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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经典语录

 一寸大海 2016-04-20

《韩非子·八经》中说:“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也就是说,低水平的管理者,只知道自己勤勤恳恳地埋头工作;中等水平的管理者,能够安排别人去做事;只有高水平的管理者,才会运用别人的智慧去解决问题。

远水不救近火。

《韩非子·说林上》。本句大意是:远处的水救不了近处的火。这句话和“远水不解近渴”意思相近。《韩非子·说林上》:“失业而取水于海,海水虽多,火必不灭矣。~。”《庄子·外物》里说:庄周在路上看见干车沟里有条小鱼,小鱼恳求他给它一升半斗的水止渴救命。庄周说:好,等我到南方去,把西江的水引来救你。小鱼说:照你的说法,只好到干鱼店里去找我了。这两则故事都说明缓不解急的道理,有些事物虽然条件很好(如远海之水很多),但不切实际,解决不了眼前急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如眼前的火灾和涸辙之鲋)。

人处疾则贵医。

见《韩非子·解老》。处疾:生病。贵,尊重。本句大意是:人有病就尊重医生。人有病,希望医生能给自己治好.所以特别尊重医生。可用来说病人应该尊重医生;也可用来比喻人有了困难.就要尊重前来帮助的人。

巧诈不如拙诚。

见《韩非子·说林上》。本句大意是:巧妙的欺骗不如笨拙的诚实。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喜欢“巧”而不喜欢“拙”,但是,欺骗愈巧妙,恶果愈严重。因此,人们憎恶花言巧语的欺诈,倒喜欢虽然笨嘴拙舌,却心地诚笃的人。这种认识符合常情常理,至今仍可引用。

不明察,不能烛私。

《韩非子·孤愤》。烛私:洞察隐私。这两句大意是:不仔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就不能够洞察隐私真情。调查研究是了解真实情况的最好的方法,只有了解到真实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借用于执法,可说明明察重据、调查研究在侦破、断案工作中的重要性。

不劲直,不能矫奸。

《韩非子·孤愤》。劲直:刚劲正直。矫奸:纠正奸行。这两句大意是:没有刚劲正直的节操,就不能纠正奸佞的行为。此二句是说:纠正好佞行为,打击邪恶势力,并非像请客吃饭拿样容易,做这样的工作,必须有勇气,有决心,有刚劲正直的节操,不贪财,不受贿,依法行事,否则很难做到矫奸止邪。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韩非子·说难》。以:因为。这两句大意是:事情由于保守机密而成功,说话不慎、泄露机密会导致失败。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无论是政治决策、经济情报还是军事机密、科技成就,一切应该保守机密的事情都应该严守机密,谨防泄露,一旦泄密,特别是关系到国家、政府、军队、国计民生方面的重大泄密,将给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因此,~的古训,今天仍有教育意义,每个人都要引为鉴戒,机要工作者更应书之座右。

不踬于山,而踬于垤。

《韩非子·六反》。踬(zhì智):被绊倒。垤(dié蝶):小土堆。这两句大意是:不被大山绊倒,却被小土堆绊倒。战国·韩非《韩非子·六反》:“先圣有谚曰:'~’。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山大,不易跨越,但正因为其大,困难多,人们重视,小心谨慎,所以能安全通过。土堆小,易于跨越,但也正困为其小,不成其为困难,引不起人的注意,产生麻痹心理,所以往往反而被绊倒。韩非用这条谚语强调重刑能使人畏惧,因而无人敢犯,轻刑则使人轻视麻痹,因而易于犯法。今天我们可用来告诫人们对小困难也要重视,免得过了大风险,却在小困难面前绊倒。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韩非子·难一》。子:你。陷:指刺。本句大意是: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怎么样)?这两句话出自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楚国人在卖矛和盾。他先拿起盾,夸赞说:“我的这面盾坚硬极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穿它,”又拿起自己的矛,夸赞说:“我的这把矛锋利极了,什么东西都能被它刺穿。”有人问:“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怎么样?”这个人不能回答。在哲学上,“矛”和“盾”便指一组相对的概念,即事物内部因素或此事物与彼事物之问的冲突。这则“自相矛盾”的故事,其启示是很深刻的:它揭示了事物间有互相排斥的一面,不可刺破的盾和什么都可刺破的矛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它告诫人们,做任何事情或发表议论,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把事物绝对化,否则就会陷进形而上学的泥坑;言论违背了矛盾律,就会造成逻辑上的错误,自蹈窘境,贻笑世人。“自相矛盾”的成语即出于此。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韩非子·有度》。阿:偏袒.曲从。绳:木匠用来取直的墨线。挠:通“桡”.弯曲,引申为迁就、屈服,曲:指弯曲不正的木料。这两句大意是:法律不能因为豪门权贵犯了法而偏袒、曲从他,就像墨线不能弯曲来迁就歪斜不正的木料一样。这两句说明法律的严肃性,公正性。治国应当以法为准绳,“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有权势者不敢以身试法,平民百姓不敢以身触法,国家就容易治理了。~两句现在仍不失为至理名言,尽管古今说起来都很容易,而在实践中却不无困难.

