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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
8月21日下午，我们游览过新宾县赫图阿拉老城，驱车到抚顺市区住宿。第二天用过早餐，便驱车去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参观。
抚顺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据史书记载：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原后，为了防范关外少数民族的骚扰，下令在辽东各要塞修建了18座边城，抚顺是其中的一座。明太祖为这座城池颁旨称“抚绥边疆，顺导夷民”，“抚顺”因此而得名。赫图阿拉所在的新宾县属抚顺市管辖。明金之战，大金国首先在抚顺东面的萨尔浒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抚顺也是清王朝的肇兴之地。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坐西朝东。乍一看，大门有点像厂门，仔细看，大门上方的方柱顶上挂着一只铜钟，意在警示世人“远离战争，珍爱和平”。大门右侧黑色
板墙上镶嵌着“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九个白色大字。北面临街围墙中段有座高耸的岗亭，墙顶设有圈形铁丝网，让人一看就知里面是座监狱。大门左侧墙上写着景区简介：抚顺战犯管理所南临穿城而过的浑河，北靠挺拔秀美的高尔山。该所原是日本侵华时期于1936年建造的监狱，1950年将其改造为东北战犯管理所，后称抚顺战犯管理所。该所曾关押、改造日本战犯982名，伪满国战犯71名，国民党战犯354名。1986年，抚顺战犯管理所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标志和历史遗迹，正式对外开放。景区总面积3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平方米，内设日本战犯陈列馆、改造末代皇帝专题展，以及当年战犯学习、劳动和生活的景点30多处，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景区大门，里面是个大院子。大院正面是七间平顶二层楼，为战犯管理所主楼。主楼中间一间加高为了望楼，了望楼四面有窗，站在楼上周围的一举一动都
在监视之中。主楼门前挂着两块竖匾，右面一块是“抚顺战犯监狱”；左面一块是“抚顺战犯管理所”。主楼后面一幢建筑是管理科的办公房。管理科西端有一条南北向的长廊，这条长廊连接着一、二、三、四、五、六、七个管理分所，通过长廊上的支廊还可连接到医务室、理发室、大伙房、洗衣台、俱乐部、大礼堂等战犯生
活和活动的场所。参观者走在廊道上，两边一个个房间是监房，每个监房大约十几平方米，设有一樘玻璃木门，一个玻璃窗，门窗上均装有铁窗栅。室内整洁干净，光线充足。每个管理分所设有一个看守室。有介绍说，看守的任务是维护管区正常的生活秩序，防止各类事故发生，保证监所安全。整个管理所设有7个看守室，共配备看守人员36名。
跟着导游参观到最北面的一幢二层楼，那里原来是大礼堂和铁工厂，现设为“改造日本战犯陈列馆”。走进陈列馆序厅，正面墙上是一排巨大的“1950—
1964”数字，漏空的数字面上隐藏着一幅战犯开大会时的大幅照片。序厅两侧在白色灯光映衬下显出两行庄严的黑体字“接收、关押、改造、侦讯、审判、释放”“人道、正义、真理、和平”。概括了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所做的全部工作与目标。序厅正中是一本书的模型，上面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写有一篇《序言》：日
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来已久。19世纪末，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政策，使中国沦为列强争夺的焦点。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后来居上，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侵占了辽东半岛，虽然遭到沙俄等国的干涉而暂时退出。但十年后又通过发动“日俄战争”重新夺回了辽东半岛的“权益”，占领关东州、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并派驻军队。在此之前，日本通过参加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已经在中国的心脏地带天津及京城近郊安插了一支常驻军队，为后来扩大侵略战争埋下了伏笔。1931年9月8日夜，日军经过周密策划，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7年7月7日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援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经过14年的艰苦抗战，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接着，我们参观陈列室。陈列室以大量照片、图片、实物，反映日本侵华历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接收和改造日本战犯的过程，以及被释放归国后的那些日本人成立“中归联”，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等既艰难曲折，又十分感
