进太多水的帝王将相根本就不会相信这种过于理想化的鬼扯。所以孔子才会沦落到丧家之犬的地步，所以他的徒子徒孙哪怕再会权变，也避免不了被当个羊头高高挂起的下场。 而从古到今，信了“法先王”的邪而且身体力行的将其付诸于实践的，唯有二人。其一是王莽，其二是朱允炆。 托了朱棣和方孝孺的福，朱允炆的身后名还算可观。而王莽就没这个运气了，毕竟最开始狂热支持他的大儒刘歆，最后也造了他的反。
王莽改制固然有现实的需要，但根本的出发点还是“法先王”那一套。比如改私田为王田，甚至想复井田，比如把朝廷机构、兵制改成西周那一套，比如重新划分郡县，将地名改为古称，比如变更蛮夷的族名、首领名号——匈奴单于被老王弄成了“降奴服于”，高句 丽变成了“下句丽”，而且封爵统统由王降为侯，搞得四边蛮夷怒火滔天…… 很显然，王莽搞的这一套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他的理想越崇高、初衷越美好，实践起来就越发的不合时宜。因为那些关于“先王”的传说本身就很可疑，而且即便传说是真的，不也是很快就被礼崩乐坏所取代了吗？ 更何况王莽又是个真正的儒生。而儒生最大的优点在于说就天下无敌，最大的缺陷则是干就无能为力。所以即便老王的改制存在一定的可行性，他也不具备足够的执行力。 所以他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但无论王莽干得有多蠢、败得有多惨，他都是个有理想且终生致力于将理想付诸于实践的真正的儒生。起码在这一点上，他就比儒家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圣人、贤人们绑在一起都要强上百倍千倍。 所以无论如何，王莽都是儒生中罕见的“好人”。 毕竟那些人，要么没机会像他这么干，要么即便有机会也没这个胆子。 所以理想是什么？我们还是权变吧。
儒家之所以变成后来的样子，就是像王莽这样的人太少，而愿意当羊头的太多。但谁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耽误后来的儒生们对王莽持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比如羡慕嫉妒恨，然后就觉得如果换成是我，肯定不会干的这么蠢。 那样新朝就不会速亡，日后的天下是不是就能“纯任德教，用周政”了？ 于是痛骂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