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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知名作家徐寅的《尚书惠蜡面茶》是福建暨武夷茶文化史上最早的咏茶诗，极具史料价值。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其中“冰碗”的释义，众说纷纭：或认为是指“白色的茶碗”[2]，或为“琉璃茶碗”[3]，或为“越窑青瓷茶碗”[4]却又语焉不详，未有定论。对照陆羽《茶经》关于茶碗的论述和徐寅咏茶具诗作《贡余秘色茶盏》等古代文献的记载，参考晚近陕西法门寺、浙江等地出土的唐、五代茶器，笔者认为，此诗中的“冰碗”指向晚唐五代时越窑产制的青瓷茶碗，更为妥当。 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陆羽的《茶经·四之器》从品茶的角度出发，格外推崇越窑如冰似玉的青瓷茶碗：“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则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茶圣陆羽详尽比较“邢不如越”的第一、二条理由主要是谈瓷碗的釉色外观以及给人的心理定义；第三条理由是从盛茶的实用立场出发比较茶与茶碗的色泽关系，主要也是谈的色泽效果。换言之，陆羽推崇越窑如冰似玉的青瓷茶碗，是因为它如冰似玉的釉色和盛茶茶色绿而益茶。 据研究，唐代越窑青瓷釉色之美，为历代越窑产品之冠。上世纪90年代，陶瓷科学家测试历代越窑青釉时发现：“唐代越窑青釉的亮度最大，为29.20%，也就是唐代越窑青釉最明亮，釉的光亮度最大。唐代釉最青，北宋和两晋次之。”[5] 陆羽对越窑青瓷这种如冰似玉的美丽釉色与益茶功用的咏赞，自然引起唐代文人士大夫的附和。施肩吾《蜀茗新词》（越椀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6]、许浑《晨起》（越瓯秋水澄）[7]、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8]、韩偓《横塘》（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9]诸诗皆有吟咏。 越窑中心窑场在浙江上林湖地区（以前属余姚县，现属慈溪县），考古调查发现窑址100余处。此外，宁波东钱湖也是一个巨大的生产越窑青瓷的窑群。越窑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余姚、慈溪、上虞、宁波、鄞县、绍兴、临海、黄岩、象山等地，这些地区古属越州，故称越窑青瓷。该地区瓷器生产历史悠久，可能事我国青瓷的发源地，早在商周就已开始生产原始青瓷，春秋战国时期青瓷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两汉至南朝进入早期青瓷阶段，唐代臻于成熟。[10] 唐代晚期，越瓷的原料加工和制作都很精细：器形规整，胎面光滑，釉层匀净，胚体显著减轻；釉色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11] 五代时期，越窑瓷器被称为“秘色瓷”。 宋人曾慥的《高斋漫录》云：“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周辉《清波杂记》云：“越土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12] 其实，秘色瓷之名，最早见于晚唐诗人陆龟蒙《甫里集》卷十二《秘色越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在另一首题为《茶瓯》诗中，陆龟蒙咏松越窑青瓷釉色“姿如圭壁，色似烟岚”。由此可见，以“千峰翠色”、“圭壁[13]”的碧玉之色和漫溢在群山峻岭之间的烟岚之状来摹写越器的“秘色”的陆龟蒙心目中的“秘色越器”，乃指晚唐越窑青瓷。 唐末五代，钱氏（钱缪）在杭州建立吴越国。从1958年起，在吴越国都杭州和钱氏家乡临安陆续出土了如杭州玉皇钱元灌墓、施家山的吴汉月墓、临安西市街钱王父母钱宽、水邱氏墓及近年发现的马皇后“康陵”等七座大型王室墓葬，这些王室成员墓中出土了大量价值极高的越窑精品，从品类上看，主要集中为碗、盘、洗、钵、罐、灯、罂、执壶等，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一时期越窑瓷的美学特征，为研究五代越窑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经过了从汉代到晚唐五代近千年的演变发展，越窑从原始青瓷进入了成熟青瓷的顶峰状态，出现了以“秘色”瓷为代表的优质青瓷。冰清玉洁的越窑青瓷被文人誉为“类玉”、“类冰”、“类月”、“秋水”等，形容它的釉色如玉般晶莹润泽。此时的越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特别是青瓷发展史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境地，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把“千峰翠色”的青瓷推向了发展的最高峰——晚唐五代“秘色”瓷。以至后人赞叹“李唐越器天下无。”[14] 1996年底临安康陵马王后墓出土的青瓷五瓣荷花形碗，是五代越窑青瓷的上品。该碗胎质细腻，釉层青绿均匀，手感滋润，圈足外撇，口沿壁五处凹进，呈花辨形，沿边微微翻卷，全器犹如水中荷花。 1988年浙江鄞县郭家峙出土、现藏于宁波市博物馆的五代越窑青釉荷莲纹花口钵，其器形、胎质，与图1青瓷五瓣荷花形碗类同。 1987年5月，距西安西110公里的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茶碗（图3），其“捩翠融青”的颜色、“巧剜明月”的造型、“轻旋薄冰”的胎质等特点，恰如陆龟蒙、徐寅诗所描绘的那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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