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这样评价《周易》:“夫《易》,何为者?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易经是干什么用的?绝不是用来算卦的,而是上古圣人用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的。孔子指出,人过五十学习周易就不会犯大错。 易学是如此重要,从先秦开始,就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历经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两代、宋元明清,让易学研究最终分成了“两派六宗”,并且门派之间所倡导的思想格格不入,互相争斗不休。所谓两派,指的是象数派和义理派。前者朝着卜筮方向穷尽研究,发展为象数之说;后者朝着哲学方向发展,逐渐形成了义理之说。而象数派又逐渐发展成了三宗:占卜宗、机祥宗和造化宗;义理派发展成为老庄宗、儒理宗和史事宗。 范仲淹对儒家六经烂熟于心,对于易学的研究方式接近义理派,但是比义理派站得更高,走得更远。他不仅仅将易学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而是当成一种无坚不摧的利器来使用。所谓读死书,不如不读书,活学活用才是真本事。范仲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在范仲淹功名显著,为官一方,直到后来奋力改革的时候,他的身边汇集了一大批研究易学的大家,大都是他的学生和后辈,诸如李觏、胡瑗、孙复和石介等人。他们在范仲淹的带领下,将弘扬易学当成支持庆历新政、复兴儒学的重要武器,掀起了易学研究的高潮。这种风气影响深远,后来的学问大家像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张载、周敦颐、程颐等人,都是在易学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的人物。 既然范仲淹对易学如此看重,那么他的教育思想中关于易学的精髓都有哪些呢?梳理总结之后,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易学的尊德崇德思想、易学所包含的忧患意识、易学的通变思想和易学的损益思想。 范仲淹深受这种尊德崇德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治国理念中,就提出了“以德为治,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宽猛相济”的主张。而对于当今皇帝,他提出的建议是“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尧舜以德,则民爱君如父母,秦以力,则民视君如仇雠。”这也与孟子提倡的的仁政思想异曲同工。客观来讲,范仲淹提出的实施仁政的思想,还未完全脱离古代儒家圣人们的言论范畴,但是他有一个优势是古仁人所无法比拟的,那就是范仲淹有机会、也有能力将这种仁政思想进行社会实践。 运的是,范仲淹生活在了一个政治相对宽松的年代,他的这种思想也适应了时代要求,因为仁宗本人还是倡导德政和仁政的。《宋人轶事汇编》里面记载了两则轶事,可以从侧面说明仁宗的“仁“绝非言过其实。 说的是有一天早上,仁宗对近臣抱怨:“朕昨晚没睡好觉!”近臣闻言大惊:“陛下何故睡不着觉?”仁宗答道:“因为半夜饥饿难忍,想吃烤羊。”近臣问道:“陛下为何不将这件事情告诉宫人?让他们准备即可。”仁宗答道:“我听说只要宫里索取某样东西,哪怕只有一次,以后都会成为惯例。我如果半夜想吃烤羊,宫人遵旨照办,以后会害死几多生灵?会折腾多少天下百姓?既然如此,我宁可饿肚子。”众人闻言高呼万岁。 说的是仁宗皇帝在后宫与宫人玩博彩游戏,每把只出一千钱,一旦输了,只留下五百钱,另一半还要拿走。宫人们就笑话仁宗:“官家太穷相,输都输不起,玩游戏也不肯尽兴。”仁宗说道:“你们知道这些钱是谁的吗?这是老百姓的钱,不是我的,我今天已经乱花了百姓一千钱。” 以上两则轶事虽然不见于正史,也可以证明仁宗皇帝属于有德之君,这是没错的。但是,他虽然有仁有德,守成的能力却很欠缺。在位42年,庸碌无为,无力改变祖宗制度,也无力力挽狂澜,让国家的隐患越积越多,最后酿成了靖康之耻。后人曾经写过一首诗,如此评价他,一点都不客气:“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评价得还算比较恰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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