治民无常,唯法为冶。

《韩非子·心度》。这两句大意是:治理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够把百姓管理好。韩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他主张实行法治,用严刑峻法钳制人民。他的“以法治国”的“法”体现的是国君的意志。他的法治主张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以法治国”的提法现在仍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用人民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法制。

治民者,禁奸于未萌。

《韩非子·心度》。这两句大意是:统治人民的人,应在邪恶的事情尚未萌芽时便有所禁止。《三国志·吕蒙传》指出:“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如视民犯法而不见,“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鼠也”(《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二向提出“禁奸于未葫”,完全符合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只有这样作,才能减少犯罪率,稳定社会秩序,才是关心人民,爱护人民的表现。

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韩非子·难一》。不厌:不厌弃。这两句大意是:战阵之间,诈伪的战术变化无穷,谁都不厌弃使用这种战术去欺骗敌人。战争,乃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因此使用诡诈之术以迷惑对方,从而获得战争的胜利,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诈伪,与道德品质上的诈伪不同,一个正直的指挥员可以使用诡诈之术来欺骗敌人,而决不会受到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但一个善战的将领若在道德上有欺诈行为,照样会受到鄙视。以此二句说明对敌实施诡诈之术的合理性,十分恰切。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韩非子·五蠹》贾(gu古):经商,做买卖。这两句大意是:袖子长了好跳舞,钱财多了好经商。原文中韩非引用这两句俗语,是为了说明条件越好就越容易办好事情。现在可用于比喻无论做什么事,都得具备一定的条件,可资凭借的条件越齐备,事情越容易办好。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韩非子·五蠡》。期:向往。修古:远古之世。修:远。法:效法。常可:长久通行的办法。这两句大意是:不向往远古的制度,不效法过去常用的方法。这两句表选了韩非主张变革的进取精神。过去的制度和方法,虽然在以往是行之有效的,但那是根据过击的具体情况村制定的。社会不断发展,情况不断变化,要解决当世的问题,治理当今的社会,就不必一定按照过去的制度和方法去办。正确的作法应该是研讨当代的形势,从而采取合适的措施。如果头脑僵化,一味照搬过去的条条框框,而不思变革和创新,那是办不好事情的。这两句对我们当今的改革仍有借鉴意义。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韩非子·扬权》。要:枢纽,指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两句大意是:处理各种各样繁多的事务,在于周围四方的臣民,而国家的最高权力要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这两句体现了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作为君主,要善于发挥臣下的才能,信任他们,政事分给地方官吏去管理。但国家的最高权力,则要集中在君主手中,以免出现地方各自为政,臣下各行其令的现象,造成混乱和分裂。今天我们处于改革的年代,中央实行一定的权力下放,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但最高权力的集中仍是必要的,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否刚,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国就无法实行统一的部署和领导。这两句在今天可用于强调中央集中领导的重要性。

矜伪不长,盖虚不久。

《韩非子·难一》欺骗性的自我吹嘘,不要很长的时间就会被识破;掩盖真相、弄虚作假,不要多久就会被揭穿。矜伪:自夸、作假;盖虚:掩盖虚假。这是对自我吹嘘、弄虚作假的至诚忠告。“矜伪”和“盖虚”,无不违背客观事实,违反实事求是原则,侵犯民众利益。因此,必定会被事实揭穿,为民众识破。

