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致命的自负》读书札记《致命的自负》 ，作为哈耶克——这位上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在生命的最后时期的巅峰之作，从文明演化和人类行为的角度，对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的演变以及扩展进行了“史学模拟”和理论阐释。
1/ 我们的文明——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不是人类设计或者主观意图造成的，而是一个自发的，无意中因为遵守某些传统习俗和道德而产生的。 2/ 恰好遵循了这些传统习俗和道德规则的群体，由于分工和交换，在进化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比较优势：人口和财富的迅速增长。 3/ 于是，这个群体在空间和强度上，不知不觉/自然而然/甚至犹豫不决并且痛苦迷惘地扩展了这种秩序，因为贸易和交往的发展，引致其他群体的参与/圈入/模仿等等，使他们共同扩大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盈利信息的机会，能够 “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 4/ 这种使市场秩序赖以产生扩展的习俗和道德，既非出自本能，也不是理性的创造，它处于本能和理性之间。之所以如此，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 5/ 在这种习俗道德约束下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则，主要包括关于分立的财产（私有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收获和私生活的规则。它们不是通过基因和本能遗传，而是经由传统/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由此形成了文化或者文明。 6/ 这样一个大大超出人类视野或者设计能力的甄别和选择的变异过程，是如何产生出人类交往的扩展秩序的？ 大卫 休谟发现，市场可以让人们“为别人提供服务，而无需他怀有真诚的善意”，甚至不需要他认识那个人；或者使人们的行动“有利于公众，虽然他并没有那样的打算”，凡此皆由于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即使坏人，为公益服务也符合他的利益”。 亚当 斯密 首先揭示了，我们碰巧找到的一些使人类的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超出了我们的知识和理解的范围之外——我们在自己既不十分了解，其结果也并非出自我们设想的环境（市场交换的价格机制——无形的手）的引导下去做某些事情，只是为了追求自我的利益，结果却是满足了他人的需要，而他人的同类行为也同样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而且交换的最终结果是皆大欢喜，一个多赢的局面。 7/ 斯密以来的经济学，解释了分工/专业化生产/交换行为及其决策，所需要的知识是具体而分散的，而市场价格信号以及体系，得以使人类利用分散而难以全面了解的知识对机会做出反应和判断，从而使知识/技能和资源分配到各不相同的目标而最终能八九不离十地恰到好处。这种情形有点类似生物学，进化的改变普遍倾向于最经济地利用资源，但却是“盲目地”而“非刻意地”进行的。 8/ 上面这种分工交换的市场扩展秩序，只有在个人分立的财产即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私有财产是先进文明的核心——文明与私有财产不可分割。就市场秩序而言，只有财产私有以及财产转移的自由，才能使交换通畅无阻地进行。私有财产是贸易的前提，也为价格信号的形成所必需。分立的财产制度的建立，当然有赖于权威——政府，要想保证个人之间和平合作这一繁荣的基础，政权必须维护公正，而不承认私有财产，公正也不可能存在： “ 无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 ” 这一命题，就像几何学中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正确和确定（洛克）。而所谓现代野蛮人，也就是不知道财产为何物的人。 9/ 文明进化的一个矛盾现象是：如果没有一个把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主要目标的政府，似乎不大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但是由此引起的进一步的进化和成长过程，却一再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个人免于同胞暴力的政府，使一个日益复杂的自发秩序的进化和自愿合作成为可能，但是他们为了贯彻自以为是的更大的智慧，不让社会随意盲目发展，迟早会滥用权力压制他们原本所保护的自由。 10/ 欧洲文明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即资本主义文明的起源和产生，得益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在更为强大的政治统治下，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德国南部和低地国家的城市里，最后是在治理宽松的英格兰，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而不是军阀的统治下，近代的产业制度得到了发展。保护分立的财产，而不是政府主宰其用途，为密集的服务交换网络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也正是这一网络形成了扩展秩序。 11/ 亚洲的类似发展，被强大的政府所阻止，这些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相类似但权力却远远高于欧洲的政府，有效地抑制了私人的首创精神。