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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法导报 文章作者：赵熊
最是撩人印半通，雕鉴急就出奇工。心无挂疑天机近，直教吾侪苦觅踪。”这是几年前自作《论印绝句》中的一首，是说秦半通印的。 说来惭愧，从上初中时开始喜欢刻印，又生活在秦汉故都的西安，待到有机会亲手摩挲古铜印时，已是20年后即20世纪80年代了；又过了10多年，我才开始收藏有属于自己的几方秦汉印。 虽然早就有“印宗秦汉”的印象及概念，但实际上我学印基本上沿着汉印的路子在进行着，至于秦印的整体面貌，在心里一直是模糊的。待到许多秦私印在眼前突然展现开来时，我即刻被震撼、被感染。它们也终以后来居上的态势，影响了我对古玺印收藏范围的确定。 秦私印形式的主体，包括圆形、方形和半通三类。印面文字以二字为多一字、三字次之，四字再次之。其章法形式则多以施加界格为标识。从篆刻艺术的角度看秦私印，其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率真自然、生机勃发。同时，秦私印中又富含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包括文字形态、章法开工，也表现在镌刻手法上。下面，试以印人的目光管窥秦私印的方方面面。 秦私印的文字形态 谈及秦私印的文字形态，必然涉及秦印的时代界定，而这也是一直以来困扰着学术界和艺术界的问题。秦印的上限一般指为战国时代，下限则至秦国亡。所谓的战国秦印中是否可能有远至春秋时代的玺印，因为目前尚无相关的文史考古资料作为佐证而不能确定，但笔者个人一直有所存疑及期待。即使暂不考虑春秋与战国的区别，则对秦统一前后玺印的区分也同样令学界和印界无计可施。至于秦亡汉兴的过程中，秦印形式又是如何蜕变的等等，也同样有诸多疑问。如此，在秦印演进的三个节点上都存在着未能清晰的影像，所以，在有些谱籍中将“战国古玺”列为一类，而将“秦印”单列为一类。虽然明明知道“秦印”中有战国印在焉，却也无法仔细甄别、归类。同样，或者也有诸多形式上类于秦印的汉印混迹于“秦印”之中。 正是秦印演进的这种连续性，使秦私印在文字形态上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金文遗韵、战国古风、先秦古隶、秦摹印篆，乃至诏版书风、小篆规范，都可以在秦私印中觅得痕迹。如《大夫庆》、《王参》、《享阳》、《必绎》、<秦绎》诸印(图1)中的“庆”、“参”、“享”、“绎”等字，俱见金文风流;《狐申》印(图2)中则有战国文字的特征。关于隶书，其源头可追溯至战国文字的观点，现在已广为认同，从秦私印中同样也有所反映。以三点水作三短横写法为例，《池》、《造活》等印(图3)中皆有所见。 从理论上说，秦诏版文字疑先于秦统一后的小篆，但如果把“李斯作小篆”理解为一种对文字的规范和整理过程而非创造的话，则类如小篆形体的书写形式在小篆通行前就存在于当时。譬如秦《石鼓文》，堪称金文与小篆之间的过渡形式，“石鼓文”中诸多结构形态与笔画特点都在小篆中得以继承和发扬。摹印篆私诏版书之间最大的共性即在于方折结构，只是前者为适应方形印面而更趋于整饬，使得后者显示出随机、率意的。与摹印篆、诏版书不同，小篆则以其圆活表现出婀娜的美感。此两类文字一方一圆、一阳刚一阴柔，构成了秦私印用字的主体形式。摹印篆在秦私印中比比可见，诏版书的特点在《唐冯》、《周义》印(图4)中则有充分体现。受印面形式的限制，诸如《泰山刻石》那样的经典小篆书体未必能完全再现于秦私印之中，但从《姚定》、《杨》、《尹铣》等印(图5)中.