人的事迹。参观时，买到一本纪敏先生主编的《生死轮回——改造战犯密档全公开》，书中公开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战犯改造档案，揭示了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含伪满国战犯、国民党战犯）取得的巨大成就，过去关押战犯的场所，被释放者称为“再生之地”，中国改造战犯的成功事例，被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誉为“人间奇迹”。下面是摘自《生死轮回——改造战犯密档全公开》一书的有关内容（插图是陈列馆拍摄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根据美、苏、中、英四国协议及盟军远东总司令部命令，日军大本营于9月3日通令中国东三省、朝鲜（北纬38度以北）及南库页岛之日军，向苏军远东司令部投降。此后，苏军将639635名日军战俘陆续押解到西伯利亚从事采煤、修路、建筑以及森林采伐等重体力劳动，以补充当时苏联国内劳动力之不足。由于日本人不具有苏联人的那种耐寒能力，加上营养不良与劳动繁重，有64000多名日俘先后死亡。经日本政府的多次交涉，苏联开始分批释放日俘回国。至1949年末，在苏联伯力战犯收容所里，仍关押着被苏联判刑的2000多名日本战犯，及伪满政府中的日本人高官、伪满皇帝溥仪等。1949年12月，毛泽东率团出访苏联时，苏方提出将这批日、满战犯移交给中国。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归来，把接收日、满战犯的工作，交由司法部部长史良处理。为此，史良部长亲自到东北各地考察，选定位于抚顺的一所原日本监狱作为“东北战犯管理所”，并调关东高等法院劳改处处长曲初到抚顺主持筹备事宜。后经史良建议，关押改造日、满战犯的工作交由公安部牵头，战犯管理所
所长一职由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担任，曲初任该所副所长。
1950年7月21日凌晨，押运969名日本战犯的专列抵达抚顺车站。在绥芬河车站移交时，苏方代表说：“这批日俘都是些不受管教，无可挽救的极端顽固分子。”到了抚顺，果见他们满脸胡须，肮里肮脏，面容憔悴，但又目空一切，十分骄横与傲慢，令管教干部和战士非常反感。当时，战犯管理所实行的是供给制，干部、战士平时吃的多半是高梁米和白菜汤。战犯们第一顿饭菜也是高梁米和白菜汤。一些日本战犯竟然不肯吃，还拼命叫嚷：“喂！我们是日本人，要吃大米！高梁是喂马的饲料。”后来，这个情况被逐级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指示：对在押的日、满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按国际惯例处理。依据战犯原来的级别，参照我军的供给制标准，按将官、校官和校官以下三个级别，分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周总理还要求，对在押的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外紧内松，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战犯情绪稳定之后，周总理又批示：“对这些战犯要进行
悔罪教育。”战犯管理所在先期试点与普遍开展教育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彻底摧毁日本军人因多年武士道教育形成的军国主义精神支柱，按下层、中层、上层和顽固分子四个层次，分别进行分化瓦解。期间，依照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下促上，
循序诱导等步骤，使战犯们逐步认识到，他们是当了日本垄断资本家和大军阀企图瓜分世界和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初步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在以后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又适时地引导他们认罪、悔罪。其间，还针对战犯中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和种种疑虑，组织他们学习讨论：谁把你们推上了战争犯罪的道路？应当怎样看待战时的天皇？自己怎样充当了天皇的牺牲品？怎样才能结束监禁生活，走上新生之路？经过反复学习讨论，多数日本战犯的思想有了明显转变，不少人已开始认识到，只有老老实实地走认罪、悔罪之路，才有可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宽恕。于是，开始坦白交代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种种罪行。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署向抚顺战犯管理所派出了工作团，全面展开了对日、满战犯的侦讯立案工作。由此，进入了对战犯正面讯问和调查罪行的阶段，也进入了向战犯们深入进行认罪悔罪教育的阶段。为了配合侦讯工作的开展，东北工
作团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日本校级以上战犯大会，让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作认罪悔罪检查。古海忠之在检查中说：“‘二战’以后，国际法有了新的发展，策划和指挥侵略战争的人固然是甲级战犯，但在侵略战争中犯有罪行的人，无论职级高低，被侵略的战胜国，都有权定其为乙级或丙级战犯，并自行处
理……”听了古海忠之的认罪检查，那些职级较低的日本战犯，原先认为自己“职级低，不够战犯”的侥幸心理破灭了。那些职级较高的日本战犯，原先认为“日本国土小，人口多，资源贫乏，民族要生存，向外扩张，争取空间，是不得已和正当
的”侵略有理论者，也站不住脚了。古海忠之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位大人物，他作为日本军部的最高代表都承认有罪，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看来，只有彻底坦白交代自己在侵华战争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宽恕和从轻处理。这期间，在日本军界中素有“鬼将军”绰号的原日本陆军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的转变，也给日伪战犯以很大的震动。藤田茂出身于封建武士家庭，中学毕业后选择了从军习武的道路。1937年“七七事变”后，升任日军中将师团长，率部在我国山东省一带大肆烧杀抢掠，并让士兵拿中国人当“活靶子”作“试胆”训练。日本投降后，藤田茂被俘。在苏联收容期间，他得知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被处死，曾发誓以死效忠于日本天皇。