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期的文学活动和政治斗争
柳宗元，字子厚，原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柳家因为世代在外做官，便在首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营置了住宅和田园，差不多在那里定居下来。代宗大历八年(公元 773 年) ，即 “安史之乱” 基本平定后的第十年，柳宗元出生在长安家里。他长大之后，也就把长安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了。 柳宗元的父亲叫柳镇，先后做过录事参军、 长安主簿、 殿中侍御史等中下级官吏。 他为人正直，富有学识，并爱结交朋友，曾经屡次向横暴的军阀和陷害贤良的大官僚提出批评，因此被迫害、 被贬官，但不屈服，还创作了一些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坚强意志。他交的朋友中，有不少是当时了不起的人物。柳宗元的母亲卢氏，是一个慈爱勤恳而有学问的妇女。家庭的教养，对柳宗元性格和学业的成长有相当影响。 在柳宗元童年的时候，他父亲出门到江南去了，他和母亲留在长安家里。在母亲的教导下，他学习勤奋，四岁时候，已经熟读了十几篇古代的辞赋。当他十二、 三岁时，柳镇在湖北、 江西等地做官，他跟随父亲到湖北、 湖南、 江西一带游历，初步接触了社会，开阔了眼界，还会见了一些优秀人物。十三岁时，他已具有比较丰富的知识，能够写出相当不错的文章，在文坛上颇有一点名声了。这年八月，一个叛乱的军阀李怀光被政府讨平，有个姓崔的中丞官就请柳宗元代写了一篇向皇帝祝贺的奏表。这是流传至今他写作时间最早的文章，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残缺，但仍旧可以看出他相当老练的文笔和反对军阀叛乱的态度。柳宗元在青少年时期已树立起宏伟的志愿： “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 (《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期望自己能做到提高思想品德，继承古代思想中的光辉传统，使它发扬光大，照耀后世，和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建立功业，对人民作出巨大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不朽的名声。后来他的一生，就是沿着这两个目标积极努力的。 德宗贞元九年(公元 793 年)二月，柳宗元二十一岁，在长安考取了进士。在唐朝，知识分子把考取进士看作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它是做官的最有面子的进身阶梯；因而不少人在考试前到处奔走门路，请托人情。柳宗元却是凭着他自己的才学考取的。当德宗皇帝知道柳宗元就是曾和权贵作斗争的柳镇的儿子时，也说： “我知道柳镇是不会为他儿子考试去求人情的。 ” 因此，柳宗元的考取进士，特别引起人们重视，受到一致赞扬。 和他同年考取进士的还有刘禹锡，他们在此后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上成为了亲密的战友。 就在这一年五月，柳镇在长安去世了。柳宗元在父亲去世后曾到州(今陕西省彬县)去探望在军队里工作的叔父。他在那里居留了二年左右，有空暇的时候经常到国境一带去游览考察，和下层士兵们交谈。从一些年老的军士那里，获得了不少知识。他了解到那里的骄兵悍将如何残酷地虐杀人民、 任意掠夺人民的财产、 贪横地兼并土地和放高利贷，这一切激起了柳宗元强烈的愤怒；同时他也听到一些英雄人物怎样和凶暴的兵将作斗争以保护人民利益的故事，这些也深深地鼓舞着他。段秀实的形象，尤其使他久久不忘，在二十年后，他还记忆犹新地写成一篇《段太尉逸事状》，提供给编写历史的专门机关参考。 贞元十四年(公元798 年) ，柳宗元二十六岁，又考取了博学宏词科。随后被分派做集贤殿正字。这个职务是替王朝编纂校订图书， 也算是他正式踏进了官场。此后他一度被调到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西)做县尉，不久又调回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的任务是监督检查王朝官吏的工作，里行相当于见习的意思。在这五六年里，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朝廷工作，虽然官职不高，年纪很轻，但积极地投入了当时政治和文学领域的活动。他经常参加各种辩论，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发言和文章总是议论风生，滔滔不绝，上下古今，旁征博引，以精辟的见解和充足的理由说服对方。他卓越的思想和才华，渊博的知识，慷慨的意气，吸引了许多人的注目，名声由此大振，许多人争着和他交朋友，许多重要政治人物都争取他到他们自己的集团中去。