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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 中国商报 2011年6月30号发表 文/王菁菁 高亢激昂的华阴老腔、活灵活现的提线木偶、载歌载舞的彝族烟盒舞、水族大妈专注地用一针一线做马尾绣……当你“零距离”地接触到这些民间艺人，为他们精湛的技艺所啧啧称叹时，你知道该如何定义他们的“手艺”吗？不光只是民间艺术？没错，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即“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悉，为了更好地动员大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行列中来，国务院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而相比以往，刚过去不久的第六个“文化遗产日”显得不同寻常，因为就在6月1日，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正式实施。自5年前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出炉，到今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达1219项。几年下来，“非遗”保护工作进展如何，问题何在……当传统艺术“变身”新生事物，自然会牵动不少人的心。 保护工作初见成效 事实上，早在2003年，我国已启动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成为“非遗”保护工作开始走上全面、整体性保护阶段的标志。“可以说，当今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了符合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和制度，‘非遗’保护理念得到普遍认同，并逐渐深入人心，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正在形成。”谈及“非遗”的话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吕品田首先便给出了肯定。 让吕品田深感欣喜的是，这几年的成效并非单一或表面，而是向政策法规、管理机制、名录体系、基础设施、理论建设以及宣传教育、与国际交流合作等多个方面层层辐射，并成系统展现。 “总结成绩，首先提到的肯定是《非遗法》，它的出台堪称重要里程碑。”吕品田说。要知道，这部法律的出台不是单打独斗的结果，而是由无数探索积淀的结晶：2000年5月，云南省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随后，贵州等8个省区陆续出台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另一个卓有成效的工作就是建立各级保护工作机构。从吕品田的介绍中，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2008年，文化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到目前全国已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31个，12个省文化厅（局）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与此同时，学术研究机构、社会团体、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等各方面力量也被广泛吸收，并建立了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 有关具体实施方面，吕品田则认为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首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这项启动于2005年6月的工作历时4年多，较为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了各地区、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普查走访民间艺人115万人次，投入经费8亿元，了解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 他还向记者重点提到了对“非遗”的整体性保护措施：2007年至今，文化部相继设立了闽南文化、徽州文化等1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与此同时，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厅、民俗博物馆、传习所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成，这些措施让“非遗”有了基础性保障。 此外，针对传承人和外界普遍关心的资金补助问题，吕品田透露，今年起，发放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金额将增加至1万元，符合申领资格的共有1488人。 “除国家级‘非遗’项目，我国还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如今为了提高公众关注度，国家规定了每年一度的‘文化遗产日’，并且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课堂和教材。包括相关的理论学术研究也在逐步加强。倡导‘非遗’保护以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至少我个人是充满信心的。”吕品田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传承人也有困惑 调查显示，近几年来，无论是政策扶持还是资金注入上，国家与政府相关部门对于“非遗”的保护的确不遗余力。而“非遗”名录里不断增加的项目数字也证明，有了这项工作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民间艺术终于得以登上“大雅之堂”，受到公众关注。那么，对于保护工作中最直接的“受益人”——民间艺人们来说，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感受？ 6月11日，即我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北京中华世纪坛里，由文化部主办的“薪火相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徒同台展演”活动正在举行。在展厅的一角，记者见到了王超辉，作为传承人的他来自浙江瑞安平阳木元镇东源村，技艺是木活字印刷技术。据悉，这门技艺在东源村已有800年历史。 采访时，有个细节令记者印象深刻，两位年轻观众被王超辉带来的印刷成品所吸引，特别是看到刻字的小木块儿，忍不住惊呼：“原来这就是活字印刷，真神奇！”碰巧听到记者在问王超辉关于收徒的问题，他们嘴快：“肯定不好找啊，要不怎么会需要保护，现在的年轻人谁会学这个！” 或许是年轻人的话触动了王超辉，“徒弟不好带啊！”他告诉记者，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今年有4人报名向他学习手艺，还集体举行了“拜师礼”，他却并不是很乐观。“能培养出来一个就算不错了，一般三四年才能掌握基本技巧。” 带徒难，一方面与个人资质有关，另一方面，王超辉认为费用也是问题。