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曾挑起“是战俘不是战犯”的争论，惑众闹监，还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藤田茂表面上虽然猖狂，但内心却十分痛苦和空虚。一次，他无意中在图书室的日本杂志上看到，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出现一种叫“伴伴女郎”的职业，由此出生大批日本“混血儿”，他不禁落了泪。当他看完《基地的儿童们》、《混血儿》、《战火中的妇女》等日本影片，看到美军在日本横行时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开始在内心深处苦苦思索：现在日本的悲剧是怎样造成的？过去中国百姓的惨状又是怎样造成的？以前管教干部让藤田茂参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他声言要到联合国去控告。而后来，他却主动翻开了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论》。1954年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转来了日本战犯亲属的信件、包裹。藤田茂从妻子的信中得知，1945年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掷了原子弹，他姐姐全家及广岛市20多万市民丧生。这又一次触动了藤田茂，广岛、长崎的惨剧应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于是，他开始走上了认罪、悔罪之路。
1956年2月到8月，管理所组织战犯分三批，到全国参观了十几座城市。当他们到达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武汉惨案现场参观时，战犯们纷纷跪下向我死难者谢罪，哭声不绝。在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听了幸存者方素荣的血泪控诉，战犯们跪地不起，恳求中国政府就地枪决他们。通过参观，战犯们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短短几年就使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提高，而且
社会安定，各业欣欣向荣，在心灵深处产生巨大的震撼。
1955年底，中央决定起诉、审判一批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同时从宽处理一批罪行较轻的日本战犯。法庭在审理中，为45名被告人指定了32名中国律师为他们辩护，被告人也有权为自己申诉辩护。当法庭按照法律程序在法庭宣判之前，指令被告人作最后陈述时，所有被告人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值得辩护。”当他听完辩护人念完辩护词后，竟然感动得失声痛哭。古海忠之作最后陈述时说：“我通过法庭的审理和辩论，认识了作为‘满洲国’最高负责人之一的我的罪行是多么难以饶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是多么可憎。我希望日本下一代人能以我为戒，不再走上侵略别国的罪恶道路。请求法庭对我这个难以饶恕的人处以极刑。”最后，法庭分别判处45名被告人8年到20年的有期徒刑。当被告人听到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时，都跪
倒在地失声痛哭，并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杀之恩。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批对在押的1017名职务较低、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立即释放。1956年6至8月，先后分三批将日本战犯释放回国，他们在天津塘沽港乘日本派来的“兴安丸”号客轮离港时，一遍又一遍
地高唱《全世界人民一条心》等歌曲，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感谢在中国懂得了人生！”等道别语。当这些获释人员在日本舞鹤港登岸后，立即发表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号召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告日本人民书》，并派代表向日本国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补发关押期间的工资、退职金，并保证就业，分配住房。当他们的要求遭到日本政府拒绝后，又集体到国会门前静坐，迫使国会不得不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答应了他们的部分要求。为了团结起来坚持斗争，获释人员在东京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并于1957年9月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过了会章，选举出负责人，并在日本各都、道、府、县设立了54个支部。相继创办了《前进、前进》会刊，还集体加入了“日中友好协会”，成为日本社会推进日中复交、维护日
中世代友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他们归国之初的1956年10月4日，在东京会堂举办“归国纪念文艺公演会”，宣传在中国受到的优待，使与会者深受感动；日本侵华期间曾在华北强征4万名劳工到日本，分配给5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场从事苦役，造成6800多名劳工死亡，被就近埋葬。1957年5月，“中归联”掀起查找、挖掘和悼念死难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并将遗骨送还中国；12月，中国红十字会应邀访
