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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迈克尔·罗森塔尔曾在《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中写道： 今天，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在访问这里之后，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 由这段历史改编的戏剧作品不在少数，似乎每次看后，不为了戏剧本身，为了这段历史，也该留下点什么。 
地狱之口奥斯维辛并没有什么新闻距离波兰克拉科夫（Krakow）西南60公里的波兰小城奥斯维辛（Auschwitz）曾是无数犹太人的噩梦。 
这座「死亡工厂」曾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关押营、劳动营和灭绝营。营内设有四个毒气“浴室”、储尸窖和焚尸炉，同时操作一次可屠杀12,000人，配备的焚尸炉每天可焚烧8,000具尸体。这些焚尸炉24小时全天不间断的运作着。 
约有100万名犹太人在这里死于饥饿、疾病、生化实验、绞刑架、毒气杀人浴室或焚尸炉。 
选址于此是因为小镇奥斯维辛位于铁道枢纽地段，方便运输犯人。最初的奥斯维辛一号营不足6公顷，随后逐渐扩张到二号营、三号营。此后又在当地的冶炼厂，矿山和工厂区修建了39所集中营，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免费的劳动力。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为实施犹太种族灭绝政策而建立的，据英国广播公司和路透社的报道，死于集中营的犹太人达到100万人。二战后期，纳粹党卫军的犹太人的屠杀速度达到每天6000人，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发现了纳粹德军没来得及运走的7.7吨头发和1.4万条人发毛毯。 《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Annelies Marie Anne Frank）曾用她13岁的生日礼物，一个笔记本，记录下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颠沛流滴的逃亡生活。1944年9月3日，隐秘之家被纳粹发现，安妮也被死亡列车送往集中营。 
到达奥斯维辛站台后，人们就被赶出车厢，不许携带任何财物，强行排成男女两列，纳粹党卫军荷枪实弹开始「分门别类」：男男女女被分成两类，一类进入劳动营，一类直接送进毒气室，必要时还会掰开嘴巴，观察他们的牙齿，以断定他们是否能干活，老人和15岁以下孩童基本都被送往毒气室。 这些犹太人并不知道自己将进入地狱之口： 广播里温和地劝告受害者应先洗个澡，除去身上的虱子。“浴室”门前的地面上铺着青草皮，栽着令人高兴的时令鲜花，没进屋就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走进“浴室”时还可以听到动听的音乐，一支小乐队在“浴室”前厅为“欢迎”新来者而演奏一些轻松的乐曲，乐队队员一律穿着白衫和海军蓝的裙子，俨然是一群文雅、漂亮的年轻姑娘。看守们告诉人们在“淋浴”前每人能分到一个衣橱，还“友善地”提醒人们记住自己衣橱的号码，免得出来时找不到自己的东西。随后人们被带到“浴室”的过厅里，那里不仅有衣橱还能领到毛巾。墙上用各种语言写着欢迎人们来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的标语，甚至写着洗浴时间和规定等等。人们争先恐后地脱掉衣服涌进“浴室”。 但是“浴室”内变得越来越拥挤，以至于前胸贴着后背，人们感到有点蹊跷，当还没明白过来时，沉重的大铁门已经关闭，看守们在门外加上了锁和密封条。地面上的看守开始走向草坪中的小“白蘑菇”，这些隐蔽在草丛中的白蘑菇雕塑是毒气室的通气孔，看守们向气孔中投放“齐克隆B”。人们正仰头望着喷头。突然，所有的灯全熄了，人们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叫。跟着，离喷头最近的人摇晃着倒下了，人们知道不妙，争相涌向大门口。受尽惊吓的人们意识到厄运降临，人群中发出阵阵惨叫。这些惨叫声被营外的圆舞曲掩盖了，紧接着，所有的喉咙好像都被一只手卡住了…… 十几分钟后，党卫军会戴上防毒面具打开大门，开始处理一件件发白的肉体。他们先将死者用绳子或铁器分开，死者在丧命前拼命争抢屋顶唯一的通风口，以至于这些尸体形成一个庞大的金字塔，鲜血、毛发和粪便随处可见。 
党卫军用水龙头清洗干净后，开始搜刮尸体上的金牙、首饰、和毛发。集中营营内的炼金车间，将金首饰、金牙熔化成金锭，一天的最高产量达到22磅。还有成箱的金表、项链、戒指和胸针等，被送到当铺当掉，转换成党卫队的经费。 
尸体本身也被充分利用，毛发被织成袜子和地毯，纹身的皮肤被做成灯罩，脂肪被做成肥皂，骨灰则被卖给农民作为肥料。 另一类适合从事繁重劳动的青壮年男女经过剃发、消毒、刺上囚犯号码后，穿上囚衣入营劳动。依照人种及性别被分送到不同的收容楼房，如“政治犯”，“普通罪犯”、“外来移民”、“同性恋”和“犹太人”等等，以区分收容人之身份。 
