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拯救：痛苦的开始

想不起那里看来的故事：前苏联流放西伯利亚的过程非常艰苦。例如列车条件恶劣，甚至无处上厕所。只有短暂停车时，闷罐里的“乘客”才得以下车解决。但是列车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并无提供任何方便的善意，所以每名下车的流犯都得自己小心 以免被丢在杳无人烟的雪原上。有个性格内向文气的年轻人，不好意思当众方便，走的太远，火车开动时还来不及系上裤子。同伴伸手给他，可是他只要伸手裤子就会掉下来。于是一遍遍提裤子，一遍遍伸手，一遍遍再次追赶火车，直到再也追不上。最后他被丢在雪原上，死在了那里。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说：“追逐梦想就是追逐自己的厄运，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抬起头看到了月光。”故事里的年轻人，生死厄运之际，无法拉下脸面、丢下尊严、放弃廉耻，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可这也正是问题所在——是否我们的世界就存在着这样一种逆淘汰呢——只有糟糕的人才活得下来，而拥有善良、自尊、原则、坚持的真正好人则多半会被淘汰掉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所有的道德、价值、礼仪、文化、善良还有意义吗？

普利莫莱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这种现象的极致。普利莫莱维说：“集中营的被拯救者并非最优秀的人……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于是他说：“我必须重申：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

人人都说地狱，可谁也没有真正见过，如果这世上真有地狱，那么奥斯维辛一定是它的雏形，至少一定有它的影子。

奥斯维辛的严酷环境无法用语言描述，可即使这种苍白的方式仍让人不忍卒读。灭绝营的残酷不仅仅在于毒气室，不仅仅在于党卫军的机枪，也不仅仅在于600万犹太人的死于非命。它的残酷是渗透进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乃至每一刻的，换句话说你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它的残酷是渗透进你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毛孔、每一根头发的，换句话说你不可能有丝毫的放松。它的残酷是渗入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话、每一个感觉的，换句话说你每时每刻都得拼命。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共情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是同情心的来源。但是人很难有真正的共情——没有人能真正感受他人的感觉。人们的同情——这是一种通过情感心理调动的情绪反应——事实上经常来自于人们将自身经历套用到对方身上的假想。正因为如此，当面对一种远远超出想象的处境时，大部分人是很难得出相对准确的共情感的。所以我们只能操着苍白无力的方式，尽最大努力去描述它。

人的语言和沟通几乎是人的一切，即使是聋哑人，也可以通过哑语、手势、写字等方式——表达自己或懂得别人。也许植物人是完全没有沟通的，但他也存在单方面的沟通，植物人不能回应，但却不妨碍亲人们猜测他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太冷、是不是太热，给他翻身、擦洗、盖上被子。但是灭绝营里是不存在这些的，没有人管你是不是听得懂。

奥斯维辛灭绝营可能有七八种语言，德语是毋庸置疑的“官方语言”——而且是一种变异的粗俗的黑话式的德语，用普利莫莱维的话说与但丁写《神曲》时所用的语言有着天壤之别。

对每一个囚犯来说，无法交流将可能是致命的，且不说听不懂党卫军和他们赋予特权的“卡波”（队长）的命令，很可能意味着丧命。只说最最简单的日常：分汤时听不懂叫号意味着错过食物，看不懂标志和告示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在灭绝营里活下去所必备的那些：如何获得衣服、鞋子、额外的食物，如何避免更残酷的劳动、如何避免与党卫军致命的遭遇、如何处理无法避免的疾病等等，无一不需要必要的信息和沟通。灭绝营这种极端环境下，“无法沟通”就意味着死亡——“大多数不懂德语的囚犯在进入集中营的10到15天内死去——表面上，他们死于饥饿、寒冷、疲劳和疾病；但若更仔细地审视，他们的死要归因于信息地缺乏。”

再例如生存所必须地东西——食物。普利莫莱维说，即使不考虑艰苦地劳动，残酷地殴打，寒冷和疾病，即使对于最节俭地囚犯来说，食物配额也是绝对不足的——机体的生理储备再两三个月内就消耗殆尽，死于饥饿或者死于因饥饿引起的疾病，是囚犯们通常的宿命。想要活命（这并不是说囚犯们就不必死，只是说这样他们能活的稍微久一点）就只有一个办法——获得额外的食物。

