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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婷婷 70年代那拨伤痕文学派的作家好像没几个还在坚持写作，除了王安忆还偶有新作面试引起大家的关注，剩下的几个有名的人刘心武在专心讲他的红楼，张贤亮守在他的大西北安心赚影视圈的钱，冯骥才已经成了专业的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社会工作者。最近一次冯骥才出现在媒体面前，是和冯绍峰与倪妮一起，接受万宝龙两年一度的国际艺术赞助人大奖颁奖，在颁奖典礼上，冯骥才把万宝龙捐的15000欧元奖金直接转赠给了摄影家郑云峰。 万宝龙颁这个奖给他，是认可他在保护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方面做出的努力。自从冯骥才开始这项工作以来，他已经跑遍数百个中国民间村落，还成立了冯骥才民间文艺基金会，希望通过“民间自救”的方式，抢救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颁奖典礼现场陈列了冯骥才通过几年收录的民间年画的不同类别。冯骥才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中心，里面存录了上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几十万张图片资料、几千小时的录音资料和上千小时的影像资料。 即使有这些成绩，冯骥才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我想保护的东西最后都消亡了”，冯骥才说到这个很惆怅。一开始，是天津有家媒体记者对他说，你闹什么保护什么就被破坏得更快，冯骥才当时感到不服气，这些年过去，他也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在他的家乡天津，他致力于保护天津的老街，“天津的老城非常漂亮，比如估衣街，其实不输给巴黎。大的铁罩和铁花非常的华美。我玩了命想保护这些街，但现在基本上都消失了，估衣街最后一个房子也被企业拿走了。” 说到这里，冯骥才反问记者，“你说我做哪件事成功了？”他反思过为什么所有的事都会失败，觉得归根结底是在我们这个国度没有人珍视这些传统文化，而知识分子作为单独的个体力量又太单薄。“我曾经在一个村子里看到村民在粮食丰收后唱起歌跳起舞，既单纯又美好。但是没有人觉得这是文化。这是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只有把文化拿来赚钱才叫正事。剩下的人们可能把文化拿来玩一玩，玩开心了，就走了。每年我都要去一次欧洲，每次看到那边的人那么珍视他们的一些手工遗产，我特别自卑，我们真是太不把文化当回事儿了。” 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传统民间文化一点点消失？冯骥才觉得这事儿还得交给官员，虽然他觉得，“权力是不会穿越时代的，只有思想才能一代又一代影响人类。”但是在中国，只有官员说话才最管事儿，“我的话听上去很厉害，但实际上很弱势。人们可以听我的话，但更有可能不理我。”而长官意志则不同，如果有领导说历史建筑不能拆，冯骥才相信绝没有人敢去做这件事。虽然这样做会让一个地方长官名垂青史，但遗憾的是，“这样的领导目前还没有出现。” 但冯骥才还是学会了借力打力，在早些年因为《文革十年》这本书遭到短暂的封锁之后，冯骥才如今与政府部门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他喜欢用国家或政府这样词汇，在提到近些年在他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工作时，他用了这样的句子来表达近些年的进步，“第一，国家有了立法；第二，国家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已经把一部分最好的历史财富认定为国家的文化遗产，正式以法定的方式确认；第三，传承人确定后，无论是集体传承还是有代表性的传承人继承，传承的时候国家都给一定的资助，代表性传承人现在每年国家要拨1万块钱，集体传承国家要给一个项目或者一个地区一定的经费支持；第四，全民文化遗产意识有了，这是很不容易的，文化遗产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就是它的公共属性，它不属于个人。” 听上去，似乎国家的承认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途径。冯骥才举了日本一个工匠的例子，这个工匠做的所有工艺品都有模型，资料以及照片，所有的作品都被行业内的专家记录下了具体数据，建立了独有的数据库。但在中国湖南隆回，当地人绣花的花片非常精美，只有家里的女人结婚时才拿出来穿，平时都放在箱子里，叫做女儿箱。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如今文化含义丰富的绣片却被改成非常简单的图案，比如天狗的图案就被改成了一只狗和轮廓，旁边还用简体汉字标注出狗，“它本来具有的文化含义完全变了，现在完全就是为了旅游的需要。” 而另一方面，在中国急速进行的城镇化改造中，中国传统的村落正在大面积消失。“国家级目前的非遗是1219项，省市一级的非遗是8500项，而2010年，中国每年就会大约9万个村落肖失。一旦这些村落瓦解所登记在案的非遗都将面临消失。这个问题谁来考虑？当然首先是政府，只有他们才有公权力。在我们国家没有村落史，国家应该牵头做一下这些调查。如今国家已经在做这些事，我们刚刚成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中心，给政府提供传统村落保护的标准。我们还准备跟政府合作，在全国能做出几个范例，传统村落保护的范例。” 冯骥才很反对对这些传统文化的商业力量的介入，他认为，既然是文化那就应该有文化的尊严。“商人肯定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如果这些传统文化某一部分不符合商业价值，那它一定会被改变，其次，商业力量介入非物质文化的动机也值得探究，如果只是为了猎奇与新鲜，帮助企业自身扩大知名度，那样的帮助也没什么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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