一家二贵,事乃无功。

见《韩非子·扬权》。贵:地位尊贵的人,此指当家的。这两句大意是:一个家庭中有两个地位尊贵的当家人,则什么事都不会干成功。韩非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加强国君的绝对权力,不允许一国二君,政出多门,就像一个家庭如有两个当家的,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家里人就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好;要不就像“一栖两雄,其斗顏颜(yán言)”,一个鸡窝栖居两只老公鸡,非争斗得你死我活不可。韩非这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是很有见地的。

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冶强:国家太平强盛。弱乱:国家纷乱衰弱。阿(e婀):不公正,偏袒。这两句大意是国家太平强盛得力于法治,国家纷乱贫弱是由于执法的不公正。国泰民安得力于法治,因为只有实行法治,以法治国,社会才会安定,人民才能遵法守法。相反,若贪赃卖法,举事不公,阿曲权贵,人民自然不服。一旦小的不服发展到大的不服,心里不服发展到行动上的对抗,国家就陷入动乱之中了。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韩非子·五蠡》。备:措施。本句大意是:情况不同了,所采取的措施就应地相应地有所变化。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政策和策略的变化也应是绝对的。因为任何方法、措施都是针对某种特定的情况而制定的。没有不变的情况,也就没有不变的方法、措施故“~”当政者,决策人应当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不断地变化或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若不知变革,就会把事情办糟,导致事业的失败。本句多用来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

《韩非子·安危》。虚盛:国家实力的弱与强。这两句大意是:国家的生存和灭亡,在于国力的强与弱,而不在于人员的多与少。这两句用于说明国家不可自恃人多,只有以发展实力为主,才能保持国家的强盛。

悬衡而知平,没规而知圆。
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
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

《韩非子·显学》。悍:凶戾。虏:奴仆。这两句大意是:有严厉家长的家庭里没有凶悍暴戾的奴仆,而溺爱子女的慈母却惯杯了不肖的败家子。韩非的《显学》篇宣扬法家的理论主张,而对儒、墨两派特别是儒家进行了激烈的正面攻击。韩非强调以法治国,以力巩固统治,他说:“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财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两句是韩非从正反两面举例说明:实行严刑峻法,人人畏法,故可以“禁暴”,若实行儒家的厚德仁政,人有恃无恐,则难以“止乱”。对法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可以批判地继承。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子·有度》。刑过:惩罚罪过。匹夫:泛指平民百姓。这两句大意是:惩罚有罪行的人,不能因是高官显宦而回避;奖赏有功劳的人,不能困是小民百姓而遗忘,主张以法治国曲韩非。认为法律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和有秩序的社会所必须的条件,因此,必须明确立法制度和执法的统一性.即赏罚对官对民都应一样,不论上下贵贱都要一视同仁,该赏就赏,该罚就罚,赏罚得当,公正严明,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使百姓乐于奉公守法。论述法不阿赏、赏罚严明时常引用此名句。

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干赏罚。

《韩非子·大体》。寄:寄托。托:依靠。这两句大意是:依靠法令来治理混乱,依靠赏罚来处理是非。人治还是法治,古来争论已久。韩非认为:治乱必须用挂,用推行法治的手段(术)才能奏效。所谓治乱国必须用重刑,就是这个道理。对于是非问题,也必须赏罚分明,决不能马马虎虎。“赏善而不罚恶则乱,罚恶而不赏善亦乱”(唐·元结《辩惑》)。此二句说明治国安邦必须推行法制,刑赏必须分明。

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

《韩非子》立志的境界,不在于胜过别人,而在于胜过自己,要做到这一点,才是最困难的!人们常常把眼光放在别人身上,只想着怎么样去超过别人,这固然好,但要超越自我,才是难能可贵的!