那么如何获得额外的食物呢？那就需要获得特权，变成集中营囚犯里的“大人物”。总之在集中营里，规规矩矩只有死路一条，只有那些依靠暴力、头脑、抢掠、打破规则的人才能活下来，换句话说，要么成为党卫军或大或小的走狗，要么把自己变成囚犯里的欺压者，不管什么，你必须获得一份特权，否则就得死。

再例如集中营的关系网络。中国人说有人就有江湖，这个江湖有部分包含“关系”的内容。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在影视剧的渲染里，集中营似乎是个敌我关系分明的世界——同仇敌忾的囚犯对嚣张跋扈的党卫军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其中可能还会有几个不争气的叛徒，以及几个略有人性的看守。事实上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只是童话故事。

集中营里，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囚犯们并不存在任何团结起来的迹象，任何人都没有结交盟友的希望。集中营里是成千上万自我封闭的“单体生物”，他们只有无望的隐藏和不断地挣扎。对每一个囚犯来说，敌人绝不仅仅是身穿制服的党卫军，而是来自四面八方——也就是他们的同类。在这里，所有人既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每一个人都可能出卖别人，也可能被别人出卖。迎接新囚犯的必然是老囚犯的“邪恶仪式”——一般会是欺凌和毒打，如果新囚犯胆敢反抗，那么将会被活活打死。集中营里多半存在着反抗性质的地下组织，他们一般来自于政治犯，这些反抗分子最需要防范的却不是党卫军，而是其他囚犯。

再例如普利莫莱维称之的“无用的暴力”。那么什么是有用的暴力呢？是那些会造成财富转移、权利建立、目的实现的暴力。这种暴力多半只是副产品，它本身不是目的。例如抢劫犯杀死便利店店员，抢走了收银机里的钞票，他的目的是钱，而不是杀死柜台后面那个可怜的人，虽然他可能不具有珍视生命的美德。

有一种暴力，其本身就是目的，这就是普利莫莱维说的“无用的暴力”。比如押运囚犯的闷罐车厢每节被塞进120人——哪怕几个小时的路程也像地狱一样可怕的拥挤，同时不提供食物，不提供水，不提供可供睡觉的稻草，没有任何容器用于生理需要。

荷兰威斯特伯克集中营曾向奥斯维辛集中营发出大约1000名囚犯，最后幸存的约500人，这些幸存者没有一个来自第一列列车。主要原因是囚犯毫无理由的默认德国人会为他们提供基本需要，结果没有人知道途中有多少人遇难。好在押运列车车厢是相同的几列，于是前面死去的人虽然无法讲述它的可怕，但他们却能在车厢里隐藏一些信件，于是后面的人就有了自备食物和水，以及排泄用桶的觉悟。

集中营的日常是对文明和道德的冲击，女犯的搪瓷大碗一物三用——汤碗、尿盆、洗脸盆。别觉得恶心，这搪瓷大碗在集中营里是难得的奢侈，而且在经常没有饮用水和洗脸水，或者洗脸水本身就是水槽里那点可怜的脏水的条件下，想在每次转换使用方式之前，把搪瓷大碗洗干净那是不可能的。勺子的缺乏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无力感，人只能像狗一样舔着喝汤——后来奥斯维辛解放，发现仓库里有无数的勺子。集中营每天的例行点名，即使是垂死而无法站立，甚至已经死去的人，也必须到场。在巨大的公共厕所的集体排泄，等待的人就站在你的面前，每10秒不耐烦的催促你一次，甚至恃强凌弱。总之集中营里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对人的底线的突破。尽管如此，几周内，你的不适感就开始减弱，直至消失。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人一步步被转变成畜牲——“压迫必然引起人类道德模糊性”。

今天，所有对于集中营里囚犯堕落的指责性评判都是不客观的，因为他们直面的不仅仅是生命的威胁，更是灵魂的死亡。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灵魂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坚持多长时间而不会屈服或崩溃。但是集中营的严酷环境造成的囚犯普遍性的道德沦丧却是事实存在的，就像女医生雷娜在《恐惧的囚徒》中说：“我怎么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我的原则是：第一考虑我，第二考虑我，第三考虑我，然后什么也不想，然后再考虑我，最后才是其他人。”

