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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地之美与好美的本性 （一）道的艺术性创造 《老子》只说“道生万物”，《庄子》则一再突出道创生万物时所体现的艺术创造精神。如《大宗师》论及“道”生万物时，不住地赞赏大道的艺术创造性，其文曰： 吾师乎！吾师乎！韰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所谓“刻雕众形”，诚然吾人仰观宇宙之神奇，俯察众形之美妙，宛如艺术大匠之创作活动。游心于这不带刻意所创造出的艺术宝库中，恰似“采真之游”意境的写造。 （二）天人的和乐之境 《天道》再度阐发“道”之“刻雕众形而不为巧”的艺术精神，并称之为“天乐”，其文曰： 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曰：“吾师乎！吾师乎！韰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为天乐。”这里，将人类与大本大宗的天地和谐对应的态度，称为“天和”；将人类与天地万物共存并生所呈现出的和乐情境，称为“天乐”。这和乐情境落实到人间，治世的艺术在于“人和”；在消解族群对立的国度里所呈现的和谐欢愉之气氛，是为“人乐”。《天道》由“人和”谈到“人乐”，由“天和”谈到“天乐”，勾勒出一幅天人和乐的美丽景象。(24) （三）游心于至美至乐的道境 这种天人和乐情怀的审美思维，在《田子方》里也有所阐述。《田子方》在论及游心于道境时，便由道之艺术创造精神，进而说到道之美以及道境之“至美至乐”，其文曰： 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所谓“物之初”，指的就是“道”；“游是”就是游心于道。游心于道的境界，是一种“得至美而游乎至乐”的境界。《田子方》这里明确以道境为美乐之境。 （四）天地万物皆具审美的意蕴 《田子方》论及道境之“至美”，接着《知北游》明确地提出“天地之美”的论题：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天地有大美”，则天地间一切形态都可呈现美的踪迹。庄子看到天地间一切物象干姿万态、生机盎然，引发人对山水之美的观赏趣向，正如《知北游》另一处所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25) 后世对于山水的品鉴便渊源于此。魏晋以后，美学艺术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嵇康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指出，音乐的美既无关乎人主观的哀乐情志，亦不黏附于社会的规范制约，将美的客观价值从政治教化中解放出来。魏晋形成一审美情趣高涨的时代，山水诗画的创作与鉴赏蔚为风潮，与庄子“天地之美”的审美情趣的激发不无关系。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发出“山水以形媚道”的赞叹，提出“澄怀味象”这一审美鉴赏的命题，即以虚静澄彻的心怀，来体味观赏的对象，从而获得“畅神”的愉悦。（见朱良志编著，第64－67页；张法，第100－101页）藉由观赏天地山水之美而达致主体精神愉悦的审美情怀，实导源于《庄子》，如《外物》篇说：“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大林丘山所以引人入胜，正是由于人置身其中顿感心神舒畅的缘故。 《庄子》由道之美，导引出天地之美，也由此流露出人性之美。 （五）好美出于本性 由内、外篇论述“道”的和乐境界与美乐境界，可知“道”的真和美带来人性的真和美。如《则阳》里说到人有好美、爱人的本性时这么说： 生而美者，人与之鉴，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其可喜也终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圣人之爱人也，人与之名，不告则不知其爱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爱人也终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 这段话说到人生而美，好美是人性的表现，圣人爱人也是人性的展现。这段引文展现出人性美与爱的一面，可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相呼应，说明天地间的一切都可以作为审美的对象。济慈就说过：“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那是你在世界上所知道的一切，也是你必须要知道的一切。”（《希腊古瓮颂》） 六、小结 本文呈显庄子人性论的三大特点：其一，以“道之真”为形上基础，论证了人性之真。其二，以“道之美”（“天地有大美”）为理据，演绎本性之好美。其三，透过孟、庄的对比，可知庄子的人性论由道德形上学推演而来，孟子的人性论则没有明显的形上根据。虽然如此，在先秦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架构下，孟子强调的人性之善，和庄子突出的人性之真与美，共同将人性的真善美(26) 发展到高峰，相互辉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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