立志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
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

《韩非子·功名》。这几句大意是:一个人右手面圆形,左手又要画方形,那么一定不能同时画好两种形状。韩非以绘画为例,旨在说明治学的道理。人不能同时用两手画出两种形状不同的图画,说明心无二用。此名句的深层意义是在强调治学或做事要用志不分,专心不二。然而它没有采用直接陈述的简单说理方法,而是欲说此而先说彼,使人通过彼而联想到此,从而使名句具有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的文学色彩,同时还富有哲理的启示性。

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

见《韩非子·饰邪》。小知:小聪明。谋:谋划。小忠:指对私人的忠爱。主法:掌管法制。这两句大意是:有小聪明的人不可让他谋划政事,只知忠于私利的人不可让他掌管法制。只有小聪明的人缺乏远大的目光和探超的智谋,所以不能让小智者谋划政治大事。小忠属于私爱,而主法则须公心,若让只有私忠的人主法,则难免拘私枉法,不能秉公办事,所以不可使其主其主法。这两句用于说明任人谋事、执法时,要分清被任用者属于小智还是大智,出于私爱还是出以公心。

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 

《韩非子·显学》。炭:炭火。这两句大意是:冰块与炭火不能放在一个容器里,严寒与酷暑不能在同一个时间来到。韩非在《显学》篇用这两个比喻说明,互相矛盾和敌对的学说,不能兼收并蓄,不能同时用来治理国家。后世形成“冰炭不相容”的成语,用来形容两种事物完全对立,矛盾尖锐,有你无我,不可并存。如司马光和王安石政见不同,激烈反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他在给神宗皇帝的上书中就说自己和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韩非子·显学》。州部:古代基层行政单位。卒伍:士兵的队伍。这两句大意是:宰相一定从基层州部兴起,猛将一定从基层卒伍发端。这两句用于强调国家的文臣武将,特别是高层拔的官员和将领,一定要从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中选拔。否则处理政务,领兵作战就可能是纸上谈兵,耽误国家大事。

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

《韩非子·内储说下》。烹(peng砰):煮。这两句大意是兔子死了,再也用不着猎狗,就把猎狗煮吃了;敌国灭亡了,谋臣再也用不着了,就把谋臣害死。历史上不少的君王都是在困难的时期能够与谋臣良将同甘共苦,共成大业;而一旦打下天下,就认为用不着这些人了,反而怕这些人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翻脸诛杀功臣。韩非以生动的比喻,简练的语言概括这一历史现象,真可垂戒千古,为后人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蜚鸟尽,赶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论衡·定贤》有“高鸟死,良弓戴,狡免得,良犬烹”,和这两句意思相近。

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 

《韩非子·大体》。疵:毛病,引申为疤痕。垢(goù构):污垢,脏东西。这两句大意是:不要吹开皮上的毛发去寻找其间的小疤痕,不要洗掉污垢去细察难以知晓的毛病。韩非子以两个通俗易懂的比喻,说明古代顾大体者不察寻细微,陷人以罪。现在可借用来说明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无论对待上级或下属,都要看大体,看主流,对同志持宽容的态度,不可故意地挑剔别人的缺点、过错,构人以罪。成语“吹毛求疵”即由此而来,亦作“吹毛求瑕”。

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

韩非子·饰邪》镜子保持明亮不受干拢才能照出美;衡器保持平正才能量出轻重。比喻要定出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就应当客观公正,不受外来的干扰。

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

《韩非子·饰邪》。这几句大意是:明白地确立法制,抛开私人恩怨,这样才能作到有令必能贯彻执行,有禁没人敢于违反。明确法令制度,使人们知道何为守法,何为违法,违什么样的法给予什么处理,立什么样的功给于什么奖赏;在执法过程中又能公正无私,“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不以个人的恩怨好恶干扰法律的贯彻执行,这样,自然能作到令行禁止。

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故人多溺。 

《韩非子·内储说上》。形:形状。灼:烧伤。懦(nuo糯):软弱。这几句大意是:火的形状威严可怕,人们害怕不敢接近,因此很少被火烧伤;冰的样子绵软柔弱,人们喜欢游泳戏水,因此被淹溺的人很多。这几句是韩非子关于法治理沦的著名比喻。早在春秋时,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就说过这样的话:“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语见《左传·昭公二十年》),韩非在这里也以水火为喻,说明治国也是如此,他主张严刑峻法,使人望而生畏,更不敢以身试法,这样,国家就容易治理;若过手宽大,执法不严,百姓不知畏法,国家就难于治理。