然而，柳宗元在这纷纭复杂的政治舞台上是有所选择的，他不去依附那些贵族大官僚，而同不少正直而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人士交往，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那时，他和正在积极提倡古文运动的韩愈建立了友谊，也经常接待来请求指导写作的文人，这样的人有时一天达几十人。他总是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诚恳地指出他们写作中的长处和缺点。不少人经过他指导而在古文写作上有所成就。 这时期他写了许多文笔雄健、 态度鲜明的作品：在《送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中，勉励到边境去的独孤生应该用文章来为当时政治军事斗争作出贡献，宣扬国家威望，鼓舞从军和爱国热情，写出像汉司马相如《喻巴蜀檄》、 班固《封燕然山铭》那样在历史上有很高价值的作品；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特别赞扬了范传真那种做官不是为个人追求利益而是为人民效力的思想；在《？说》中抨击了对自然现象的怪诞迷信说法。《驳复仇议》是一篇探讨法律问题的论文，驳斥了一件对一个为父亲复仇的人既判处死刑又加以表扬的判例，指出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做法，判决案件应该是非分明，处罚和表扬不能混用。这篇文章，见解精确，论驳透辟，因此他的主张被许多人奉为判案的准则。此外如《种树郭橐驼传》、 《梓人传》等描写长安中下层人民的优秀品质和卓越艺能，形象生动，文笔优美，寄托着作者深远的政治、 生活理想，并批判了统治阶级中某些丑恶行径，也都是这个时期所创作的。从这几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和当时市面阶层有一定接触，受到了他们某些思想的影响。这些作品对于古文运动的开展， 起着示范的作用。 然而，柳宗元这时期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政治活动方面，企图在政治上建立一番功业。他参加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主张革新的政治集团，并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王叔文出身贫寒，常常和德宗的太子李诵一起下棋。李诵对德宗后期宠任太监、 虐害人民的某些做法曾表示不满，王叔文趁此向他反映许多民间疾苦，并提出一些改革政治的计划，甚得李诵的相信。这样，以王叔文为首，组成了一个政治集团。柳宗元对王叔文有较长期的了解，感到王与自己的政治见解一致，因此与王叔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积极参加了这个集团。同时参加这个集团的还有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以及王？、韦执谊、 陆淳、 吕温、 韩晔、 韩泰、 陈谏、 凌准、 程异等，大多是当时出身较低、 学有专长、 品质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规划着怎样革新政治，振兴国家，改善人民生活，准备在李诵做皇帝的时候干出一番事业来。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 年)正月(这年八月改为永贞元年，德宗去世，李诵嗣位做皇帝，就是顺宗。王叔文立刻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不久又担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 户部侍郎等管理财政的官职。柳宗元也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礼部的属官) ，集团中其他人物也担任了朝廷要职。他们在短短五、 六个月内就积极而迅速地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改革。例如禁止 “宫市” 和 “五坊小儿” 等直接掠夺虐害人民的暴政，取消了过去巧立名目的额外赋税，豁免了人民历年积欠的各项租税五十余万贯，放还了宫女、 女乐九百人，惩办了李萛等贪暴大官僚，下诏重新起用过去被奸臣迫害的陆贽、 阳城等人。这些措施，可以说都是大快人心的，但还是属于点点滴滴的。王叔文等为了巩固王朝的权力，以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就设法委派素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及自己集团中的韩泰去把掌握在太监手里的兵权接管过来。原来从肃宗到德宗朝，太监逐步掌握了朝廷武装力量，这使太监势力日增，没有人敢触犯他们。