“我收徒，政府有2000元补助，但能不能也帮徒弟申请到一定经费补贴？没有钱，又花时间，很多人不愿意干。” 记者发现，王超辉的困惑一定程度地印证着不少传承人的心声。尽管政府相关部门也在“为急需保护项目公开招募学徒”，然而，有了徒弟，对传承人来说未必是件“乐事”。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料器传承人邢兰香之子、北京华商非遗促进会副会长刘星深有同感，他表示，“非遗”的技艺，家族式传承将是趋势。“之前我母亲带徒弟，北京工美协会每月有100元补助。但料器这行，不夸张地说，培养出一个徒弟需要花费十来万元。钱且不论，有些徒弟一旦学到了手艺，就另起炉灶，跟师傅竞争，让人心寒，所以很多人久而久之也不愿意带徒。” 针对这一广泛现象，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顾问夏燕月建议，最好能够通过政府力量，采取行政手段有组织地参与，不光只是为传承人找徒弟，同时也应组织双方事先对将来的利益分配进行协商处理。 除了收徒，记者还了解到，“非遗”传承中另一个苦恼来源仍然是资金。尽管国家每年有一定补贴，但对于艺人们而言，如果专注于自己的“手艺”研究，靠补贴维持生活简直是“杯水车薪”，还得自己找出路。王超辉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利用活字印刷术为别人修家谱。“我们当地有个关于活字印刷的展示馆，干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根本不行，工资太低，所以现在每月我只花10天时间在展示馆，其他时间主要精力都放在修家谱上。” 刘星希望政府能在当地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段开辟一个场所，将全国真正有代表性的“非遗”传承人聚集到一起，既形成了一种景观，又普及了传统文化，传承人们借此互相切磋，还能有所收入。“总比让我们单打独斗地出去找活动好，光想着为了生存去参加各种活动，谁会顾得上潜心研究手艺？” “我们的纸是四川夹江竹手工制作的，万棵竹子里面只有几棵能做纸，每年也就生产200刀。50张半刀，1000元，收藏价值高。活动第一天我们就卖了10刀。”在中华世纪坛的活动中，一位传承人向记者介绍道。比起他的热情，那些相对“偏门”的传承人似乎显得“淡定”许多。 “怪现状”为何屡屡出现 一边是传承人的困惑；而另一边，民众则为“非遗”数量疑虑，甚至有人认为，某些地方政府利用国家大力扶持文化产业的背景，拿五花八门的名目申遗，不得不让人质疑有“面子工程”，或是有谋私利之嫌。 不可否认，“非遗”带来了关注，也带来了讨论与争议。当中，“重申报、轻保护”、现有的评选机制是否科学合理，是最为普遍和突出的问题。 “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等方面认识还不够，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重申报、轻保护’、‘重利用、轻管理’的现象。”在提供给记者的材料中，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这样写道，“而且，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滞后于保护实践，非遗保护工程面临一些学术瓶颈……” 记者获悉，实际上，“臣服”于来势汹汹的旅游业；被一味简单推向市场，变成“摇钱树”；一些“非遗”仍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在“非遗”的保护工作中确实尴尬连连。据悉，业界人士曾对此提出过不少建设性意见，例如著名作家、民间文艺家冯骥才就指出：“政府官员是保护‘非遗’的第一责任人！”他认为如果违背当年命名“非遗”的标准，最先应当追究政府官员责任，因为“非遗”的保护者不只是传承人本人，首先应是地方政府。 而种种“怪现状”的蔓延也终于受到了政府重视，近日有消息称，“文化部将建立国家级名录的退出制度，对保护不力的项目予以除名”，又多了项“保险系数”，这令“非遗”关注者备感兴奋。 另一方面，参照名录数量，细心的人们一定会发现，对比以往两批，今年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数量明显大幅减少。有分析猜测，这是国家在“非遗”评审中的一种理性表现。 因为不容忽视的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类似“童子尿煮蛋”、“淮安豆腐”等等申遗事件，或力挺、或“拍砖”、或不屑之后，很多人都不禁担忧，“非遗”的评选过程究竟是否科学？ “对于质疑，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将古老民间艺术拿来做成系统工作，一时间要做到完全科学不大可能，标准怎么制定?以什么来参照？这都是问题，需要理论研究等各方面的完善、支持。但对比这三批名录数量我们不难看出，路正在往这个方向上延伸。”有业内人士分析说。 “非遗”保护还缺什么 那么，对于先后公布的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项目数量业内又是如何看待？作为长期关注“非遗”保护的专业人士，南京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艺乙第一反应是“基本合理”。他预计有了《非遗法》，“将来包括市级以上的非遗项目不会超过6万条，与87万条‘线索’相比，目前这个数字并不多，何况我国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 在徐艺乙的观念中，现实情况是，人们缺乏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来看待民间艺术。这也是不愿意学、传承难的因素之一。 “其实，从我们掌握的数据来看，国家一年投入到‘非遗’保护项目中的资金是几亿元，而投入到以文物为主的物质文化遗产上的保护经费有二三十个亿，由此比较，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申遗”的出发点正是由于某种技艺陷入困境，甚至频临灭绝。保护工作中容易忽视的是，这些技艺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尤其与少数民族相关的“非遗”表现更为明显，它们大量依托于过去的生活方式。因此，业内普遍赞同，对于“非遗”的保护，必须符合基本规律才会成功，有时候出发点好，未必能收到良好效果。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徐艺乙说，“2006年，为响应建设部建设新农村计划，一些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原有住房改造，茅草屋换成了石棉瓦房，不仅不符合当地居住环境，还破坏了先前沿袭了千百年的干栏式建筑，营造技艺逐渐消失；上世纪90年代，计量部门以公平秤取代秤杆秤，却并没有杜绝短斤少两的行为，因为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秤是人造的，却反而使得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秤杆秤淡出了历史舞台。站在文化的角度而言，无可否认这是一种失败。” 因此，为什么出现“重申报、轻保护”的声音？有关“非遗”的申报、保护，基层政府还是应该多从文化层面来考虑，这是业内人士的普遍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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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青木森森 > 《非遗项目及古老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