以肉去蚁,蚁愈多;以鱼驱蝇,蝇愈至。

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这几句大意是:以肉除去蚂蚁,不但没有把蚂蚁除掉,反而会引来更多的蚂蚁;用鱼驱逐苍蝇,不但没有把苍蝇赶跑,反而能招致更多的苍蝇。蚂蚁和苍蝇嗅觉都极灵敏,而且蚂蚁爱吃肉食,苍蝇喜逐腥臭,想要驱除它们,不用它们最怕闻到的气味去熏逐它,而用它们最嗜爱的鱼与肉去引诱它,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现在可引以说明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对症下药,不然将事与愿违。

敏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韩非子·五蠢》。政:政治,统治办法。守株:守株待兔,此喻死守狭隘或局部的经验。这两句大意是:假若谁还想用古代先王那种治国方法来治理当代的百姓.那就像那个守株待兔的宋人样愚蠢可笑。“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因为时代不同了,治国方略也要相应地变革,切不可因循陈规,一仍旧章。倘若不通晓事物的变化,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决策,一味按照过时的考黄历行事,非导致事业的失败不可。

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 

《韩非子·五蠹》。糟糠:粗劣的食物。务:追求。粱肉:指精美的饭食。短褐(hè贺):粗布衣服。文绣:有刺绣的华丽服装。这两句大意是: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寻求粱肉;连一件完整的粗布衣服都没有的人,不会去期望有文采的锦绣。人对衣食的追求,都是先温饱,后精致,先低级,后高档。温饱尚不能保,何论精美!韩非用这两句话比喻国家制定的法令要为普通的百姓所懂,那些所谓高深的法令,连聪明的人也不懂,普通的百姓就更不懂了。这两句可用于说明凡事要从实际出发,不可有过高的奢望;也可用于喻指治理国家应该先办理最急迫的事情,先解决最紧急的问题,先搞普及,再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倘不顾“下里巴人”而专搞“阳春白雪”,就难免曲高和寡了。

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

《韩非子·解老》。闭冻:冰封地冻。固:坚固。这两句大意是:冬天的冰如果冻得不坚固,那么春夏的草木也长不茂盛。冬天的冰冻似将万物窒息,但正是如此,才使夏天的草木得以茂盛生长。这一方面说明事物发展到极点而出现反向的转化,另一方面,前者又是后者发展的条件。

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

《韩非子·五蠢》。寻常: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寻,倍寻为常。庸人:普通百姓。释:舍弃不取,铄(shuo朔):熔化。溢:同“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镒。盗跖:指春秋时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旧时诬为贪财的强盗,故名前冠一“盗”字。掇(dUO多):拾取。这几句大意是:普通的布帛虽然仅有“寻”、“常”那样长,一般百姓不肯丢手;熔化灼烫的金子多达百镒,连最贪心的盗跖也不敢去拾取它。韩非为了说明“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的道理,举了~的浅显事例作为论据。实行严刑峻法,如熔金烫手,最贵重的东西连最贪心的人都不敢轻拿妄取;没有刑罚约束,人人有恃无恐,哪怕是最微薄的东西普通人也会争夺不休。这个例子突出了“法”的威慑力量。韩非善于举例证,打比喻以加强说服力,值得学习。

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 

《韩非子·观行》。须眉:胡须和眉毛,指面容。道:政治原则,理论体系。进惑:指是非。这几句大意是:眼睛失去了镜子,就无法修面剃须;立身失去了政治原则,就无法辨清是非曲直。~以目失镜就无法刮脸剃须为喻,说明身失道就不辨是非的道理,强调了立身行道的重要意义。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

《韩非子·显学》。参验:用事实加以验证。必:确定,肯定。据:作为依据。诬:欺骗。这几句大意是:听到某种说法,没有用事实进行验证就加以肯定的人,是愚蠢的人;不能够肯定的事情却引来作为依据,是欺世骗人。这几句说明了尊重事实的重要性。在作者看来,只有蠢人才会随便听信那些未经证实的言论;只有欺世盗名者,才会道听途说,信口开河。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一个正直的政治家,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人,必须克服主观、盲目、自信、不负责任等缺点,尊重事实,说话要有证据,这样才不会造成失误。这几句名言可供人们特别是领导者作为鉴戒。