现在计划剥夺太监的武装力量，就是企图从根本上铲除这个反动势力。同时，王叔文等人还断然拒绝了某些地方军阀扩占土地的无理要求，并决定加以严惩。 王叔文等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速度是如此的快，对豪强权贵的打击是如此的猛烈，引起了太监和反动大官僚的一致恐慌。于是他们相互勾结起来，串通地方军阀，进行疯狂反扑，一方面拒绝交出兵权，一方面利用顺宗患着沉重的疾病，逼迫顺宗退位，拥戴太子李纯为皇帝。这年八月，顺宗在反动势力的包围胁迫下让位给李纯。李纯做了皇帝，这就是宪宗。他因为自己的皇位是由于太监和旧官僚的支持而得到的，因而特别相信他们，并且立刻对王叔文集团进行迫害。宪宗一掌握政权，就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 为开州司马。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省邵阳市)刺史。十一月，他刚走到半路，又接命令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历史上称为 “八司马” 。王叔文集团被一网打尽了，他们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也就此烟消云散。 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的利益。但由于他们大都出身较低， 又猛烈地打击了反动势力和旧官僚，所以在封建社会中，长期污蔑为争夺政权的 “小人” ，柳宗元参加这次政治活动也被歪曲成为他生平的“污点” 。今天我们对这次改革作了重新估价，从而对柳宗元政治品质有了较正确的了解，对他的作品的思想价值也有了更确切的认识。 ○贬谪永州，奋笔为文 永州的州治在零陵，位于湖南和广东、 广西的交界处，当时还是一个相当荒僻落后的地区。柳宗元所担任的州司马的职位，名义是个小官，实则是个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的罪犯。那一年的冬天，他侍奉着六十七岁的母亲，跋涉了万水千山，来到这里，寄住在一座叫龙兴寺的和尚庙里。 贵族大官僚集团对宗元等人的迫害在继续着。公元 806 年，宪宗改年号为元和，并宣布大赦。但接着下诏：左降官柳宗元等八人 “纵逢恩赦，不在量移(调升)之限” 。就在这年，柳宗元的母亲因水土不服和缺乏医疗条件而病故，王叔文被朝廷处死，被贬为连州司马的凌准也因忧愤而生眼病去世。有些竭力反对革新的人还经常对柳宗元进行种种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一些趋炎附势的人更捏造出许多污蔑柳宗元的谣言来讨好他们的主子。柳宗元几乎被他们说成为一个 “怪民” 。过去和柳宗元相交的一般亲友，这时也不敢再和他通讯交往了。这几年里，永州还常常发生大火灾。五年中，柳宗元的住所就有四次被火灾延及，有一次他仓皇逃了出来才算保全了性命。残酷的、 长期的政治迫害，使柳宗元痛苦、 忧郁，身体也急剧地衰弱；但这种生活也使他获得了更多的锻炼和体验。他进一步接近了人民，了解到人民的生活痛苦和思想感情，更深刻地认识到权贵们的丑恶面貌和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这时他又有机会广泛地钻研古今典籍，并加以批判吸收，因而大大地提高了认识水平和文学修养。于是他勇敢地拿起了笔，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批判黑暗的现实和宣传进步主张，提倡古文革新。他的著名作品如《贞符》、 《非国语》、 《天说》、 《天对》、 《捕蛇者说》、 《段太尉逸事状》、 《三戒》、《送薛存义之任序》等以及许多优秀的山水游记、 诗歌、 辞赋，大都是在这时期完成的。 它们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闪耀出灿烂的光芒。 柳宗元尽管遭受到了沉重的政治打击，但始终坚信自己和王叔文等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是正义的，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是 “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 舜、 孔子之道，处安元元(老百姓)为务” (《寄许京兆孟容书》)的。他始终不动摇自己的政治理想： “叶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不改变自己的主张)”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柳宗元被贬往的湖南，正是战国时候伟大诗人屈原活动和行吟过的地方。他看到连绵的山峰，浩渺的洞庭湖，奔流的湘江，听到嗷嗷的猿啼，啾啾的鸟鸣；这一切正是屈原诗歌中所描绘的景色。 他诵读屈原的作品，追思屈原的遭遇和高尚人格，对照自己的身世，更增强了对腐朽势力的憎恨，更坚定了追求理想的意志。柳宗元曾经到屈原投水自沉的汨罗江去凭吊，缅怀过去，抚感当前，不禁热泪盈眶，写下了一篇沉痛的《吊屈原文》。