足可体味到秦小篆的艺术魅力。 玺印虽然作为“防伪辨奸”的信物应用于社会，但其同样也在社会中生存与演变。秦私印中因此不乏见非正规的、民间书体文字的借鉴与应用。如《桥婴》印中“婴”字上半，双“贝”部省四画为两画，即可视作当时民间的通俗简便写法。另如《王肃》印(图6)， “聿”部下半成断笔，既是当时认同的书写方法，亦可看作对章法疏密关系的一种调整。 古玺印在文字应用方面，因地域及其文化的差异，形成了诸如“秦系”、“楚系”、“晋系”、“齐系”、“燕赵”等玺印风格，在后来的两汉至三国魏晋时代，则因其所秉有的共性而被统称为“汉印”印风。而秦私印处于战国诸系与汉印之间，既不同于前者的风格纷杂，又不同于后者的整齐划一，着实表现了既丰富多彩又具鲜明个性的艺术形态。 秦私印的章法特点 在《论印绝句》中，笔者曾以“古篆雕刊若牧羊，围栏四识令安详。这从纷乱求一统，气韵通达意味长”描述和思考古玺印中印章边框的作用及特点。对于外形不甚整伤的古文字，前人施以边框使章法呈完整效果，的确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不仅反映了前人对玺印的一种“整体”认识，更是其睿智所在。秦人作印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光大，将框线丰富为诸如日字、丁字、田字形界格，使印面形式更加趋于平衡和完整，以至于界格形式成了辨识秦印的重要标志之一。 施以界格的目的，原本在于将印面分割、均布，使章法整饬规范，但秦私印所表现出的却常常与此相反。在约束与自由之间，秦私印给我们展示出许多令人惊奇、令人赞叹的精彩创造。以作二字印所使用的日字格为例，无论是圆形、方形或半通形式，其界格往往并不均分印面，或左右相连，或上下不同。圆形印如《王虺》、《家但》、《恐戏》(图7);方形印如《王都》、《董缓》、《甘缠)(图8)半通印如《孙乘》、《冯季》、《灌印》、《郑明》等(图9)。类似的界格处理方法，同样也使用于三字印中，如方形《上官乙》和圆形《胠之印》(图10) 。粗看之下，这种非均布的界格方法，是为了平衡文字繁简不一造成的差别，籍以达到平衡章法的目的，但其效果却往往出乎预料。占位多的那个字，因其有广阔的地域，故能变化结构、摇曳身姿，在印面上生成视觉中心，并因此改变了施以界格的初始功能。在有些印例中、界格不仅仅起到分割印面的作用，更是作为一种衍生线条，起到补充章法的作用。如《赵但》、《王黝印》(图11)两例中，非常规、多笔画的界格线都是章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对界格线的衍生处理方法，客观地反映了秦人对玺印章法的认识高度，即界格不只作为分割印面功能而存在，而是作为章法构成的一个部分，有机地融合于印面诸要素之中。
不可不论的是，界格形式早已深植于秦人的审美思维之中，以至于在没有施加界格的印面上，也力图营造出界格的形式感。如圆形单字《识》印(图12)，其有意夸张变化两笔斜画，使印面生成如若施以界格的三字排法。如此奇思妙想，非浸淫于“界格”之中而不能有所创造。 于利用界格变化章法之外，秦私印的另一个特点是通过字法的变化来调剂章法。在字法变化中，常见有解散移位法和笔画疏密法两种。如《郑惊》、《侯策》、《许手》印(图13)中，“惊”、“策”、“手”三字结构具有出乎预料的结构变化。特如“惊”字，变上下结构成左右安排，又因夸张上部横势，其下半部分竟作左、中、右式横列结构。照常理，“惊”字笔画繁多，在施加界格时应多留位置，此印却反其道而行之，“郑”大而“惊”小。显然，“惊”字的变化与整体章法的安排于作者而言，早已成竹在胸。