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

《韩非子·二柄》。越王:指越王勾践,春秋宋越国国君。轻死:不怕死。楚灵王:春秋时楚国国君。饿人:指楚国有很多人为了使腰变细而忍受饥饿。这两句大意是:越王勾践(为复国雪耻而)祟尚勇武,越国人民也当视死如归;楚灵王喜欢细腰的美女,楚国女子也多为使腰肢变细而忍饥挨饿的人。~和汉代《城中谣》:“城中好高臀,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说的道理一样,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作领导的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如能严于律已,率先垂范,群众、国人自然也会影从;作领导的特别是高级领导人如果不能严于律己,甚而带头搞不正之风,下级就会层层加码,歪风邪气就会愈演愈烈,这个道理,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韩非子·喻老》。蝼蚁:蝼蛄和蚂蚁。突隙:烟囱上的裂缝。烟:一作熛(biāo标),飞迸的火苗。这几句大意是:千丈长的大堤,因蝼蚁的洞而溃决;百尺高的房屋,因烟囱裂缝中迸出的火苗而焚毁。不拘小节,不重微害,不在小处注意消除隐患,最终必酿成大祸。成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即来于此。可用于劝诫人们立身、处事要防微杜渐,防患于萌芽状态之中。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韩非《韩非子·五蠹》因此圣人不希望一切都学习古代,不墨受一成不变的旧规,而是研讨当代的情况,据此采取相应的办法。修:遵循。法:效法。

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

《韩非子·解老》。视强:视力用得过度。听甚:听力用得过度。智识:智慧。这几句大意是:视力用得过度,那么眼睛就不再明亮;听力用得过度,那么耳朵就不再聪灵;思虑过度,那么智慧就会产生紊乱。耳、目、脑的功用都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损坏其功能。这符合科学原理,也反映了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其相反方面转化的道理。可用于说明矛盾转化的哲理,也可用于劝诫人们要善于保护自己的视力、听力、脑力,劳逸结合,不可疲劳过度。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韩非子·有度》。事:执。这几句大意是:国家不会永远富强,也不会长久贫弱。执行法令的人坚决,国家就会富强;执行法令的人软弱,国家就会贫弱。国家的强弱富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强国在一定条件下会削弱,弱国奋发图强则会变强。这就是国家强弱转变的历史辩证法。但是转化必须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当政者能否实行法治和执法的态度是否坚决。执行法制坚决,国家可由弱变强;执行法制不坚决,国家会由强变弱。这几句典型地表现了韩非的法家思想,其重法思想有可借鉴之处。

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 

《韩非子·安危》。拂耳:逆耳。小逆:小的不舒服。这两句大意是针刺骨上的病毒,局部感到小痛而整个身体却得到长远的健康;耳听深刻的忠言,心里感到小不舒服而国家却得到长久的洪福。韩非在这里以古代名医扁鹊用刮骨疗毒方法根治大病作比喻,说明了君主能听进逆耳之言,严于律己,改正错误,就能挽救危亡的国家,换来长治久安的政局。~和“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一样,都是前句打比方,后句见正意,用人们共有的生活感受,强调了纳忠告、听逆耳之言的重要性。

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

《韩非子·解老》。和氏之璧:我国古代著名的美玉,相传是春秋时楚人卞和发现的,故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古代传说中的明珠。相传隋侯医好受伤的大蛇,蛇从江中衔宝珠相报,故称隋侯之珠。银黄:白银和黄金。至:极,最。这几句大意是和氏之璧,无须用五彩来装饰它;隋侯之珠,无须用白银黄金来装饰它。因为它们本来的质地已经美得无与伦比了,没有什么东西足以用来装饰它们。原本已经很美好的东西,用不着再去刻意修饰,因为弄得不巧,反有画蛇添足、狗尾续貂之嫌。这几句可供引用论述自然生成之物,往往是最美好的,不须要再加以人工的修饰。或引用说明过分地雕琢绘饰,会破坏事物原有的天然风韵。

欲成方面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
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