文中强烈地鞭挞了当时颠倒黑白的社会，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和为自己的理想而献出生命的行为表示无限向往，最后愤激地说： “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知服以默默兮，曰 ‘吾言之不行’ 。既？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 ！” 这里谴责了当时一批只顾私利而不关心国家的官僚，赞扬了屈原，也反映了作者不因个人得失安危而放弃与现实斗争的意志。柳宗元在永州时还学习屈原《离骚》的精神和艺术技巧，写了许多辞赋。在一篇《瓶赋》中，把一些损人利己、 投机取巧的人比作 “鸱夷” (一种盛酒的皮囊) ，他指出酒囊虽然博人宠爱，看起来似乎很 “智” ，可是它却使人喝得酒醉糊涂，不辨是非，甚至损害集体，败坏国家，这种 “智” 是要不得的；因此接着指出： “不如为瓶，居井之眉。钩深挹洁，淡泊是师。和齐五味，宁除渴饥。不甘不坏，久而莫遗。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泥土。归根反初，无虑无思。何必巧曲，徼觊一时。子无我愚，我智如斯 ！” 这段对于瓦瓶的赞美和表白，用简练有力的文笔，形象化的比喻，坦露了他光明纯洁的胸怀，高尚无私的品质和坚定不移的意志。他觉得像瓶那样从深深的井中打起纯洁的水，可以用来调和各种滋味，解除人们的饥渴，对人类的利益何等重大。尽管淡水不甘甜，可也不会腐坏，而且清清白白不向谁献媚。即使有一天吊瓶的绳索断绝，瓶被打破，瓦瓶本是泥土所做，仍旧回复为泥土，就好比回到老家恢复自己本来面目一样，也没有什么值得怨恨的，为了有利于社会大众而献出自己的一切，正是份所应当。由此看来，庸俗的人们以损人利己、 投机取巧的 “智” ，这恰恰是他所不齿的；庸俗的人们以不顾自己而为大众服务为 “愚” ，这恰恰是他所向往的。他在被贬黜时期中经常自称 “愚” ，甚至把所住的地方都题名为 “愚” ，这不是对自己过去遭受挫折感到后悔或自我责备，恰恰是表示他对庸俗社会的鄙视，对自己坚持正直操守的自豪感，反映了他坚贞不拔的斗争意志。从这里我们看到，柳宗元和那些 “智巧” 的统治者距离远了，却与被他们视为 “愚氓” 的民众近了，有了不少共同的语言。 ○提倡散文革新 柳宗元在永州时期，古文运动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不但不因自己的贬谪而放松对这一运动的关心，相反，在运动中发挥了更巨大的领导作用，并且在散文的理论和写作艺术修养上都大大提高了。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也说他过去 “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 。 那时韩愈正与许多人建立师生关系，传授散文写作的理论和技巧，他也殷切期望柳宗元能和他共同担任指导工作。同时，更有不少人要求拜柳宗元为师。柳宗元也确实感到建立师生关系在传授学业中的重要性，并对于当时上层社会和知识界 “耻于相师” 的风气感到痛心(见《师友箴》) ；但他又觉得自己以一个贬官罪人的身份，而且经常受到政敌种种造谣污蔑，如果再大张旗鼓招收学生，更会供给政敌以攻击的资料，因此不愿公开建立师生的名义。然而，在实际上他却竭诚地指导着许多人学习理论和写作，正默默地担负起教师的崇高责任。当时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永州亲自求教，南方一带的知识分子跟随柳宗元学习的就更加多了。柳宗元总是把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经过柳宗元的悉心指点讲授，他们的散文写作水平迅速获得提高。 “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也有不少人是通过通信方式向他学习的。 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系统地提出自己关于散文写作的主张：首先，他指出 “……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癐癐(火良)(火良)，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即文章是为阐明道理服务的，反对片面地追求形式漂亮、 文采华丽、 音节动听。这就是主张思想内容重于艺术形式。 其次，既然文章是为阐明道理服务的，他就特别强调作家的人格修养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要求作者在写作时不能有轻忽、 懈怠之心，不能有昏昧、 骄矜之气，否则写出来的作品将会浮滑、 杂乱而不能为读者接受。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 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 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 换句话说，只有作到思想端正明朗，态度严肃谦逊，头脑清醒，作品才能明辨事理，分析深刻，具有逻辑性和感染力。 