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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对弟弟的顶嘴一般情况下都能优容忍让，不急不恼，一次不听，就好言好语地再说一次。但是咸丰十年九月，他却忍不住发了一次飚，狠狠骂了曾国荃一次。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深夜，正在祁门忙于平定太平军的曾国藩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寄谕。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英法联军不断取胜，此时已经逼近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承德，发文命各地迅速兴师勤王，其中命曾国藩火速派鲍超带三千人“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1] 接到命令后，“忠义素著”的曾国藩陷入了烦恼之中。 为什么呢？ 第一，现在正在围攻安庆的紧要关头。安庆之战是关系到整个镇压太平天国战局的关键。要是调劲兵北上，安庆势必撤围，镇压太平天国的功业将功亏一篑。 第二，如果有损于镇压太平天国大局但是能够救皇帝于水火，那当然也划算。但问题是他派鲍超北上其实也帮不了皇帝什么忙。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此时，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英法联军攻下北京是早晚的事，未来只有议和一途。派几千人北上，根本改变不了这个大局。所以曾国藩说，“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2] 第三，他不愿意将湘军猛将鲍超交到满族将领胜保手中，因为这很可能导致这支劲旅有去无回，从此列入旗人帐下。 但是，“勤王”事关人臣大节，又不可讨价还价，曾国藩说，“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贻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3]  想来想去，曾国藩决定采纳李鸿章的建议，用“拖”字诀，拖以待变。李鸿章说，如果拖上十多天再回复皇上，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攻占，双方自然会议和，那时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曾国藩认为此计可行，所以他八月二十五日接到上谕，九月初六日才回复了一道奏折。曾国藩在奏折中说，鲍超品级太低，不能胜任勤王之举，所以他请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中选一人带兵进京。 当时奏折一次往返，需要二三十天，李鸿章预计在二三十天内，肯定会大局已定。果然，八国联军不久攻入北京城，与恭亲王奕訢达成和议。十月初四，曾国藩接到朝廷寄谕，称不必北上。这一拖字诀用得可谓非常高明。 不过，虽然用了此计，但是素来虑事周全的曾国藩也做了多手安排。因为万一皇帝真的指派他亲自带兵北上，他得考虑一下到底带哪些将领前去。九月初七日，拜发了奏折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了一封信： 不知皇上果派国藩北上，抑系派润帅北上？如系派我北上，沅弟愿同去否？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望沅弟即日定计，复书告我，无论或派我或派润帅，皆须带万人以行。皖北皖南两岸大局势必大为抽动，请弟将如何抽法，如何布置开单见告。一切皆暗暗安排，胸有成竹，一经奉旨，旬日即可成行。[4] 也就是说，如果皇帝派我北上，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兄弟一起勤王，倒也是体面之举。请你做一个预案，如果带兵北上，从你的部队中抽取哪些人，事先计划好，开个单子告诉我。如果皇帝真的再次下旨，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发。 曾国藩知道，带兵北上是小概率事件，此举只是以防万一而已。没想到曾国荃一接到这封信，一下子炸了。 此时正是曾国荃围困安庆的紧要之时，正如同一只猎狗，全神贯注地咬住猎物。要让他撒开嘴，怎么可能？他才不管天下大局会怎么样，只有拿下安庆，才能保证他功成名就。 所以接到曾国藩的这封信，他一下子就慌神了。生怕大哥真的北上勤王，让自己的围城之功毁于一旦。于是他心急火燎地写了封信，不但坚决反对勤王，还对天下大局发了一通牢骚，把皇帝以下的政治人物都骂了一通。 曾国荃的这封信现已被销毁，但是从曾国藩的复信来看，应该是涉及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绝不能撤安庆之围。不仅如此，曾国荃在信中应该还表示过类似“不怕大清亡国”之类的意见。在曾国荃看来，大清亡了，没了朝廷的瞎指挥，说不定能更快地平定太平天国。 第二，曾国荃认为恭亲王奕訢之才，远在咸丰皇帝之上，如今咸丰跑了，恭亲王留在京中，处理中外事宜，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如果皇帝死在承德，恭亲王当了皇帝，说不定更是好事。 第三是批评咸丰皇帝不会用人。曾国荃听说是因为皇帝不重用僧格林沁，有意不使建功，所以中国军队才在天津一败涂地。如果皇帝当初放手让僧格林沁去抵抗外夷，也许洋人本打不到北京。所以咸丰北逃，是疚由自取。你皇帝北逃就北逃，还连累得他曾国荃放弃就要到手的战功，真是可恨！ 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接到这封是什么样的反应。 曾国藩是京官出身，对大清王朝的政治纪律非常了解。所以他读到曾国荃此信，“且惧且恶”[5]，冷汗直流。