集中营的压迫和极端的极权主义特征，催生出大大小小的自私者，他们或因为头脑，或因为体力，或因为技术，或因为运气，成为集中营环境里的“特权阶级”，这一“特权阶级”的成员构成最终迎来解放的大多数——换言之，那些坚持原则的，永不妥协的，永不合作的，保持友善的，助人为乐的人绝大多数都没能等到解放——好人都死了。

所谓“特权阶级”是指凌驾于一般人之上的，一般认为似乎“特权阶级”就是吃香的喝辣的，左拥右抱，飞扬跋扈，可是这其实也是贫乏思维所导致的看法。事实上对集中营那些大部分终日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囚犯来说，只要拥有比别人多活一分钟的机会，就已经算是“特权阶级”的一员了。

那么这些“特权阶级”是什么人呢？

首先是那些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例如劳动队长，德语称之为“卡波”。在集中营的环境里，即便只是个小头目，他的权力实际上也是无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暴行被强加了一个下限——要是他们管教其他囚犯时被证明不够残忍，那么他们就会被免职或受到惩罚，但没有上限。卡波可以放手实施最狠毒的暴行，这不需要任何理由。普里莫莱维说1943年底之前，卡波将囚犯殴打致死是不担心受到任何处罚的。即使后来德国人不允许卡波永久性的伤害囚犯的劳动能力，这一规则也没有真正被遵守过。

除了这些重要的岗位，普通囚犯的周围还充满了低等的兼职囚犯，清洁员、洗壶人、值夜人、床铺整理员、虱子疥癣检查员、通信员、翻译、助手的助手、泥瓦匠等等。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岗位，宿舍舍长、办事职员。有的囚犯因为拥有专业技能，担任着形形色色的技能职务，例如在纳粹的政治部、劳动服务部、刑罚室工作，他们甚至能够凭借技能和运气，接触到集中营最秘密的信息。例如有的囚犯甚至能够篡改送入毒气室的囚犯的名单。

集中营的“特权阶级”成员，或多或少是以出卖灵魂的方式换取多活一天的机会。他们不是抵抗而是配合与屈服——那些抵抗的人都已经死了。他们是集中营里最自私的那批人，很少有人因为蓄意破坏、抢夺或殴打同伴而有罪恶感。他们对同伴的苦苦哀求只感到厌烦——部分原因是被请求的人自身也亟待满足。在严酷的大环境里，每个人都变成了畜牲，没有人有什么人性，每个人都不择手段的抢夺暂时活命的机会，偷盗、抢劫、欺凌从不罕见。

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后来苏联人用群众演员摆拍了一部纪录片，不过没有放映。纪录片中被解救的囚犯喜极而泣，欢呼，拥抱和扔帽子。但事实上这是虚假的，囚犯们真正的反应是茫然、沮丧、失望和缄口不言。普利莫莱维说：解放从来不是件高兴和轻松的事情。而是一种羞耻感。因为“他的意志，被证明荡然无存或软弱无力，并没有能力提供良好的防卫。”这是一种走出黑暗以后，重获已被泯灭的意识而带来的痛苦。一种意识到自己无所作为或做不到抵抗将自己吞噬的体制的罪恶感。最常见的感受是，一旦囚犯重获人性，几乎每个人都因为忽视对他人的帮助而感到自责。

于是惭愧感袭来，因为自己其实是替代他人活了下来，死去的那个人比自己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是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人。幸存者不是那些到达集中营最底层的人，幸存者是有污点的囚犯。例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选择与纳粹合作，来自科孚的400名犹太人，在1944年7月被招募进特遣队，但他们全部拒绝接受这份工作，于是立刻被纳粹送进了毒气室。死亡并不能侮辱他们的勇气，但他们却因勇气而死。

所有研究集中营的历史学家都同意，在集中营囚禁期间很少发生自杀事件，相反的，一旦囚犯们获得解放，反而会发生众多的自杀事件。对此普利莫莱维的解释是：自杀是人的行为，而不是畜牲的行为。普利莫莱维自己于1987年自杀身亡。在美国，大家的反应是“40年后莱维先生死于奥斯维辛”——奥斯维辛的焚尸房的烟囱虽然倒了，但属于它的记忆依稀尚存，回过头来，它继续折磨着人们的神经。而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同时也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作家埃利维瑟尔说：“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