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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更是指出：“凡猪肉久食，令人少子精，发宿病。豚肉久食，令人遍体筋肉碎痛乏气。” 对此，苏轼的回答是“我不相信”。苏轼的朋友吕希哲记下了这样一件事：一天，苏轼向朋友们赞叹猪肉的美味，他的朋友范祖禹说：“吃猪肉引发风病怎么办？”苏轼马上说：“范祖禹诬告猪肉。” 苏轼对猪肉的喜爱溢于言表，他甚至将自己的学问比作猪肉。在一封信中，苏轼将朋友陈襄对佛学的造诣比作龙肉，而把自己的平生所学比作猪肉，并表示“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大意为猪和龙当然是有差距的，陈襄整天说龙肉，不如我吃猪肉既美味又管饱。 猪肉复兴 虽然一直到明代，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时仍小心区分着各种猪肉的毒性，并且指出：“北猪味薄，煮之汁清；南猪味浓，煮之汁浓，毒尤甚。”但随着时间流逝，苏轼赢了，东坡肉受到广泛认可。 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将猪肉称为“广大教主”，认为在烹饪中猪肉使用最普遍，将猪肉列入“特牲单”，专章介绍数十种猪肉的做法，而将牛肉和羊肉列入“杂牲单”仅介绍十种做法。 没有胜利是没有代价的。明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食物以人命名广为流传的就是东坡肉，乍听之下，像是苏东坡的肉，苏东坡有什么罪过，要割他的肉来祭吃货们的五脏庙？ 出人意料的是，和李渔同时代的王夫之真的认为苏轼有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没有讲宋代的历史，自然也不会提到苏轼。但王夫之在写《读通鉴论》时没有放过苏轼，这里节录一段他对苏轼热爱生活的评价：“酒肉也，佚游也，情夺其性者久矣。宠禄也，祸福也，利胜其命者深矣。志役于雕虫之技，以耸天下而矜其慧。学不出于揣摩之术，以荧天下而雠其能。” 王夫之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准则批判苏轼，认为对美食和旅游的热爱夺去了他的本性，而致力于生活艺术，则是用雕虫小技向世人夸耀自己的才华。除此之外，他还将汉代周勃等人对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的评价概括苏轼的政治作为。 王夫之的批判并没有阻碍后人对苏轼的推崇，同样也阻止不了人们对东坡肉的热爱。究其原因，苏轼的伟大不必赘言，而东坡肉的美味则值得一说。 虽然暂时还搞不清楚“东坡肉”如何成了“红烧肉”的同义词，但现代东坡肉的确是红烧的，五花肉加上糖、茴香等佐料，讲究些可以用酒代替水来慢炖，还会加竹笋。茴香、胡椒等香料对肉类的提香作用众所周知，不仅做猪肉放，做牛羊肉也放。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糖在红烧肉中扮演的角色。 在烹饪过程中，糖会和肉，确切地说是和蛋白质分解出来的氨基酸产生化学反应。这一反应在1912年由法国化学家美拉德提出，因此被称为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会使原本没有香味的生肉产生肉香，而红烧是发生美拉德反应的理想环境，五花肉中的脂肪也会参与这一反应。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人类对高糖、高脂食物的追求几乎是先天的。 美拉德反应能产生人们所需要或不需要的香气和色泽。例如亮氨酸与葡萄糖在高温下反应，能够产生令人愉悦的面包香。而在板栗、鱿鱼等食品生产储藏过程中和制糖生产中，就需要抑制美拉德反应以减少褐变的发生。 不过，苏轼在做东坡肉的时候，加糖的可能性不大。虽然中国在唐代就从印度引进了制糖术，但根据学者季羡林的研究，中国在宋代仍需要大量进口糖，而直到明代中国才在精炼白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事实上，一直到清代，糖仍然不是生活必需品，“开门七件事”中并没有糖。让我们重温一下清人的这首小诗：“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能兼通“书画琴棋诗酒花”和“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正是苏轼的一个可贵之处吗？而东坡肉的流行也正可以归因为这道文人菜的雅俗共赏吧。 参考文献 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 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九卷《糖史（一）》，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云无心：《闲话红烧肉》，2012年发表于科学松鼠会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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