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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保振 有时，对一个人的论定，真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完成的。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盖棺”也未必论定。没个长时间的沉淀，甚至是几百年、上千年的沉淀、实践，要得出公允的论定，恐怕也难。孟子就是这样。 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当孟子呱呱坠地、睁眼看世界时，孔子离开人世已100多年了。但这并不影响孟子对孔子的推崇。在孟子看来，“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所以，尽管当时“百家争鸣”，有诸多流派可供孟子选择师承，但孟子明确表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于是，孟子千挑万拣，选择了属于孔儒后学子思为代表的一派进行学习。也许，在孟子看来，子思既是孔子的孙子，又是孔子的高足曾子的学生，这一派最为孔儒之“道统”，最得孔儒之精义。 孟子学孔子是真诚、认真的，是继承、光大的。这，仅从现存《孟子》的七篇看，便了了分明。从内容上讲，《孟子》与《论语》相似:“大贤拟圣而作”(赵岐:《孟子题辞》)；从体裁上看，《孟子》与《论语》相同:同为问答体、语录体；从篇名上言，《孟子》与《论语》相近:都为摘取各篇头一句的两个字组成，稍不同的是，《论语》更杂乱些，既有取“子曰”之后两字的，也有取头一句开始两个字的，而《孟子》则相对规范，七篇中除最后一篇“尽心”取首句中一动宾词组外，其余六篇篇名都是首句中出现的孟子以外的人名。 最重要的，孟子是孔儒之学最坚定的捍卫者。战国时代，孔儒之学遇到强劲的论敌:一是杨朱之学，二是墨翟之学。“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杨、墨之学，与孔儒倡导的仁义礼智之说，完全背道而驰。可以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在此关口挺身而出，以捍卫先圣之道为己任:“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当时的这一壮举，被后人评价为“功不在禹下者”(韩愈:《韩昌黎集·与孟尚书书》)。 更重要的，孟子是孔儒之学最有力的推进者。这种推进，不是简单地重复与阐释，而是在原基础上的深化与创新。比如，孔子的“仁”学，是把外在的等级制度与历史传统，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从整顿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以家国同构精神推而广之，从而扶春秋末期宗法等级大厦之将倾。也就是说，孔子的“仁”学是由血统而正统而道统的。孟子显然领会到孔子“仁”学的真谛，认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但孟子讲“仁”，更多的是强调居统治地位的国君以“仁爱之心”来施政:“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在高位的“仁者”“发政施仁”，便是“仁政”。这与孔子讲“仁”是作为社会每一个成员的道德自律要求明显不同。也就是说，孔子讲“仁”，着眼点在一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孟子讲“仁政”，着眼点在特殊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国君与民众的关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就不仅将孔儒的“仁”学接过来、传下去，而且是深化之、发展之，变成了“升级版”的“仁”学社会政治理论。 尽管如此，孟子在当时儒学系统中承孔而宗的地位并未得到认同，近于孟子而又稍晚于孟子的荀子甚至称孟子为“俗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虽有改观，但孟子的地位并未上升到后来人们常讲的“孔孟之道”的高度，仅认为他是儒学之一派的领袖人物: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孟子的声望也未随之上升，王充等人甚至批评孟子“违道理之实”、“不知言”、“不知天”、“始终不一”，一句话，“与俗儒无殊”(《论衡·刺孟篇》)。 事情的转变发生在唐代中期。是时，大儒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儒家“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此后，宋代的大儒们更是争相发声，力挺孟子。欧阳修直言:“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程颐、程颢直呼:“圣人之学，若非子思、孟子，则几乎息矣”；王安石除表达对孟子的崇高敬意外，更是以敢于担当的精神，在主持变法时期，把《孟子》列入科举，使尊孟不仅是一种“说法”、一种主张，而变成士人登进的必由途径，同时，准立孟轲像于朝廷，并被允配享孔庙，使孟子地位的升格得以政治化、法律化。进入南宋后，大儒们尊孟的势头更是一浪比一浪高:陆九渊自称其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朱熹则积“四十余年体会”，博采前人，取精用宏，撰《孟子集注》，使得《孟子集注》与《论语集注》同被立为官方之学。之后的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朝廷下诏，正式承认二程、朱熹上接孔、孟“道统”。也就是说，孟子由过去被认为是“八儒”之一上升到与孔子齐肩并称的“孔孟之道”，或者说，是由被称为“俗儒”而升位到“亚圣”。这一过程，历时竟约500年。 500年，是一个既有讲究、又有趣味的数字。当年，孟子总结说:“由尧舜至于汤，500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500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500有余岁”(《孟子·尽心下》)，一言以蔽之，“500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没承想，孟子的“升格”论定，竟也是500年。 500年的论定，让人感慨良多:对景仰者的真信、真学，就能得到真回报。真信，就是以捍卫先圣之道为己任，“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辞”；真学，就不是仅学在皮肤、肌肉，而是学在骨髓、精神，能由此及彼、由仿到创，如同由“仁学”论到“仁政”论那样。如是，时日会回响，实践会赞赏。此其一。 其二，理有未穷，知有未尽，识有未及。人们的认识总是在自己所处时代的条件下认识的。这就难免有局限性、时限性。有的主张，如“仁政”论，在当时“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其论的不可忽视、不可摒弃、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日渐显现。毕竟，天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打天下，可用“逆取”法；治天下，则须用“顺守”法，这才是“长久之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而“顺守”法，莫过于“仁政”。事实上，历史上那些兴盛的王朝，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正是这样做的。 其三，云厚雨猛，弓劲箭远，学精人圣。学精，不仅要坐得住，而且要耐得住，不“这山望着那山高”，心神不定；不“狗熊掰棒子，掰一丢一”，尚精专，贵纯一，如孟子学孔子，始终如一，不屈不挠，及至老年，仍仿效自己景仰的老师孔子的晚年，不图热闹，不赶时尚，安心著书立说，与弟子万章等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终被定格为儒学之“亚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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