除了一些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犯人，如医生、木匠、铁匠、大多数犯人，尤其是犹太人都被分配到修筑铁路或是采砂石场。在劳动营里他们不敢有一丝怠慢，与其在毒气室和手术台上死去，他们宁愿被活活累死、饿死、渴死。 卡尔霍克的影集：刽子手版《安妮日记》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纳粹党卫军往往都被贴上「杀人恶魔」「魔鬼」的标签。确实，他们对犹太人犯下的种种罪行，令人发指。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规模上，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杀害，以其刑法之严酷、手法之暴虐、让世界震颤。 2006年，一本新公开的影集，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这群魔鬼。 影集的主人名叫卡尔霍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营地指挥官的副官，在他的个人相册里发现了大量1944年拍摄于奥斯维辛的照片，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奥斯维辛，从施暴者的角度揭开了人类历史上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的伤疤。影集中收录了逾100位纳粹时期的名人，如约瑟夫·门格勒医师和鲁道夫·霍斯，他们与手下在距奥斯维辛集中营不远的地方休闲享乐。这些恶魔可能刚刚用铁锹劈开毒气室内互相缠绕的尸体，或是刚给小童的瞳孔中注射化学品以改变其颜色，随后相约一起在不远处的度假村里郊游、晒太阳、弹奏手风琴、吃树莓。
照片中，他们像普通人一样聚会聊天、手举着威士忌谈论着今天的天气；也会有同龄人该有的烦恼，需要向好友倾诉；或者干脆来一场大狂欢，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吃着酸甜可口的树莓。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这里像其他地方一样，天气晴朗，树木青青，门前还有儿童在打闹、嬉戏。 这本影集的背景如果是在欧洲的某一个无名小镇，或许不会引起这样的轰动，可就是在这可怖的死亡工厂，刽子手们或许刚刚洗净手上的血迹，下一秒就拿起树莓或是举起酒杯，图片中的现实与历史中的真实相互撕扯，道德伦理与人性的相互制衡，一个独立的事件被扩展了多个视角，人们陷入了迷惘，这样的多面性似乎让真相越来越远。 话剧卡尔霍克的影集：纪录剧场还是排练场？基于这本影集，波兰华沙跨大西洋剧团编排了话剧《卡尔·霍克的影集》，以纪录剧场的形式再现了卡尔霍克影集中的真实场景。 话剧一开场导演就表明主题，演出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剧场中观众和演员获得的信息是一样的，演员们通过模仿大屏幕中的图片（野餐、郊游、吃树莓的照片）和即兴表演，来还原施虐者在奥斯维辛可能的生活状态。 令我惊喜的不是导演的这种「纪录剧场」的形式，尽管在场的观众对它不吝溢美之词，令我激动的是受虐者敢于还原施虐者之人性，导演打趣道这个项目得到基金会的支持，所以没有票房压力。 二战中，许多波兰犹太人（约战前人口的90%）在大屠杀中丧命，至少有200,000人在集中营遇害，146,000人死于奥斯维辛。许多人在华沙起义后的大屠杀中遇难，约有120,000-200,000人被害。 德国对波兰的灭绝政策包括减少粮食供应、故意破坏卫生、剥夺医疗救助。死亡率从13人/千人上升至18人/千人。总体来说，有二战遇害人中有560万人是波兰人，包括犹太裔和非犹太裔，在战争中，波兰损失了16%的人口；330万波兰犹太人中有约310万人遇害，3170万非犹太波兰人中有约200万人遇害。根据国家纪念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的近期（2009）估算，有超过250万非犹太波兰人因德国侵略而遇害。有超过90%的受害人是非军事死亡的，绝大多数平民是被纳粹德国和苏联刻意屠杀所致。 波兰人对于纳粹德国的印象被想当然的认为是单一的。 话剧《卡尔霍克的影集》是一把利刃，纳粹党卫军的人性被横切开来，一半是慵懒自在的乐活主义，一半是极端偏执的暴虐主义，这两种性格都植根于他们，和我们的人性中。 照片上的他们在说什么，干什么，想什么？演出开始后，整个剧场像是一个排练场，导演和演员一起探索照片中的可能性。从衣着到表情，从步伐到神态，他们模仿照片中的一举一动，试图还原当时可能的心理状态，由此也赋予了照片新的意义。 他们以即兴创作的方式问答，勾勒出照片中每个人的身份背景，导演也试图「陌生化」，点评他们的模仿表演。观众像被请进了排练场，在这个空间下，他们和演员一样，对于照片都有着自己的解读，观众目之所及，是导演和演员对于照片的一种解读。这种可能性亦真亦假，并不是一板一眼的还原历史真相。 从演员的表演中能捕捉到党卫军和普通人共有的挣扎、迷惘和享乐主义。每张照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整部话剧也没有一条明显的主线，或者说，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故事」。这样缺少剧构冲突的方法让观众更有理由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就是「真实」，剧场的造梦功能得以挑战，剧场和生活的界限开始模糊。 剧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波兰演员对于模仿「纳粹礼」的踌躇与妥协。
这种向希特勒致敬的手势是每个受虐者心中的疮疤，波兰演员在模仿这个动作时表现出应有的犹豫和不安，但在同伴的教唆和鼓励下，她完成了这个「表演」。如果说每个纳粹党卫军都会用处理过发青尸体的手捧起爱人的面庞，那么每一个波兰人在利益和诱惑下能保持自己的立场吗？他们会用向希特勒致敬的手去埋葬自己同胞的尸骨吗？ 受虐者并不心甘情愿成为受虐者，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会成为更加极端的施虐者。施虐者亦不完全接受自己施虐者的身份，在某着情况下，他们也是历史的受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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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标题刽子手版安妮日记：他们在焚尸炉旁跳舞、野餐、吃树莓话剧《卡尔霍克的影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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