《韩非子·五蠹》。仞:古长度单位.八尺(一说七尺)为仞。楼季:战国时魏国人,魏文侯之弟,善登高跳跃。峭:高而徒。跛牂(bozang簸赃):瘸腿母羊。夷:平。这几句大意是:十仞高的城墙,连最善跳跃的楼季也无法逾越它,这是因为陡峭的缘故;千仞高的大山,瘸腿的母羊也易于上去放牧,这是因为平缓的缘故。所以圣明的君主要实行峭法严刑啊。韩非以城墙、高山为喻,说明城墙虽低因其陡峭就难以逾越,高山虽高因其平缓就易于攀登。因而圣明的君主要久处尊位而长执重势,使天下不敢犯,就必须“峭其法而严其刑”。李斯就曾以他的同窗韩非的这套理论,劝谏寨二世行督责,统治天下。可是胡亥远没有秦始皇那样的雄才大略,大一统的秦王朝到秦二世手里就断送了。

小信诚则大信立。

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内外相应,言行相称。

明主之道,明于公私。

家有常业,虽饥不饿。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

韩非子(前280-前233),出身于韩国贵族之家,曾与李斯一起师从荀子。二人都在秦王赢政手下谋事,“斯自以为不如非”,后韩非被李斯陷害致死。韩非虽有口吃的生理缺陷,但写作能力极高。今读《韩非子》,仍会惊叹于其敏锐的眼光和严密的推论,为其文采折服。后代世人经常把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代表作《君主论》)相比较。当时,秦王赢政(秦始皇)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后大发感慨,激动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就导出了中国历史上一幕有趣的“秦攻韩国索要韩非”的独幕剧。

韩非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法、术、势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法为本,法、术、势三者结合的君主专制政治理论学说,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思想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实行法制的理论根据

1.进化的历史观

儒、道都厚古薄今,认为古人道德品质高,而随着历史发展,人们的道德品质愈来愈低,所以主张法古。韩非则坚持“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进化论。

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一个人类社会由不争到争的过程,而物质财富的多寡则是决定争斗的最根本的原因。韩非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个发展阶段,并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今世有不同于前代的主题,因而也就必须有新的治国之道。所以,韩非主张治国措施不要一味师法古代,那是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举,要根据变化的情况变法革新、实施以法治国。

其他成语、典故:自相矛盾、滥竽充数、三人成虎、讳疾忌医、老马识途等

2.趋利避害的人性论

法家的人性论,是其学说的理论基础。法家大都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故主张以法治国。管子说“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万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古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商鞅则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

到了韩非,则把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趋利性推广到家庭亲情关系中,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君臣之间“臣买力气,主买官爵”,“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早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售。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商鞅、韩非主张君主手握刑杀、赏赐两权,而这两权正好可以对人性的趋利避害的弱点加以利用,从我者赏,不从者杀。用刑罚为手段禁止人们做不利于君主的事,以爵禄为诱饵鼓励人们去做有利于君主的事。法的内容就是赏和罚,“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治道具矣。”

(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法家主张富国强兵,追求霸业,必然形成实用功利的价值观,形成与儒家鲜明对比的轻德尚力、轻文重质的价值取向。

法家确立了功效标准以后,便用它来对所有人进行分类,分为两大类:有用之人和无用之人。能够增进功利的人,就是有用的人;不能够增进功利的人,就是无用之人。什么人能够增进功利呢?最重要的农人和战士。法家素以推行耕战政策出名,自然认为农人和战士最有用。

什么是无用之人呢?大体上,上述三类人以外的人均属于此列。韩非子把这些无用的人分为五大类:学者(以儒者为主,兼包墨者等)、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兵役者)、商工之民。这些人不仅无用,而且有害,故韩非子称之为“五蠹”,即五种害国之虫。

韩非子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随着人口剧增,货源锐减,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在这样的时代,仁义道德便派不上用场,而唯恃气力。

战国时代的严酷现实,使韩非深感实力之可靠和道德之不可靠,这是导致法家主张轻德重力的主要原因。韩非子不仅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争斗要依靠实力,而且,在家庭中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威严的法律比柔性的道德更有效。“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之令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韩非反对君主滥施仁慈,君王只要做到令人可畏而不要令人可爱。这与儒家主张的施仁政,重教化截然相反。

韩非子从战国时期各国争斗的现实出发,看重实用和功效,尚力轻德自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控制不好,则容易走向政治上的高压强权和文化上的专制粗鄙,秦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就是例证。韩非子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即认为治理国家只要有法家的学说和法官就行了。后来,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把韩非的设想变成了现实,开了中国历史上文化专制主义的滥觞,被千古后人诟病。