一般来看，这种解散移位的方法，最初的目的或者并不在于生变，而在于使章法趋向平衡均匀。如《王驩》印(图14)的“驩”字，变左右结构为品字形结构;如《市欇》印(图15)的“欇”字，将“聂”分散占据三方，全字遂成田字形均布结构。另如《汪参》、《阴文》等印(图16)，则是用笔画疏密来变化章法的典型印例。《汪参》印因“汪”字左半形成虚处，遂将“参”字下半向左斜出，留出右边虚空与“汪”字左半相呼应。《阴文》印中“阴”字的虚实变化缘于“文”字四周皆有虚空而使然。如此上下两部分章法就因“虚’而协调。造种运用字法调整章法，或取均衡、或求变化的例证，在秦私印中可谓俯拾皆是。 在均衡与变化之间，在约束与自由之间，秦私印无疑创造出了最精彩的典范，并给后世以生动、深刻的启迪。 秦私印作法与特点 大凡谈及艺术，多从字法(篆法)、布局(章法)、刀法人手，俗称三法;虽属老套，却具条理性和可操作性。但在谈及古玺印时，于“刀法”一项颇难契合，因为古印作法与后世文人治印相去甚远。前人研究古时作印，大致有铸造和鉴刻二类。铸造之法暂且不论，凿刻之法则后人并无目睹，也只能就实物分析、推测而已。 就秦私印(不含吉语、成语印)而言，目前所见，皆属凿刻而成;至于具体如何，又各有仁智之见。依据秦私印实物分析，笔者以为其凿刻工具主要有尖锥形和平铲形两类。这两类工具的痕迹，可以印面文字线条的底部形态来区别。以尖锥凿刻文字，其底部呈线状，截面呈“v”形。以平铲凿刻文字，其底部呈平面状，截面呈“U”形;铲形工具刃口又有弧形者，其凿痕截面呈“U”形。 把玩林林总总的秦私印，依其印面风格，大致可分为精细、严整、粗放、随意四类。除了着眼于章法上的经营之外，凿刻工具及方法的选择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精细类如前举《姚定》、《尹铣》以及《苦成》、《苏慧)等印(图 17)，笔画纤细轻灵，起止处多呈尖状，故有可能以尖锥形工具凿刻而成。最整类如《淳旨》、《董台》、《楼昌》等印(图18)，则两种工具皆有所用。至于铲形凿刻工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宽博的线条痕迹。其实，平铲的刀端可宽可窄，其狭窄者的镌刻痕迹或与尖锥形镌刻痕迹几无分别;加之年代久远，古铜印多有锈蚀，或者因为长期使用，导致凿铲痕迹模糊而不易分辨。另外，有朋友提出古铜印或有先铸造而后手工修整的观点，如此，则凿刻之印也未必都是一次凿刻而成的，凿刻完后再作诸多修饰调整也合乎情理。 以平铲法作印在粗放类、随意类的秦私印中痕迹最为明显。此类印文线条起止皆方齐刚硬，线条底部则呈平面，一看便可判定为平铲法所凿成。更有甚者，平铲过后并不多作修饰，以致刀口两侧挤出飞边。这种残留飞边的效果;不仅多出现在粗放、随意类的印例之中，在相对严整的印风里也时有所见，前者如《支当》，后者如《吕阴》、《随起》(图19)。 秦私印中因镌刻工具及方法相异所形成的不同风格，一方面与印匠本身的技艺高低相关，同时或者受时间限制及玺印用途不同的影响。虽然具为凿刻，技艺高低自不必言，时间的从容与急迫也是重要因素。常言“慢工出细活”是有道理的。反之，急促而成，则难以蕴藉典雅。在用途方面，秦私印可判定有实用与殉葬两类。虽然今天所见古玺印多出自墓中殉葬，但其中区别于实用后殉葬与即凿即殉。前者大多具精细、严整风貌，后者则多呈粗放、随意之象。实用印和殉葬印在印基上也有较明显差别:实用印有佩带经历，印基、印钮多有磨损，边缘呈圆浑状;而专门用作殉葬的印即鉴即殉，印基及印钮边隙均方棱明确，有些甚至一如新制。 后世冶印，曾有人将刀法归纳为“十三刀”之类，其中亦有“平铲法”。不过，此“平铲”与秦时的以平铲形工具鉴印并非一途。