这个老九，也太不成熟了！如果这封信流传出去，不但曾国荃这一辈的政治前途完了，他们曾氏一族人的命运都堪忧。  曾国藩马上把曾国荃的来信放在火上烧掉，然后在当晚，也就是咸丰十年九月初十日赶紧写了一封家书，对曾国荃严加训斥。口气之严厉，在曾国藩家书中可谓空前绝后。 曾国藩说： 初九夜所接弟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亦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难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果何所本？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僧王所带蒙古诸部在天津、通州各仗，盖已挟全力与逆夷死战，岂尚留其有馀而不肯尽力耶？皇上又岂禁制之而故令其不尽力耶？力已尽而不胜，皇上与僧邸皆浩叹而莫可如何。而弟屡次信来，皆言宜重用僧邸，不知弟接何处消息，谓僧邸见疏见轻，敝处并未闻此耗也。 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应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根本倘拔，则南服如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庶民岂肯完粮？商旅岂肯抽厘？州县将士岂肯听号令？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诒讥于百世。弟谓切不可听书生议论，兄所见即书生迂腐之见也。[6] 曾国藩的复信，说了三层意思： 第一曾国荃这样露骨地轻论国事，骄妄满纸，不慎不智，是从政的大忌。以后绝不能再这样做，即使在家书中也不行，搞不好会惹来满门灾祸。 第二曾国荃听到的小道消息并不可靠。咸丰皇帝用人并不如他所说的不明，恭亲王和僧格林沁也未必靠得住。所以他的分析是荒唐之谈。 第三是不能放弃对满清政权的忠诚。从道理上来说，忠诚是为臣之本。从现实来说，他曾国藩创建湘军，正是以忠义的旗帜号令天下。如果大清灭亡，天下大乱，国家前途也更不可测。 曾国藩在信尾还说：“至安庆之围不可撤，兄与希庵之意皆是如此。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之闻本不多，而疑则全不阙，言则尤不慎。捕风捉影，扣槃扪烛，遂欲硬断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大抵欲言兵事者，须默揣本军之人才，能坚守者几人，能陷阵者几人；欲言经济，须默揣天下之人才，可保为督抚者几个，可保为将帅者几人。试令弟开一保单，未必不窘也。……弟如此骄矜，深恐援贼来扑或有疏失。此次复信，责弟甚切。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复信耳！”[7]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是孔子的话。意思是遇事要多听取意见，有怀疑则加以保留，知道的部分也要谨慎地说出来，这样才能减少自己犯错误的机率。这确实正说中了曾国荃的缺点。曾国藩为人的缺点是不够自信，而曾国荃则是过于自信。 其实在内心深处，曾国藩未必不认为曾国荃的说法有几分道理。但是他绝不能容许曾国荃把内心的想法形诸笔墨。如此一通声色俱厉的痛骂，就是要老九牢牢记住，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因为曾国藩的这封信内容如此特殊，所以曾氏后人一直深藏不露，曾纪泽等人整理的各种曾国藩文集均无收录，直到1980年代岳麓版的《曾国藩全集》才公开此信。 接到这封信，曾国荃是什么反应呢？从曾国藩的下一封信，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曾国荃被曾国藩这通罕见的怒火给吓住了，明白了自己的唐突之处，不再贸然顶嘴。他老实向长兄承认错误，表示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8] 曾国藩在复信中，再次要求曾国荃“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 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辨足以饰非，曰谓已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9] 然而曾国荃的傲气和燥气岂是曾国藩的一封家书可以打消的。在那之后，兄弟两人仍然不断地发生争执。 【注释】 [1]《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87年，第1239页。 [2]《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583页。 [3]《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583-584页。 [4]《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580页。 [5]《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583页。 [6]《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581-582页。 [7]《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582页。 [8]《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588页。 [9]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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