(三)加强统一的君主集权,实施法、术、势并重。

中国古人不论是立法,用法,还是废法, 都是唯君权的需要是从,法律所体现的,也正是维护君主专制的精神,这同现代法治精神(约束权力,保障权利)有着根本的区别。韩非子主张君王治国要法、术、势并重,法、术、势作为统治国家的手段,目的只一个即加强统一的君主集权。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

君主智力国家法、术、势并重。

韩非子比较了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的特点与得失,认为必须以法为本,使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采三派之长处,才能实现法制,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他认为商鞅“无术以知奸”,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强盛,但不能防止臣下扩充私利。申不害虽然强调了“术”,却“徒术而无法”,法令不统一,使奸臣有机可乘,使韩国不能强大起来。慎到重势,但国君虽有权势却治国乏术,仍不能成功。因此,治国必须把法、术、势结合使用。

韩非子首先指出治国必须有法,那么法是什么?法的本质是什么?法家认为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法是一种公正的标准。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正像量长短的尺寸、正曲直的绳墨,称重量的称等一样,是一种公正的标准。

第二,法是向公背私的。

第三,法是公开的。韩非“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布之与百姓者也......法莫如显......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法是指由国家制定并公布于众的成文法。法要向所有的人公开,使家喻户晓,尤其是要让卑贱者知法,否则,就无法保证法的公正性。

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没做到)。法家反对儒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坚持同样的法适用于所有的人。韩非子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第五,法律是确定不移的、唯一的。唯有“一法”,才能保证法的公正。如果法律彼此矛盾,前后不一,或者对法律随心所欲地任意解释,这些都会损害法律的公正性。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法律理论与西方法律理论有一定的差距。西方法律自古及今千变万化,但是,其中一些基本理念是不变的,即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在西方法律中,三者构成一个相互制衡的整体,整体中,秩序和公平为一方,二者经常与个人自由产生紧张。如过分强调社会的秩序和公平,则容易伤害个人自由。西方人特别警惕这一点,故强烈要求掌握权力的人守法,在行使权力时不能越过规定的界限。而且,如果一个公民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不正当的妨碍时,即使加害人是当权者,前者也有权求诸法律的帮助。在西方法律的三项基本原则中,前两个法家都有,但自由很少。

法家之法,主要是君王治理国家的手段,或者说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的工具。法家人士多考虑君王以法来做什么,而少考虑百姓以法来做什么;多考虑治者以法来限民、禁民,而少考虑民以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西方的法律既用来维护秩序和公正,也用来维护个人自由;既用于限民、禁民,也用来扬民、弘民。两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法家法律观的缺陷。

在法、术、势三者中,韩非子论述最多的是术与法的结合。术即权术,是指君王驾驭臣下的特别技巧和技术。韩非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包括亲子和君臣之间都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故君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和使臣下奉公守法以实行法制,就必须有一套驾驭臣下的“术”。

韩非子所说的术多种多样,不过总的来说可归为两大类:阳术和阴术。阳术即前面所说的君王掌握刑赏二柄考察大臣。阴术则是指“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即君王把自己真实的想法隐藏起来,以防止被臣下利用和控制。

为此,韩非子提出了各种阴术,如挟知而问——君王先掌握了某种真实情况,然后再问不知此情的臣下,使臣下觉得君王有先见之明、因此敬畏而不敢为非。倒言反事——指君王故意说反话,以此试探臣下,从而察得奸情。还有什么以明求暗、暗杀等等。

韩非子除了强调治国必须有法、术之外,还强调重势。所谓势,即指君主的权势。“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他在《难势》篇中指出:君王行使法和术的前提即势。没有权势做后盾,君王就不能驱使臣民服法。“势者,胜众之资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

韩非子还认为,势只可由君主独处,而不可与臣下共之。虽然势在韩非子眼里非常重要,但是,它不能离开法。既不可屈法以从势,也不可改法以随势。法与势必须结合,“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有势无法,只能是人治,而不是法制。国家管理模式是人治还是法制,这是儒法的根本区别之一。故我们认为,韩非子思想中,还是以法为本,兼用术势,不同意学术界有人认为韩非子是以势为主或以术为主。法家之所以重术、重势,是因为法的推行离不开术与势。
《韩非子》全文 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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