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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巨擘吴昌硕，他的文人题材、金石趣味和稚拙刚强的风格, 可以看作是他这一辈文人士子心理上一种自然直接的表露。一组缶庐遗珍，带诸君回首忆缶翁。 海派巨擘吴昌硕 出 生受教于儒学之门，吴昌硕一生中花了55年的时间追求成为一个文人士大夫。但让他无奈的是，终其大半生，拿到的最高职务只是一个区区的“候补知县”。郁郁不得志的“酸寒尉”在仕途屡屡铩羽而归之时，却惊喜的发现自己在华洋杂居的大都市——上海，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在金石篆刻、笔墨丹青的交游圈里如鱼得水，他不仅靠此衣食丰足，更允为彼时海上画坛领袖。于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欣慰的发现晚清民国的历史上少了一个政治上颇为幼稚，仕途中屡屡碰壁的小官僚，而多了一个谈及画史必定绕不开的海派巨擘。作为一个屡经沉浮的过来人，吴昌硕有阅历，有涵养，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他的性格不像高邕之侠胆齐天，蒲作英放荡不羁，杨藐翁奇倔傲兀，沈如谨沉郁寂寂。他是个中和的人，他的侠胆、不羁、奇倔、沉郁，全在毫下纸端爆发。他的文人题材、金石趣味和稚拙刚强的风格, 可以看作是他这一辈文人士子心理上一种自然直接的表露。一组缶庐遗珍，带诸君回首忆缶翁。 “清供”源于佛前供花，有“清雅的供品”之义。根据节令的不同，所供奉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岁朝时节的清供可谓是一年中最为繁盛的一次，其选用“含有善颂善祷之意”的物品，尤其钟爱有吉祥谐音之物，以示美好的祝愿。缶翁晚年，定居上海吉庆里，专注艺事，又感于岁月流转，世事变迁，天命所为，终不能为人力所能及也。如同本幅，缶翁在其清供类作品中题写“约略写之，亦感时物之迁流也”，实为以心写照，寄情颇深，故而用力沉厚，笔力雄浑。其绘牡丹、天竺、水仙、梅花、石榴、柿子、柑橘，或为佳器所装以盆景化，或散落其间以自由置，于画面而言疏密有致，落落大方。牡丹取意富贵、水仙指神仙、梅花喻眉寿、石榴道多子、柑橘言硕果，柿子谐事事如意，可谓“富贵神仙寿，子孙万昌长，事事如意在，丰硕华堂藏”。缶翁书画，皆是得益于毕生攻习石鼓之故，因而能笔力雄浑，入木三分，于书画中蕴含着浓郁的金石气息。此件《岁朝清供图》创作之年，吴昌硕时年七十四岁，早已风格特立，其用笔老辣，信笔挥洒，浑然天成。设色多以红、绿、青、黄的对比和混合颜色，用色时加入了墨的成分，颜色更加沉稳，营造出古雅酣畅的韵味。此件《岁朝清供图》逾15平尺，如此精心大作，足以代表吴昌硕创作此类作品之成就。 吴昌硕 岁朝清供 立轴 设色纸本 丁巳（1917年）作 178 × 94 cm 出版: 《吴昌硕墨芳》，封面、图编第 39，株式会社思文阁（日本），1971 年版。 说明：本幅收录于1971 年出版《吴昌硕墨芳》书中，并标价70 万日币为本册价格之首。 缶翁花甲时，回望自己一甲子之路，刻印“雄甲辰”。此年中，凡书写、丹青、刻印、撰诗，俱有一种独特精气神。看作于此年寒月之《五色牡丹》，墨笔纵意涂湖石，草书笔法写枝蔓，浓淡墨色出叶之阴阳向背，叶间写紫、红、橘、绿、白五色牡丹。此件最佳处在于色、墨之运用。海派素来重“色”，三任、张熊、虚谷都是用色高手。缶翁花卉亦与此同风，特别在色之拙与灵、满与空、浑古与出新上别具特色，更从彩色与墨色之结合上独有会心。此件用色上亮而下沉，遵物之理，间用藤黄加墨相连，沟通气息。墨笔勾写白牡丹，再用四色俏施粉黛，注意色彩浓淡间的过渡与色质谱系的搭配，以状阴阳向背，捏合画面气氛，富贵间流露雅致之态。是谓其画，色即墨，墨即色，似缶翁自云“墨痕深处是深红”如是。
立轴 设色纸本 甲辰（1904年）作 138.5 × 83 cm 说明：中国嘉德1997春季拍卖会，第142号拍品。 《五色牡丹》之后再看《大富贵亦寿考》。“大富贵亦寿考”素为画家所喜画题，寿石、绶带、牡丹、仙桃等等俱与此题契合。作为彼时海派魁首，缶翁常以此题应索画人，故而得心应手，每作必精。此件作于1919年，缶翁七十六岁之际。此件以孤高寿石作背景，前景独写红艳洛阳花。此间画眼当然是嫣红洛阳花，所用之色以非传统中国画惯用的胭脂，而以洋红代之，其色愈饱，更具视觉引力，凸显缶翁用色之出新大胆。通观本幅，缶翁以单纯朴厚的笔法，大写意出花卉与奇石；色墨运用酣畅自如，丰富的灰色层次使画面节奏张弛有度，老辣苍朴之气蓬勃而出。