第三，在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 他要求文章具有丰富多采的艺术手法： “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 这里揭示的 “奥” 、 “明” 、 “通” 、 “节” 、 “清” 、 “重” 六种手法是相反相成的，把它们综合利用，辩证地统一起来，可以使作品深刻而不隐晦，鲜明而不浅露，源流通畅而不一泻无遗，含蕴曲折而不壅塞， 清新活泼而不轻浮， 质实厚重而不凝滞，达到深入浅出，波澜壮阔，丘壑幽深，结构谨严，气势通畅的境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更好地担负起反映广阔深厚的思想内容和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的任务。 第四，他提倡广泛学习古代文化遗产。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 《荀》以畅其支，参之《庄》 《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 这就是要求吸取从《尚书》、 《诗经》、 《春秋》、 《易经》、 《礼经》到《梁传》、 《孟子》、《荀子》、 《老子》、 《庄子》、 《国语》、 《离骚》、 《史记》等各种作品的不同特色和长处，加以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这些都是柳宗元在长期学习和写作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对当时散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强调 “道” 的作用，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人格修养，正是唐朝古文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它有力地抨击了六朝以来一些内容轻薄无聊，过分追求对偶、 声律、 辞藻的作品。然而在古代文论中， 同是强调 “道” 、 强调思想内容的首要地位， 还因各人所谓“道” 的实质和具体内容不同而有进步、 落后与反动的区别。另一方面，从魏曹丕《典论·论文》所揭示的 “诗赋欲丽” 到梁萧统编《文选》所崇尚的 “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而不录经史学术论著，反映了对文艺特征认识的进展和文学概念的逐步形成；魏晋六朝骈俪声律的发展，在艺术技巧方面也有贡献，不能完全抹煞。而在韩愈、 柳宗元以前有些提倡散文的人，所标举的 “道” ，往往是空洞的儒家教义，缺乏现实内容，并且忽略文章艺术形式的作用，甚至把屈原、 宋玉以及汉魏以后许多辞赋骈文家的作品都一概否定。隋代的李谔、 王通，唐代的王勃、 柳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种偏向。所谓 “屈、 宋导浇源于前，枚、 马张淫风于后” ， “骚人起而淫丽兴， 文与教分而为二” ，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论点。这就实际上否定了一千年来文艺创作从经史等学术论著中独立出来的发展，因而他们的理论也不能得到很多人的拥护，他们自己的写作，有的仍用骈体，王勃出色当行之作，仍为《滕王阁序》一类辞章，或者流于干巴巴的说教，缺乏吸引人的艺术魅力。王通《中说》模仿《论语》，味同嚼蜡，柳冕的话更属可怜： “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末由也已。 ” 只能在那里干叹气了。 柳宗元虽然把 “五经” 当作 “取道之原” ，但主要是从中吸取某些原则与方法，并不把它当作教条。他对 “近世之言理道者” 的 “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 (《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等现象表示了不满，而且敢于说 “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 (《与杨京兆凭书》)。在许多场合，他更重视 “道” 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作用： 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 — —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 — —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且子以及物行道为是耶非耶 ？ 