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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民族。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日益强大，靠的就是这种创新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在代代相承、逐渐丰富、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与易学结下了深深的不解之缘，形成了广泛的互动关系。
众所周知，《周易》为群经之首，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源头活水，易学思想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集中体现，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潮、主旋律。《周易》以变化“日新”为根本，易学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颂赞“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要求“去故”“取新”，强调“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是贯穿于《周易》全书和整个易学发展史的基本思想线索。
《周易》和易学的辩证思维、科学内涵、包容精神、与时俱进思想、社会变革理论、整体和谐理念等，也是与变革、创新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周易》就是讲创新的书，易学就是研究创新的学问。
更为重要的是，易学中倡导变革、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对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至深至巨的影响，中华民族的无数杰出人士在其启迪和激励下，积极投身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创新实践，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易学自身的演变和发展也得到了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滋养和濡染。
不论是象数之学、义理之学的形成，还是图书易学、近代易学的产生，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在易学领域的具体体现，看作是易学家及其他受易学影响而研究、运用易学之人士对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丰富和发展。综观易学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之间的不解之缘和互动关系，大体上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中华民族创新精神是基于一种优患意识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而这种意识、这种精神主要来源于易学。
《周易》为忧患之作。兴于殷衰周盛之时的《易经》卦象和卦爻辞即隐含有自我反思的忧患意识，而经过战国时代《易传》的阐发，这种优患意识更加深广、更加浓重，逐步形成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形成为一种理智的、富于远见的精神状态。
正是为了消除优患，易学呼吁人们以戒惧而沉毅的态度看待个人、家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明于忧患与故”(《系辞下》），居安思危，居安如危，未雨绸缪，遇到艰难困顿时不气馁、不屈服，自信自尊，刚健有为，自强不息，革故鼎新，拨乱反正，及时进行各个领域、各种方式的变革和创新，从而趋利避害，逢凶化吉，求得新的更大的发展。中华民族创新精神深受易学此论的影响。
第二，中华民族创新精神是在包容、吸纳、融摄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与易学的影响不无关系。
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思想学说，如果没有包容、吸纳、融摄其他思想学说的态度和能力，就不能长期生存并发展壮大。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学说，都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政治的需要，在保持自我、自信的基础上，对其他学说采取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从中汲取各种养料，来丰富和发展自己。
以《易传》为代表的战国易学以“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系辞下》）为宗旨，把儒、道、墨、名、法、阴阳等诸家思想的有益成分统统吸收、融会进来，终于形成了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思想体系。另外，易学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系辞上》)中的“会通”之说，也是中华民族杰出人士接受外来文化成果的观念背景之一。
受其影响，中华民族以“厚德载物”(《坤卦·象传》)、“弥纶天地之道”(《系辞上》)的胸怀和气势，对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其创新精神表现出明显的包容性、融合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明清时期西学与中国传统学术、传统科技的会通等，就是突出的例证。
实际上，这种包容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第三，中华民族创新精神是以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为重要前提的，而这种科学思想和方法与易学密切相关。
作为中国传统科技发展的一种文化条件和背景，易学一样有着科学的内涵，其中强调制器尚象，“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系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物质文明成就和科学技术上的创新发明，多受易学此论启发。
易学的阴阳思想、辩证思维、整体观念、符号系统、感应观念、类比方法、系统原理、序列思想、相对原理、对称图式、互补原理、均衡思想、周期循环思想等等，对科技创新、科技发展更是颇有启示和影响。
这也说明，中华民族历来是重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且拥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的。
第四，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不仅表现在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等方面，而且表现在制度创新方面，这与易学也有某种内在联系。《周易》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纯粹理性的、抽象的认识，易学也始终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系辞上》)在易学看来，任何变革和创新都应落实到社会政治领域中来，一切变革和创新成果都应广泛推行于天下，反映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系辞上》)。
唐代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永贞革新，宋代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明代嘉靖新政、张居正改革，晚清维新变法等创新事业，都有易学革故鼎新、拨乱反正之论在其中发挥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都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之理念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具体实践，都反映了易学的“涉世妙用”(《答胡剑西太史》)和实践功能。
第五，中华民族创新精神要求遵循事物发展的特有规律，强调变革和创新活动应考虑各种具体的客观条件，既要抢抓机遇，莫失良机，又不能标新立异，不能盲目妄动，不能走极端。
易学可谓这一思想的主要源泉。易学在提倡“见几而作”、“极深而研几”的同时，强调“变通”“趣时”，“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人们的变革和创新活动应该始终正确地把握时机，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历史上王莽改制的失败，即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证。
由于易学的启迪和教益，中华民族的许多杰出人士在创新之时，往往能够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及时抓住各种难得的机遇，使变革和创新活动取得成效。
第六，中华民族创新精神是同和谐理念密切相联的，它将实现社会和谐乃至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视为变革和创新的终极目标，易学则是这一理念的重要渊蔽。
易学倡导变革，呼唤创新，但这种变革和创新是要变无序为有序，化冲突为和谐，实现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和谐，进而实现包括自然与社会在内的天人整体和谐。
这就是易学的中正思想:《周易》每卦六爻，各有其位，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若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即为得位或当位，得位为正，象征阴阳各就其位，合于其应然的秩序。每卦有上体、下体之分，二为下体之中，五为上体之中，若义居中位，即为中，或日得中，象征守持中道，行为适中，不偏不倚，合于阴阳和合的法则。
在此基础上，易学又提出了“太和”思想:
一阴一阳相互交感，相互配合，刚柔相济，彼此推移，相反相成，协调一致，当达到最佳的结合、最高的和谐状态时，就称为“太和”。
《乾卦·象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成宁。”
按照这种文化价值理想，人类的社会政治伦理的实践活动都应以“太和”这种最高境界、最理想状态的和谐作为终极目标，实现社会和谐、天人整体和谐，各种变革和创新活动自然也不例外。
由以上所述可以发现，在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始终闪动着易学的影子，两者是相伴而行、相互促动的。当然，毋庸讳言，《周易》和易学讲变革、讲创新，但讲变革、讲创新的却并非仅有《周易》和易学。
除了《周易》和易学，其他传统经典和学术文化也曾在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过一定作用，只是不如《周易》和易学表现得这样突出、这样显著而已。
现今，我国正在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应该通过深入研究易学中的创新思想，通过全面考察易学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不解之缘和互动关系，来为这一盛德大业提供某种历史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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