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我。
尘埃低语。”
美国诗人布罗茨基喜欢引用这两行诗，他一定是在尘埃中认出了自己，充盈着生命、情感、欢乐、恐惧和慈悲的个体，即便渺小有限也依然丰富精彩。那么，我的语文课呢？多少年后，那一堂堂曾经倾注过自己灵魂的语文，被时间和遗忘风干在岁月的角落时，是否也会一如那从桌上被擦去的尘埃，低语着被记忆的需求？经常，我会在抖落一身疲惫后走进关于语文的如此思考中。
是什么决定了我的语文课？
是教参？不错，起初应该是教参。刚走上讲台时，语文课于我就是一本教参在课堂上卖力地复制。我把教参里的每个字抄一遍就是我的教案，抄得越多我获得的领导肯定也越多。课堂上，我不敢越雷池一步，我紧紧地拽住这本教参，它已经是我语文课的全部依赖：背景，主题，写法，课后练习答案……教参，我们本该从“参“的角度去使用去发挥，可是我们总是错误地把教参当成唯一的教具。它让语文素养孱弱的我们瞬时有了力量，有了支撑。无论谁来上课，最后都是从不同角度汇向教参，只要你完全依托这本白色封皮的教参，你的语文教学总差不到哪里去。我在教参上横横杠杠地划线，再把线上的文字点点滴滴地灌进学生的脑里，学生再如此点点滴滴地复制到考试卷上，然后我就可以微笑，很满足的微笑。我也曾想在旷野里牧羊，挥舞着的却总不是我的竹鞭。语文，就这样真实而又顽固地贫瘠着，一点惭愧的表情也没有。
是专家？是的，资历的浅薄，对深刻的憧憬，往往使我很真诚地钦羡于大师专家们在语文领域中的独有的视线。那些儒雅博学、潜心语文教学研究的大师，在我青春的语文教学路上是如此真切地深深地影响着我。于漪老师的情感滋润，钱梦龙老师的导读教学，陈仲梁老师，魏书生老师……尽管不能与他们站在同一线上，但我深感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能与真正的语文大师共呼吸的时空。他们甚至不用开口讲课，只需要在你的目光中一站，就会成为我们教学以及做人的标杆。彼得·基·贝得勒曾经说过：“我当教师是因为我生活在那些开始呼吸的人们中间，我有时甚至能感受到他们的气息中也有我自己的气息。”我能从老前辈的气息中捕捉到他们对生活对孩子对教育对语文的爱，那种融生命语文和教育于一体的爱，进而感受到他们的睿智和深厚。我开始模仿，并幻想着接近。渐渐地，我有了我的理解我的思想。崇拜，但绝不匍匐。尊敬，但不会唯是。我喜欢这样丰厚的影响，它让我有了真实的方向，有了汲取后的成长。只是现在，我又会迷茫。在这个功利的浮躁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名师专家踩着风格各异的语文节奏流水般地走过，我不知道我该听谁，更不知道该走向何方。最为痛苦的是，我接近了其中的一位，却又会远离另一位。而当我尽力去糅合所有专家的观点时，我的语文课堂却是支离破碎。
那该是学校了。学校，很少有学校是能理解语文的。需要的时候，让你搞个唐诗背诵，拍摄几组阅读花絮，美其名曰“书香满校园”，其余的时光，学校多半是不会有语文的。批改，考试，质量分析……语文幻化成这样的实体，它不是清晨的朗朗书声，不是课堂上的真诚对话，不是黄昏下的凝思遐想，它是一次次的会议、一张张评价、一页页的目标和决心，最后都只会浓缩成分数这样一个失血的干枯的物质，物质里包含的是学校的功利思维和冰冷的意志。生动的校园里，语文不能只是国旗下的讲话，也不应该形式成一尊肃穆的孔子雕像。当我顺着学校的手势去理解我的语文课时，我的语文就只剩下永远搬不走的作业本和考完了又考的试卷纸。
或者，是各种新而不改的课改，应运而生的时尚模式？
你无奈的眼神告诉我，决定我的语文课的还是高考，是升学。分数至上，语文就是一堆用来比较大小的数字。你考什么，我教什么，你要怎样的答案，我就奔着这样的表述去练习。教得好，不如考得好，教得精彩，不如考得舒坦。多少年了，应试教育干脆揭去面纱在公然起舞，语文就是练习就是答案就是背题，如此而已。约翰·密尔在《论自由》里这样说：“人性毋宁是一颗大树，需要从不同方向与成长和发展，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力量的活生生的生命。”可是在高考面前，语文课堂也变成了训练集中营。在这里，人性就是按照同一种模型组件起来、并被要求精确执行命令的机器。于是，语文课堂没有情感，没有滋润，没有质疑，没有升华，甚至没有了朗读（因为费时，读书也被顺理成章地挤兑成做题了）。这样，我们在绝望中反抗，却只能收获丰富的痛苦，如钱理群先生一般。老先生怀揣着一颗受伤的心告别了教育，我们呢，还必须如此悲壮地继续，或抗拒或挣扎，或妥协或麻木。不是都能选择潇洒告别的，当下，在你无法选择的时候，语文，还必须是物质的，关联着我们的生存我们的衣食。于是，语文很悲凉地死去，却难以悲壮地活来……
我不想如此！
该是什么决定了我的语文？我希望是孩子的眼睛，是文章的思想，是文字的魅力，是我们的生命，是我的精神诉求，是你们的灵魂体验，是我们的语文梦想……
那里，有种植，有浇灌，有萌芽，有盛开。
如果这样，我会微笑并幸福着，我就会像尘埃一样很自信很渴求地低语着：
记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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