伊尹以生人为己任，管仲？浴以伯济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 — — —《与杨诲之第二书》 从这些对于 “道” 与 “时” 、 “物” 、 “生人” 的关系的强调，可以看到其中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因素；而柳宗元本人许多反映进步思想的作品更具体地证明了这种特点。 “参之《国语》以博其趣” 一语，也颇耐人寻味。柳宗元对《国语》的 “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提出过强烈谴责，比之为用“文锦” 覆盖在 “陷阱” 上诱人堕落，为此作了《非国语》进行批判，这里却介绍自己对该书的艺术特点还是注意吸取的。那就是说，陷阱要揭露，文锦还值得借鉴。这种批判吸取的态度，正是柳宗元取得文学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还特别推重西汉文章说， “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 (《柳宗直西汉文类序》) ，对贾谊、 公孙弘、 董仲舒、 司马相如之作都加赞扬，推荐给人们学习。从他对文章各种艺术手法的论述看来，无疑对魏晋六朝的对偶声律之学也有所吸收，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丰富多采，这就使这种散文在艺术上也超过了骈文，能够更好地起到反映现实、 为表达思想内容服务的作用。因之有人认为柳宗元的学习古代经书也是把它们作为艺术借鉴，如清方苞《书柳文后》说： “子厚自述为文皆取原于六经，甚哉 ！ 其自知之不能审也。彼言涉于道，多肤末支离而无所归宿，且承用诸经字义尚有未当者，盖其根源，杂出周秦汉魏六朝诸文家，而于诸经，特用为采色声音之助尔。 ” 虽属用封建正统观念贬低柳宗元，却说出了柳宗元并不墨守经书之道和在艺术上博采众长的某些实际情况。 柳宗元是主张博采众长而自铸伟词的，他坚决反对盲目崇古与摹拟剽窃。《与友人论为文书》中他严厉批评了当时 “荣古虐今者比肩迭迹” 以及 “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 等现象。《与杨诲之第二书》中，他坦率地告诫对方 “用《庄子》 《国语》文字太多，反累正气，果能遗是，则大善矣” 。他还大力肯定唐代文学的兴盛，认为其成绩可以超过前人： 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 马者可得数人；希王褒、 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 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 — — —《与杨京兆凭书》 这里反映了柳宗元的文学发展观点，也是对当时文人和青年作者的很大鼓励。他极力推重韩愈的文章 “过扬远甚” ，指出 “雄之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主要是从韩文的摆脱束缚和创造性方面加以肯定的。他后期所作《复杜温夫书》说： “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 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 ，那是自述他的脱略陈规、 直抒胸臆方面的经验了。 《杨评事文集后序》也是柳宗元的一篇重要文学批评论著，这里他对文学的作用、 特征，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文之用，辞令褒贬、 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文有二道：辞令褒贬， 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 它的意思说：文章的作用有两种，一种是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实际应用的，记事说理直接表示肯定与否定态度的；一种是诱导和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通过描写事物来进行讽刺、 感染的。文章有了思想内容还必须有艺术特色，否则不能有宣传效果，也没有生命力。具体说来，这两种不同作用的作品有不同的渊源方法，前者以论述政治、 哲学、 历史问题为本，源出于《尚书》、 《周易》、 《春秋》等，主要要求结构完整、 内容充实、 语言准确、理论周密，适宜于作为文献保存；后者以运用比喻、 寄托、 联想等为本，源出于上古的歌谣、 《诗经》中的《国风》和《大雅》 《小雅》，主要要求色采绚丽而有法则、 音节动听、 语言流利、 意境优美，适宜于流传歌诵。两者各有其写作目的和意义，因而历来作者大都只是有所专长，当然，能够兼擅两体是最好的了。