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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王涯《宫词》中有这样的诗句：“春风摆荡禁花枝，寒食秋千满地时。又落深宫石渠里，尽随流水入龙池。”这里所说的“石渠”，借用了西汉长安城未央宫中石渠阁故事。石渠阁是汉代皇家图书馆。据《三辅黄图》卷六《阁》记录，石渠阁是萧何建造，下有礲石为渠，以此为阁定名。其中收藏了刘邦军入关后萧何收存的秦王朝的档案图籍。汉成帝时，又在这里收藏皇家“秘书”。这里还曾经召开儒学经典研究的学术会议。如《汉书·儒林传·施雠》记载：“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未央宫中又有另一藏书之处，称“天祿阁”。据说扬雄、刘向都曾经在天祿阁参与整理编校图书文献的工作。石渠阁和天祿阁的位置，都在未央宫前殿的北面，至今犹有地面夯土台基的遗存。唐人权德舆有“风流仕石渠”，“守职正图书”的诗句。此外，刘禹锡诗所谓“石渠甘对图书老”，周朴诗所谓“名自石渠书典籍”，宋人范成大诗所谓“经谊金华省，文采石渠阁”等，也都反映了对于石渠阁的文化作用的历史记忆。元人刘性有《石渠阁赋》，其中写道：“藏以石渠之固，鐍以金匮之珍。异孔壁之断烂，匪汲冢之怪神。斯石渠之为阁，彰万代之斯文。”有关“孔壁”“汲冢”的文句，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唐人李德裕诗“青编尽以汲冢来，科斗皆从鲁室至”说的也是“孔壁”“汲冢”的图书发现。 “汲冢”云云，指晋武帝时代盗墓者发掘战国古墓得到大批古书的事件。由于其中有体现神秘主义色彩的《穆天子传》等古籍，所以说“汲冢之怪神”。而“孔壁之断烂”，则是西汉故事。汉武帝时，鲁恭王为扩建宫室拆毁孔子旧宅，在建筑的夹壁中发现了古文经传多种，其中包括《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 在儒学地位空前上升的背景下，汉武帝命令广开献书之路，又设写书官抄写书籍。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汉武帝时代，“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刘歆《七略》说，当时的藏书机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说当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等部门的收藏，宫内又有命名为延阁、广内、秘室的书库。汉成帝时，又进一步访求天下遗书，并指令刘向总校诸书。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儒学经典的不同底本。他宣布自己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以及《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据说都是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时所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且与反对这一主张的博士进行激烈的论辩，于是经学中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流派。唐人崔日知“孔壁采遗篆，周韦考绝编”的诗句，又如元人柳贯诗所谓“孔壁发神秘”，王逢诗所谓“简册潜回孔壁光”，也都是对“孔壁”图书发现的感叹。 中国的古书，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多次浩劫，使原有的数量大为减少。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焚书”运动。先秦古籍历经秦火，损失非常严重。一直到西汉前期，儒家学术源流几乎完全断绝。而“孔壁”故事，告诉我们民间图书收藏行为以怎样的文化远见和文化勇气，保存和延续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以“文献”为记录形式的文化生命，为后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储备和建设基础。 汉代的国家藏书，有了确定的制度，而民间图书收藏也有可观的规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病重，汉武帝吩咐臣下：“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者前往司马相如家，“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这里所说的“家无书”，“未尝有书”，是指司马相如的论著，而并非图书收藏。《后汉书·方术列传下·王和平》记载：“北海王和平，性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殁，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北海方士王和平由弟子孙邕陪伴前往京师，不幸途中病逝，安葬在东陶。所有图书百余卷，都随葬于墓中。后来听说王和平尸解成仙，孙邕于是悔恨当初不如取其“宝书”以为私有。从王和平出行携带图书多达百余卷，可以推想其收藏文献的数量。 死后随葬图书的情形，在汉代墓葬中多有发现。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五行》、《九主》、《经法》、《五星占》、《刑德》等，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河北定州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论语》、《文子》、《太公》、《儒家者言》等，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诗经》、《周易》、《苍颉篇》、《万物》等，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木简《仪礼》等，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算数书》、《盖庐》、《引书》、《脉书》等，都是墓主生前极其宝爱，甚至死后仍不愿舍弃的图书珍藏。 《后汉书·列女传·陈留董祀妻》说，蔡邕之女蔡文姬“博学有才辩”，曹操曾经询问：听说夫人家藏典籍数量甚多，还能够记忆其内容吗？蔡文姬答道：过去亡父赐书四千多卷，动荡流离，已经全都丧失了，现在能够诵忆的，只有四百余篇了。曹操吩咐派十名文吏记录，被蔡文姬谢绝。她只是请求提供纸笔，“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宋人王安石诗“蔡琰能传业”，李彭诗“传家惟蔡琰”，都称赞了蔡文姬继承父业的事迹。而蔡邕“赐书四千多卷”，应是当时私人藏书数量较多的一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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