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中华帝国，在一再出现的政府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麻烦时期”，文明和精巧的工业技术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这些脱离常规或者视为反叛的表现，无一例外地被政府力量所镇压和窒息，因为政府只想原封不动地维持旧秩序。 12/ 经济史表明: 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的建立，构成了早期文明的顶峰这样一种想法，是极其荒谬的。与其说政府会促进远距离贸易，不如说它经常阻碍这种贸易。实际情况是，强大的政府对民间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导致文明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使极为先进的中国文明落在欧洲后面的，是它的政府限制甚严，因而没有为创新改变等新的发展留下空间。 13/ 市场扩展秩序，作为一种习惯或者发明得到维系和进化，需要两个明确要的前提：首先，必须存在着使某种行为方式代代相传的条件，而这种行为方式的好处未必已经得到人们的理解或者赞赏；其次，保留这些习惯的群体必须取得了明确的优势，使他们能够比另一些群体更为迅速地扩张，并最终胜过或者同化那些没有类似习惯的群体。 14/ 道德规范，尤其是我们的财产/自由和公证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禀性。扩展秩序产生于一个竞争的过程，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个过程而不是某个伟大的头脑，某个委员会或者某个神主的认可，也不是因为它符合某种有关个人功德的公认原则。 15/ 文明不但是进化的产物，也是一个过程。通过建立起普遍规则和个人自由的架构，它会让自己继续进化。这种进化不能用人们的需要加以支配，而且常常不会产生符合人们需要的结果。人们会发现一些过去没有实现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其代价却是其他许多人的失望。进化不可能是公平的。坚持让一切未来的变化符合公正，这无异于要求终止进化过程。对于由运气造成的差异进行压制，会破坏大多数发现新机会的可能性。 16/ 对未知事物的适应能力，是一切进化过程的关键，现代市场秩序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时所针对的事件，当然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掌握的。市场是唯一已知的方法，它能够提供信息，使个人可以对他们直接有所了解的资源的不同用途的相对利益加以权衡，为相距遥远素不相识的个人需求提供服务。这种知识从本质上说只能是分散的，不可能集中起来传递给专门负责创设秩序这项任务的某个权力机构。正是个人对价格/利润的关心，使资源有可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因为这些价格向市场参与者透露了全部劳动分工所依靠的关键性的随机条件：不同资源相互之间的实际可转换和可替代的比率，从而使从其他商业活动转移的各种潜力有了最具生产力的用途。由此可知，鄙视利润，乃是因为无知。 17/ 以货易货一旦被间接的货币交换所取代，易于理解的事情便消失了，由此开始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抽象过程，它大大超出了最聪明的个人的认知能力范围。货币虽然是自由的人们相互合作的广泛秩序中不可缺少的要件，但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政府就十分无耻地滥用它，从而使它成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中一切自我调整过程遭到扭曲的首要根源。政府管理货币的历史，除了少数短暂的幸运时期外，历来是一部不断欺诈行骗的历史。 18/ 因此，分立的财产制度并不是自私的制度，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把“财主”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而“发明”出来的。相反，它的好处是普遍的，因为它把生产的支配权，从少数不管如何自负然而知识毕竟有限的个人那儿，转移给一个过程，即扩展秩序，它使所有人的知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使没有财产的人得到几乎和有产者同样多的利益。 19/ 扩展秩序创造了大规模就业的可能性。它创造的条件，使那些没有从父母那里获得维持自己以及后代生存所需的工具和土地的人，可以获得工作机会，当然这对双方都有利。一个民族，它的资本储备规模，以及它为获得和交流信息而积累起来的传统和习惯做法，决定着该民族维持人口的数量。只有当那些从事着投资活动，在目前的支出和未来的回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人，能够从这种行为中获得至少同他们将资本挪作它用一样的收益时，人们才会有工作，才能生产出各种物质和工具满足未知人口的未来需求。 20/ 扩展秩序很可能是宇宙间最复杂，在这个结构中，已经非常复杂的生物有机体又获得了学习和吸收超越个人的传统成分的能力，这使他们能够一刻不停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包含更复杂秩序的结构。人口增长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了基础，如此往复不已，便产生一个不断进步的累积过程。但是，这一秩序的特征是如此复杂，以致任何个体都不能把握它的“整体现象”和“全景”，人们对扩展秩序的认识依然处于“瞎子摸象”的阶段，因此，从“建构论理性主义”/从机械历史决定论出发急于改造社会的企图和计划，或者无功而返，或者因为阻碍干扰了扩展秩序的进化过程而必然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政治家们总是急于改造世界，而问题在于认识和理解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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