立轴 设色绫本 己未 （1919 年）作 130 × 42 cm 说明：中国嘉德 2003 秋季拍卖会，第 547 号拍品 作《梅花天竹》时，缶翁年已耄耋，人书俱老。此直幅作天竹、寿石、红梅。天竹、梅花在吴昌硕的作品中常有出现。它与牡丹、水仙、兰、竹、菊等同样具有象征美好的意义。本幅以三段式构图，天竹于上占天时，寿石于中占人和，红梅铺地占地利，复以金石气脉落笔纸上，寿石隔出前后景致，黄、红各占半边，画面秀拙相间，观之顿觉平衡。此作入画三物除吉祥寓意外，亦颇雅致，三段式的构图，穿插有致，前后错落，整体感很强，愈显生机蓬勃，光彩照人。
立轴 设色纸本 甲子（1924年）作 160 × 42 cm 丙寅重阳日，缶翁与友人临华安市楼登高雅集，陈散原、汪松年、潘兰史、曾仲伯、曾农髯、程子大、黄笃友、赵叔孺、叶伯皋、丁辅之、袁伯夔、谭瓶斋、吴东迈、恽觐叔等数十位海上时人俱有出席。黄孝纾曾撰文详细记载了此次盛事，吴长邺《我的祖父吴昌硕》和《缶庐集·卷五》中亦录此事。是日值重阳佳节，与会之人俱为大家，缶翁与诸君谈艺论道，集联为诗，心中必定畅然。尽兴醉归，兴致不减，遂铺纸研墨，乘醉兴作此《香骚遗意》佳作。此件著录于1926年版《缶庐近墨》，以墨并浅绛写嶙峋怪石，恣纵草书笔意写兰草，复以洋红点花。此件胜在用笔用墨，笔势疾而稳，似连似断，连之如游龙，断则如藕丝，去雕饰之意而飞白自然。又以爽利行草补两题于空处，记是日之事并命画题。再点补四印，于是，石之仙质，兰之出尘，缶翁四绝，俱都在此醉眼醉手之中。
镜心 水墨纸本 丙寅（1926年）作 151.5 × 41 cm 出版：《缶庐近墨》，高岛屋吴服店美术部（日本），1926年版 在日本篆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河井仙郎是吴昌硕的狂热崇拜者，未到中国时，就与缶翁有书信来往，以请青诲。后至中国，拜于缶翁门下，习学金石书法，执弟子礼甚恭。河井弟子小林斗庵在西泠印社印周年时撰文说“我本人作为吴昌硕的孙弟子，被推荐为西泠印社的名誉社员，可以说是河井先生为我结下的翰墨之缘”。作于1919年的《行书七言诗》即为缶翁与河井仙郎师徒情谊之见证。此幅缶翁录自作七言诗于三尺宣纸上，字以中锋用笔为主，又以“笔”、“墨”、“豪”等字的草书写法参与其中，改变了行笔节奏，丰富了作品的笔法表现。整作看来，笔画厚重老辣，骨力洞达，结体中紧外拓，意蕴清雄。 吴昌硕 行书七言诗 立轴 水墨纸本 己未 （1919 年） 作 138 × 34.5 cm 出版： 1.《吴昌硕のすべて - 逝世五十周年》，第 81 页，二玄社（日本）， 1977 年版。 2.《日本藏吴昌硕金石书画精选》，第 318 页，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4 年版。 3.《生诞一六○周年记念吴昌硕书画集》，第 83 页，谦慎书道会（日 本），2004 年版。 4.《吴昌硕金石书画集》，第 77 页，江西美术出版社，2015 年版。 缶翁的书法，就气势言如长江大河，有千里银河注海川的气概。缶翁《行书十二言联》作于1921年，此幅对联是其题杭州普陀山望海亭所作。是年，七十八岁的缶翁赴西泠印社宴集。也许，就是在这一次赴杭游历普陀山之际，老先生感悟颇深，遂题楹联做以留念。此联书法古拙遒劲，于法度之外别开生面。用笔时而厚重沉着，时而潇洒飘逸，起笔与横笔多沉实，撇笔多细长，有如其画梅之法。结字多欹侧，但以笔划之粗细保持字形的稳定，无倾倒之势，充分体现了吴氏书法用笔遒劲，气息深厚，结体以上下左右取姿势的书法特征，并可从中看到许多绘画的用笔特点，面貌独具一格。普陀山久负“海天佛国”、“观音道场”之盛名。缶翁于普陀山望海亭书写楹联“山似抱员天，半偈通禅诗语佛；沙谁谈浩劫，一亭临海水朝宗”。 此联将望海亭比喻为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佛教的远古，以及普陀山历资助浩劫。通过释迦佛过去世为一偈而舍身的典故，再联系到普陀山的历次浩劫，说明了普陀山佛教界虽然饱经风吹雨打，却依然像望海亭那样“矫矫”地立于大海边，永不言败，永远不会向那些“浩劫”屈服折腰。
立轴 水墨纸本 辛酉 （1921 年） 作 235 ×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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