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读书开始。我们面对一本书，从哪里读起，怎么读？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好比遇到一个人，怎么去了解他并做出一个判断？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经验和说法，就我自己有限的读书心得来说，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先立乎其大者。读过《孟子》的人都知道，我这里借用的是那里边的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矣”，这话原本是说修身的，但确实可以引申到读书上面来。很多人读书，小的地方看得很认真，这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如果因此忘了大的方面，就有了“逐万物而不反”的偏差。孔子读书，是很看重大处着眼的，如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就是先立了读《诗》的大者。有此境界，读《诗》才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道德经》来说，它的大者是什么呢？从不同的角度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如王弼说是“崇本息末”，河上公说是“自然生长”，这当然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我还是比较同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法：“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
老子像
这里最重要的断语是“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虽说班固针对的是整个的道家，但《道德经》该是他做出如此概括的主要依据。这一方面是由于老子在道家学派中拥有的创始者地位，另一方面也比较合乎实际的情况。众所周知，从《庄子》到《史记》，都说老子具有周王室史官的身份。如果考察《老子》一书，其中对天道的重视和推崇，对历史及礼制的熟悉和了解，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以侯王为主要的说话对象，都体现出史官身份的特点。杨雄在《法言.五百》中曾经说“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老子和孔子学术的差异。老子继承了“史以天占人”的特点，所以全书中都充满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味道。孔子则罕言天道，尽人事而畏天命。“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所说正是这一基本的事实。
有周一代，史官乃是学术的大宗，知识的渊薮。其最重要的职责，正是利用有关天道和历史的知识，充当天子或者侯王的顾问。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史官活跃在从西周到春秋时代的政治和思想舞台，如伯阳父、史伯、内史叔兴、史墨等，与天子或者侯王大夫们进行对话。这些正是老子的先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老子说话的对象也并非普通的百姓，而是君主们。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就明确地提出了“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和“圣人之治也”的问题《道德经》显示出该书的主要关怀，即在于君王应该以何种方式统治百姓，管理好国家。书中出现了大量的“侯王”或者“王”、“万乘之君”等字样，都表现着作者的兴趣所在。他是想以帝王师的身份给他们说法，内容就是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
如我们所知道的，古代的房屋或者宫殿，都是南面而建，君臣相见之时，君主南面而坐，臣子背面而立，所以有“南面称君，北面称臣”之说。“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是统治术或者统治方法之义。对统治术的探讨，一直是古代中国思想家们最感兴趣的领域。譬如老子之前有《尚书.洪范》，借箕子和武王的对话铺陈出“九畴”，提出天子统治国家的九项基本原则。老子之后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丰富之极，大凡有关“君道”“主术”的探讨都属于此类。
但《道德经》有它的特别之处，一是全书均围绕此立说，“言有宗，事有君”，对《老子》而言，其言之宗、事之君就是君人南面之术，不像很多书只是把这当作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这也许正是很多帝王喜欢它的主要理由。二是其所谓术有道作为支撑，因此呈现出理论深度和系统性。道术是古代哲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字眼，道偏重于指一个比较普通而抽象的原则，术则是具体的技术和方法。道术一体使得《道德经》所说的统治术不只是处理君主和百姓之间的关系，而是把他和宇宙法则即道和天道联系了起来。这使得，老子的思想始终不局限于人的范围之内，而在天人之间寻找一种交集，使其学术呈现一种天人之学的特点。三是提出了颇有特色的统治方法，这个方法以无为和自然为核心观念，很明确地与儒家教义教化的理论相对立。在整个的中国历史上，儒家的教化理论和道家的自然学说交互为用，对立互补，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来阅读的《道德经》与作为其他任何什么东西譬如宗教或者哲学的《道德经》很显然是不同的。也许我们不必过分的关注道到底是本原还是本体，也不必执著于那些千篇一律的分析框架，像宇宙论或者本体论、认识论以及辩证法或者相对主义等等。我们应该把道看作是老子要求君王们走的路，指导着他们如何面对百姓、世界，特别是他们自己。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王并不是最大的，在王之上，还有地、天、道等需要敬畏和效法。我们不必把某些词汇（道、德、心、虚、无、有等）概念化或者神秘化，它们的意义其实非常具体，而且并不难于理解。这正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矣”的主要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