日，“中归联”成员主动做好向导与保卫工作；1963年2月，参与倡导为促进恢复日中邦交，在日本全国发起以3000万名国民为目标的签名运动；1967年4月，参与郭沫若诗碑揭幕式；9月，为日本右翼势力袭击廖承志事务所事件，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1971年2月16日，参与在东京会馆召开的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国民大集会；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发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共同声明后，“中归联”即于次月同其他日中友好团体在广岛建立“日中不再战碑”。“中归联”成立
40余年来，其成员始终不断地以侵华战争的亲身经历，用回忆录、日记、演讲、集会、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种形式，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华战争的血腥罪行，热情介绍新中国的各项成就就与教育挽救战争罪犯的宽大政策等。不过，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归联”曾一度分裂成两派。两派成员虽然互不往来，但他们都始终如一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倡导日中世代友好。中国“四人帮”倒台后，1985年8月，“中归联”重新实现了大团结。据统计，自“中归联”首任会长藤田茂于1965年7月首次率友好访华团来华访问，至今已组团来华访问20余次。在他们访华期间，我国领导人周恩来、王震、邓颖超、吕正操等先后会见过他
们。
1959年12月，当日本各进步团体联合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十次统一行动时，“中归联”决定采用《抚顺书简》这一独特的斗争方式。所谓《抚顺书简》，是指仍在抚顺战犯监狱服刑的、原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等30名战犯写给岸信介（当时的日本首相，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外祖父）的一封抗议信。古海忠之等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既使中国人民惨遭涂炭，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的沉痛教训，警告岸信介等不要再追随美国发动侵略战争，也不要再与中国仇视为敌。藤田茂与日中友协商议，决定由他出面把抚顺寄来的“书简”，交给岸信介本人。经过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多次沟通，得到了与岸信介会面的许可。但是，当藤田茂等应约来到岸宅时，却被岸信介的秘书拒之门外。秘书说：“听说‘书简’点名首相为甲级战犯，这是非理之词。这样的信件，我作为秘书官，不允许你们交给首相。”无奈之下，“中归联”把《抚顺书简》广为印刷，以《致岸信介公开信》的形式向日本国民广为散发，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后来，“中归联”还会同日本各进步团体共同发起以征得3000万名国民赞成日中复交为目标的签名活动。会长藤田茂在街头演讲中振臂高呼：“一定要把漏网的甲级战犯岸信介拉下马！”等口号。1980年4月11日，90岁高龄的藤田茂在弥留之际，让家属一定要把在中国访问时周总理送给他的一套中山装穿在他的遗体上，以示在九泉之
下不忘中国的再生之恩。
参观过“改造日本战犯陈列馆”，跟随导游再去第4分所参观伪满皇帝溥仪关押的监室。有介绍说，溥仪刚入监时被关在皇室成员一起，在那里溥仪仍被称为“皇上”或“上边的”，过着衣食靠人照顾的生活，被战犯们称作“狱中朝廷”。
为了瓦解这个“小朝廷”，使溥仪尽快得到改造，所方将溥仪调到第68号监室。在那里溥仪无人照料生活，一切都要靠自己，慢慢学会了系鞋带、补袜子、洗衣服等生活技能。在室内参观将完时，出口处是第1管理所，共有8间监室，溥仪曾在此写下上万字的认罪悔过书。溥仪被特赦之后写作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就是在认罪悔过书的基础上完成的。现改造成为“改造末代皇帝溥专题展”。陈列有溥仪迎合日本侵华意图，与日本勾结成立伪满洲国的一些照片、资料，以及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情况，被特赦后参加的一些活动等资料。
走出监室，院中空地上立着一座“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碑阴用中、日两种文字刻有简介：我们在参加长达十五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
犯下烧、杀、抢的滔天罪行。战败后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恨罪不恨人”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开始恢复人的良心。没想到，根据宽大政策，一名也没有处以死刑，全部释放回国。正当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原貌之际，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的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落款：中国归还者联合会，时间：1988年10月20日
站在碑前我沉思良久，联想到这几年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真担心侵略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中国有句成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有些日本人早已把中国宽大释放日本战犯的善意抛到了九霄云外。但他们没有想到，今日之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也不是60年前的中国。佛家有句谒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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