这些论述，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实用文件、学术论著与文学创作的区别，接触到文学创作需用形象思维的特点。由于对文学作品的特征有这样的认识，柳宗元有意识地创作了许多形象丰富生动的文艺散文，发挥并超过了过去诗赋骈文所具有的作用，开辟了散文发展的新境界。韩愈曾为毛笔作传，写了一篇趣味性很强的《毛颍传》，在当时被视为游戏笔墨，传为笑谈，引为怪事。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却竭力加以推崇，认为韩愈写这篇文章， “亦将驰焉而不为虐欤 ？ 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 ？ 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 ？” “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 ！” 意思说这样的作品，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休息、 轻松与娱乐，调换新鲜口味，作者抒发了郁结，读者得到激励，对社会是有益处的。这里也反映了柳宗元文艺批评的宽广眼光。 柳宗元这些比较成熟的文学思想，无疑是他对于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历史的总结，在指导唐代散文创作实践的健康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改贬柳州，兴利除弊 元和十年(公元815 年)正月，柳宗元忽然接到皇帝诏书，召他进京。那时他真是百感交集，觉得这次可以再见久别的故乡了，有可能再次施展自己的抱负； 可是，转念一想，自己一向被朝中许多大官僚所忌恨，此去说不定再遭到什么意外打击，不禁又无限忧虑起来。当他坐船出发，与十年来忧患相共的永州山水和亲戚朋友离别愈来愈远时，更不由得瞻前顾后，感慨万端。 “每忆纤鳞游尺泽，翻愁弱羽上丹霄。岸旁古堠应无数，次第行看别路遥。 ” (《诏追赴都回寄零陵亲故》)充分反映了作者当时矛盾的心情。然而，这次重回京城毕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舟行重经汨罗江时，他写了一首《汨罗遇风》诗，庆幸自己命运总算胜过屈原，能够重入京门，可以为国家多做点工作。这年二月，春暖花开的时节，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柳宗元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长安。 因王叔文事件一起被贬的 “八司马” ，除了韦执谊、 凌准已死，程异已于元和四年(公元 809 年)迁官外，其余五人，这次一起被召进京。原来当时执政大臣中有人怜惜他们才能的，建议把他们召回来。但不出柳宗元先前所顾虑的，他们一到长安，就遭到一些大官僚在宪宗面前的毁谤，而宪宗也正对他们怨恨未消，在三月里，就下令派他们为荒远地区的州刺史(一州的长官)。柳宗元被派为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刺史，韩泰为漳州(今福建省漳州市)刺史，韩晔为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县)刺史，陈谏为封州(今广东省封川县)刺史，刘禹锡被派为播州刺史，后来改为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刺史，官职虽然比司马高了，可是地区却更远、 更荒僻了。明代周思兼写的《八司马论》曾说： 八司马中， “惟程异之材为下，而元和之末，犹得以自进于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后知刘(禹锡)、 柳(宗元)之名愈甚天下，而贬斥之祸愈不得以自伸也。惜哉 ！” 说明在封建社会，才能愈高就愈被人妒忌，遭到更多的打击。 暮春三月，百花如锦，柳宗元、 刘禹锡等又带着失望的心情，匆匆离开长安，踏上辽远的征途。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 (《重别梦得》)他们一直同行到衡阳(今湖南省衡阳市)才依依不舍地分手，一路上相互赠答了不少诗篇，在共同政治思想和生活遭遇的基础上，彼此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当年六月，柳宗元到达柳州，曾有一首《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分寄给韩泰、 韩晔、 陈谏、 刘禹锡云：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作者在柳州城楼上遥望南面广阔的原野，不禁兴起无尽的哀愁。狂风骤雨的侵袭，池花墙萝的飘摇，高楼危墙的屹立，叠嶂层林的遮断远望视线，蜿蜒江流的恰似回荡愁肠，在这些眼前景物的描绘中，倾注着作者十分沉郁的感情，反映了他对反动势力重重包围与不断迫害的愤慨与忧虑，对亲友与家乡的怀念，对理想的坚持与向往。