后世所谓的“平铲法”大抵用作清整印底留空处，并非以平铲法刻文字。十多年前受秦私印的启发，笔者曾自制平铲刻刀一种，其刃口宽1毫米许，并仿效秦印刻印数种。印刻成后，在他人看来，似乎和时下常规刻刀所作并无太大分别。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因材不同所致。铜硬而石软，铜材不易崩裂，而石材于刀口两侧多有残破，故无法获得如秦私印那种刚健犀利的线质效果。 如前所述，秦私印的作法只能是一种分析和推测，具体流程如何可能永远是个谜了。不过，以平铲的方式凿印无疑是秦私印作法中最显明的一个特点。 秦私印的释读 依笔者所见，秦私印中所涉及的文字形态，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别，其一为金文—战国古文类，其二为摹印篆—小篆类，其三为俗写、误为类。在第三类中，或可含有一、二类文字的情况。在第二类摹印篆—小篆范围里，因为有大量的汉印文字及标准小篆为基础，是秦私印中比较容易辨释的一类。金文—战国古文类形态杂芜，辨释有一定难度。好在近几十年来，随着大量战国文字资料的出土与研究，许多过去看起来疑难的字形，渐次为专家学者所破译。存在释读困难最多的，当属第三类，即俗写、误写(误刻)的文字。况且，秦私印多为姓名印，作为人名，往往孤立存在，无法如文字篇章那样，在连读判断某为某字。但玩赏古铜印又是一个综合性的学习、欣赏、娱乐过程，除了其中的历史情结、艺术趣味之外，释读文字既是一种研究学习，又不妨看成是和古人做游戏，所以也是一件饶有兴致的雅事。下面，就手头所存秦私印中的一些文字，试作释读分析。 “启”、“段”、殷。此三字在古玺印中作为姓氏屡有出现，因其篆书结构有相似之处，难免存在释读不同的现象。如印例《 《吴痤》、《吴间》(图23)。二印中“吴”字下部皆从“个”，疑为当时俗体写法。另有《韩諯》、《王端》(图24)二印，“諯”“端”右半似从“帚”，参照“吴”字下部写法，故二字或可作“諯”，“端”释读。
《侯策》(图13-6)。印中“策”字下部从“刾”;为“刺”字异写，其实法最早见于战国简帛文字。印中“菊”字疑为“箣”字异体，原意指箣竹，一种竹类植物。“箣”通“策”。作为人名，宜释此印为 《连 《单觽》(图26)。此印关键在于作二字读还是作三字读。印中“单”字下有界格，而秦印中凡施界格者，多为一格一字.极少有一格二字的“合文”形式，故此印疑作二字读，释为“单觽”。如第二字作“觽”字，则右上部崔部混同于“雚”部。 笔者于古文字学纯属业余，所释文字难免谬误，敬祈方家教正。辑录中尚有不少字形缺释，更待贤者辨释为盼。 秦代的印匠们以一种无所挂碍的的心态，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玺印形式，给后世留下无可复制的艺术珍品。不仅如此，秦私印中还蕴含有诸多文化历史信息，缘于对篆刻的喜爱，笔者多从艺术的角度审视它们，其中所失不言自明。为了和篆刻界同仁共享其中妙趣，谨辑为一册，未妥之处，尤盼读者不吝赐教。文中观点或与诸贤有相类、相合者，敬希见谅。 未妥之处，尤盼读者不吝赐教。文中观点或与诸贤有相类、相合者，敬希见谅。 （本文为赵熊新著《风过耳堂秦印辑录》序言，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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詨》、《
》(图20)中，“
口，故有加口。”王说甚确。印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