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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旧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抗日战争纪念地都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不久前，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播放的“抗战芷江受降旧址”，让我又一次看到了那座高大雄伟的、让国人扬眉吐气的芷江受降纪念坊。
4月4日上午，我们参观过黔阳古城和芙蓉楼，便驱车朝芷江前进。洪江到芷江全程高速公路，中午12点40分就到达芷江受降纪念地旧址。
进入景区，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通体洁白的受降纪念坊。纪念坊立于台基之上，周围筑有白色的水泥栏杆，背后衬以挺拔苍翠的树木，极目驰骋，令人振奋。坊体
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四根方柱顶端各有三根凸出的线条，三道拱形门上方亦有四根凸出的棱形体，使纪念坊显得更加雄伟。坊额除了刻有“受降纪念坊”五个黑色楷字外，上面另有蒋中正题书的“震古铄今”横额，副额分别是“布昭神武”“武德长昭”。四根方柱上写有内外两付楹联，内联是“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由当时的国府主席蒋中正题书；外联是“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题写。
纪念坊旁边立有一座白色碑座，上面镶有黑色石碑，上刻《受降坊碑记》：受
降纪念坊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而立，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战胜入侵之敌，洗刷百年之耻的标志性建筑。公元1946年始建，翌年8月30日建成。1966年10损毁。1983年5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复修，1985年9月竣工。因历史资料缺失，修复的受降纪念坊未能准确再现其原貌，经文物工作者多年收集考证，并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2010年2月予以改建，同年8月建成。谨此为记。看了这篇碑记，让我看到了历史背后的历史，也让我想到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小平同志反复讲的一句话：“实事求是”的普遍价值。
走过柏树夹道的人行道，来到“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前。那是一幢如同堡垒
式样的建筑，四根冲天圆柱穿过屋顶，寓意中国人民冲破艰难险阻，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红色花岗岩装饰的门额上镶嵌着“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一行金色大字，由赵朴初先生题写。纪念馆旁边草坪上一块长方形巨石上刻着
一篇《让和平永奠》的纪念文章。
走进纪念馆，大厅是一个二层挑高的宽敞空间，正面有一架“人”字形楼梯，墙上挂着一幅“受降仪式”大型油画。大厅两侧和楼上都是纪念馆陈列室。走进陈
列室，《前言》写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1948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至23日，侵华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一行飞抵芷江办理日军投降事宜。从此，芷江成为举世瞩目的历史名城。“芷江受降”,随着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而永远载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册。
陈列资料共分“日军侵华罪行累累”、“中国抗战浴血疆场”、“芷江受降载入史册”、“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四个部分。日本为实现征服中国的图谋，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广大领土进行轰炸，大肆屠杀中国平民，实施细菌战和化学战，控制中国工厂、交通、金融等经济命脉，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陈列资料反映，侵华日军共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其中牺牲和被日军屠杀的有2000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侵华日军共造成中国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陈列室还以大量照片、文字反映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与日军开展的殊死搏斗，尤其是组织了徐州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长沙会战、衡湘会战、滇西会战等
重大战役打击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投入近百万兵力，与25万日军展开了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通过这次会战，日军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陈列室同时展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
入敌后开展的游击战对日寇的沉重打击。陈列资料反映，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共歼灭日军154万人，其中正面战场歼敌85万人，敌后战场歼敌52.7万人，东北军民歼敌17万人。另外，日本战败向中国投降的日军有128.3万人。
陈列室全文展出了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的《乞降照会》：日本天皇希望促进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战争，以便天下生灵得免因战争的持续而沦于洗劫。日本政府为服从天皇陛下的圣旨起见，已于数星期前，请当时仍处于中立地位的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以便对诸敌国恢复和平，不幸这些为促进和平的努力业已失败。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陛下恢复全面和平，希望战争造成不可言状之痛苦为尽速告终结起见，乃作如下决定：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领袖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宣言所列举的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此事的坦白表示能迅速获致。读完这则《乞降照会》，对其中“促进世界和平”“天下生灵……得免……浩劫”，乞保“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等巧舌如簧的言辞心生鄙意，这与今天日本安倍内阁的“积极的和平主义”、“行使集体自卫权”、“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等谬论如出一辙，其口蜜腹剑之侵略本性昭然若揭。收到《乞降照会》的次日，中美英苏四国复文如下：代办阁下，8月10日之照会奉悉。兹复者，美国大总统。