末两句感叹自己与韩泰等四人都来到了这样原始落后地区，而又各处一方，音信阻滞，不能相互慰藉。 这茫茫愁思真不知如何排遣了。 当时的柳州，不仅远离中原地区，比起永州来也更为荒僻。柳宗元初到那里，只见山重水复，杂树参天，野草丛生，人迹稀少，言语不通，毒蛇猛兽，经常出没；居民的风俗习惯和中原地区也大不相同，一般生活都很穷苦，偷盗甚至劫杀的风气相当严重；他们受迷信思想毒害也很深，生了病就求神问卜，杀掉牲口来祭祀，如果卜出来病不会好就不吃东西等死；因此人口和牲畜的死亡率较高，城乡笼罩着一片荒凉恐怖的气氛。他看到这情况心里非常不愉快，但是他回过来一想：自己这番来柳州和过去做永州司马是不同了，毕竟是一个地方长官，有了政治实权，这里条件虽然很差， 难道不可以有所作为么 ？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柳州的面貌，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适应原来风俗习惯，制订了一系列法令，引导人民发展生产、 改善生活。经过当地人民共同努力，在不很长的时间内，社会秩序逐步安定，许多荒地得到开垦，牛羊鸡鸭也繁殖了，城廓街道被修治得整整齐齐，路旁还种植了有名树木，交通船只也造了不少，流亡在外的人也纷纷回来。 柳宗元还在那里兴办学校，使当地青年获得学习文化的机会。柳州人民由于生产发展、生活和文化修养的提高，劳动情绪更加高涨，比较普遍地树立起事业心和讲道德、 讲礼貌的风气，被中原人视为 “蛮荒” 的柳州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从柳宗元的一首《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诗，可以部分地看到春来柳州古城的风光： 手种黄甘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 作者亲手种植的二百株黄柑，春天来时，枝叶葱茏，城厢呈现一片新绿，生意盎然。正像屈原一样，他喜爱的是柑桔树的优美品质，又哪里是学李衡那样把它们当作奴隶榨取财利。多少年后它们将盛开出芬芳洁白的花朵，又将是谁来摘取它们丰硕光润的果实呢 ？ 自己如果再在这儿长期呆下去，等待它们壮茂成林，也许可以享受到黄柑的美味呢 ！ 这里反映了作者高尚的情操，也流露出久谪的哀怨。这也说明，通过辛勤地参加该地的建设，作者对那里的风物已经有了特殊的感情。 柳宗元在柳州政绩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帮助许多奴婢获得赎免。在唐代，官僚、 贵族和大地主家里大都蓄养了许多奴婢，进行惨酷的压榨；而贫苦人民则由于天灾人祸、 苛捐杂税等种种迫害，不得不卖儿鬻女或直接沦为奴婢。南方一带，地处边远，抵押、 贩卖奴婢风气尤为严重。柳州的情况是：穷人交不起地租或还不清债务，便把自己子女抵押给地主或高利贷者，到期没有钱去赎，本利相加， 即被没为终身奴婢。柳宗元订出了一项办法，规定凡是已被没为奴婢的人，可以按照做奴婢的时间计算工资，如果应得工资已达到所欠债务的数目，便可以赎身回家。这个办法在柳州及附近几州被推行， 只一年，就有一千左右的奴婢获得了自由。 一转眼，三年多过去了。柳宗元初来柳州时在江边种植的柳树已经茁壮地成长起来。这使他想到又度过了几年贬谪生涯，引起了深深的感慨；但这些柳树也象征了他这几年来工作的成绩，从中可以得到慰藉。不过他感到自己为人民所做的事情太少了。 正像他在《种柳戏题》中所说：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成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柳宗元在这时期思想上不断想念着家乡，伤感着自己的远谪，正是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春去秋来，惆怅满怀，但也对柳州地区及人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有一次，他和部属们在路边亭子中一起饮酒，对他们说： “我被朝廷所遗弃而到这里来，可是却能够和你们相处得这么好 ！” 柳宗元在永州时已经多病，到柳州后由于心情的抑郁，工作的勤苦，健康情况更加恶化。元和十四年(公元819 年)十一月八日，他终于病死在柳州，只活了四十七岁。 柳宗元的死，引起柳州人民沉痛的悲悼，次年即为他修了衣冠墓。三年后，大家又为他在罗池地方建起了一座庙，永远纪念他。后人因为他原籍河东，有时就称他为柳河东；也因为他在柳州做过官，也称他为柳柳州。纪念他在柳州政绩的古迹，历代几经修葺，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公园内还保存着柳侯祠(即罗池庙，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柳宗元衣冠墓、 罗池、 柑香亭(原有柑子堂，为纪念他 “手种黄甘二百株” 而建。宋代堂址废，清乾隆十九年〔公元 1754 年〕，重建亭于罗池旁)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