已嘱人代表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致函阁下，俾经由贵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关于日本政府来电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条款，然有下列一点“附以一谅解曰：上项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吾人所采立场如下：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必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最高统帅将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权力，实施投降条款。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必须之投降条款，波茨坦宣言之规定能获实施，且须对日本一切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之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发号施令，停止积极活动，交出武器。此外，并须发布盟国最高统帅在实施措施时所需之其他命令。日本政府在投降之后，应立即将战俘及所扣侨民，运至指定之安全地点，俾能迅速登同盟国之运输船只。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同盟国之武装部队将留于日本，直至波茨坦宣言规定之目的达到为止。国务卿贝尔纳斯﹙签字﹚。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停战昭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向国内外发表广播讲话，并向南京日军
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发出“停止一切军事行动，速派代表至玉山﹙位于江西三清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同一天,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电告冈村宁次“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包围部分外。”
8月17日，蒋介石又致电冈村宁次“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为湖南芷江机场，何时起飞，另行通知。”8月18日在湖南芷江机场成立“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少将任主任，具体负责日本投降典礼签字场地和车辆安排、城区和机场治安秩序等事宜。”1945年8月25日，中美混合联队第五大队六架P—51战机押送日本投降代表的座机三菱百式运输机从武汉前往芷江机场
投降。从飞行画面看，日机后面拖着两条长长的飘带，以示投降。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赢来光辉的时刻。上午11点15分日本投降代表今井武夫的座机降落在芷江机场。日本投降代表走下飞机，中美两国军人立即上前对降机实行监护。然后，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参谋副长今井武夫等五名投降代表，被押上插有白旗
的吉普车绕场一周。中国战区的受降代表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将等，盟军受降代表是美国驻中国战区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准将。
纪念馆内陈列一块刻有《芷江受降纪念坊记》的旧石碑，仍能看出清晰的碑
文：我国崛起东亚，巍然五千年矣！立国精神，原为大同，抚弱继绝，斯为职志。清季甲午以还，东邻日本，肆蚕食野心，强夺我台湾、琉球，而东北数省亦为寝假雯锉见告。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肇釁我，最高统帅国府主席蒋公曾宣示：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绝不轻言牺牲。忍让为国，于兹可观。然敌未悔祸，骄逞其兵，以三月即可亡我。我为所逼，遂起全面抗战，顾敌侈志，欲争霸环球，微仅我一国而已也。既美英苏各友邦与我同盟，德意瓦解，敌又以湘西之战失利，本土为美弹所震，乃袒服请降。
参观过受降纪念馆，我们再去参观当年的“受降堂”。那是一排青黛色砖瓦构筑的平房，庄严肃穆，简朴大方。前檐是一条宽约二米的长廊，黛色墙面上斜贴四张白纸，纸上写着“和平永奠”四个大字。正门上方挂着“受降堂”隶书匾额。旁
边挂有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受降堂简介》：1945年8月21日至23日，日本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无条件投降，中国政府在此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日本降使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分布图，接受了载有关于各战区日军投降详细规定的第一至第六号备忘录。“芷江受降”写下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取得最后胜利的光辉一页。会场按当年受降原貌陈列，受降堂内桌椅、沙发均为珍贵历史文物。
受降堂门口置一道栅栏，示意游客不要进入室内。站在廊道上透过门窗，可清楚地看到室内的陈列。右侧木板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头像，上面是一条“天下为公”横幅，两侧是中山先生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头像左右
上角分别插着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中山先生头像下面自左至右依次挂着“青年守则十二条”、“总理遗训”、“军人读训”。主席位置的一张黑色长方桌是受降席，洁白的桌布上放着四张席卡，正面是萧毅肃、冷欣、柏德诺的座位，
侧面坐的是翻译官王武。投降席是一张带抽屉的黑色办公桌，上面铺着白桌布，放着四张席卡，正面是今井武夫、桥岛芳雄、前川国雄的座位，侧面坐的是翻译官木
村辰男。座位都是带靠背的木椅。受降堂左侧木板墙上挂着美英中苏四国国旗，下面放着两排新闻记者的座椅。
受降堂同一排平房上，另有三间房屋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室和会议室，沿
墙上贴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宣传标语。左侧山墙上挂着蒋中正戎装半身像和国民党党旗、民国国旗；右侧山墙上挂着作战地图，室内放着两张黑色办公桌；中间放着一张会议桌。门前挂一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竖匾。旁边木
板上写着《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简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1945年迁来芷江，总司令何应钦在此多次主持召开中国陆军高级军事会议，指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役——芷江保卫战﹙也称湘西会战﹚。同年8月在此研究部署了中国战区芷江受降的具体事宜。内部陈列的桌椅、沙发均为原物。
芷江受降已经过去了整整69年，但西太平洋仍不太平，东北亚仍然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东山再起，中华民族以何种智慧和实力在今后的博弈中取胜，仍将面临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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