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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秦腔,耿派传人杨金民, 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名角

 陇史荟王文元 2020-05-14

秦腔是流淌在西北大地上的天籁之音,震天动地的锣鼓,高亢激昂的唱腔,人头攒动的观众,将秦腔定格在人们的心灵深处。

  喜欢秦腔的人多,但真正了解甘肃的秦腔的人并不多,而那些秦腔名角台上台下的故事就更鲜为人知了。远在康熙年间,甘肃就有了秦腔演出的记载了。漫长岁月中,秦腔艺人们在演出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与陕西秦腔不同的特点。到清乾隆年间,甘肃秦腔形成以庆阳、平凉为中心的“东路”,以天水、陇南为中心的“南路”,以兰州为中心的“中路”的秦腔流派。其中,“中路”是甘肃秦腔流派的代表,以兰州为中心,秦腔艺人们“创造了以讲究功架(兰州人称为‘架架儿’)的雕塑感和造型美为主体的表演程式、动作、技巧以及脸谱和服饰装扮,形成了粗犷激越、古朴浑厚又干散硬扎的艺术风格。” (牟豪戎语)

  甘肃秦腔多以甘肃方言行腔,供奉庄王为戏神,以社火为祖,皮影为舅,深受甘肃的历史传统、地域景观、生活习俗、民间文化特别是宗教神庙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凸显出崇尚做派,注重功架,善造气氛,造型独特等特点,流传的传统剧目多达1500多种。自清末以来,甘肃名角辈出,至今先后诞生了近80位秦腔名角,继承了耿派表演艺术的杨金民就是其中之一。

  杨金民是陕西武功人,十一岁学艺,一生崇尚甘肃耿派艺术,善于融汇陕甘各派之长,遂自成一家,代表剧目有《火焰驹》中的折子戏《艾谦传信》、《白逼宫》等。

  多年前,杨莲娣讲述了她父亲秦腔名角杨金民的故事。

  妆未卸,兄妹俩落荒而逃  

  父亲原先并不在甘肃唱戏。为何到甘肃来呢?说起来,还有一段非常曲折的故事,也能了解到解放前民间艺人艰难的生存状况。

  我们祖籍陕西武功,爷爷是个手艺人,逃难到了宁夏中卫。解放前,中卫靠着黄河,灌溉方便,人们生活相对好一点。爷爷到中卫后,无处可去,就在一座破庙里安身了。爷爷踏实勤快,还有一技之长,看庙的老人就把他的姑娘许给了爷爷。这样爷爷才算扎下了根。

  父亲从小就是在庙里长大的。寺庙是一个地方公众聚会的场所,逢年过节,自然要唱大戏。一来二去,父亲就喜欢上了唱戏。据说,他8岁就开始登台演戏了。到了11岁时,又拜了著名的秦腔艺人霍正川学艺,一年后,就登台演出了,扮演娃娃生和小生,如《三娘教子》中的薛依哥、《游西湖》的裴生等等。那年头,艺人们行走江湖大多用艺名。在舞台上正式亮相后,父亲扮相英俊,唱腔有韵有味,十二岁便小有名气,所以才有了艺名“十二红”。

  霍正川是中卫刘家戏班的台柱子,父亲就跟着戏班在甘肃和宁夏两省间走江湖唱戏。可是,好景不长,很快,他们的生活就被打破了。

  事情的起源和我姑姑杨金凤(著名秦腔演员)有关。那时,他们还住在庙里,姑姑那时只有七八岁,也非常喜欢唱戏,可是奶奶不让唱,一天就把她锁在屋里让她拣豆子。姑姑就在屋里唱《柜中缘》,有一次中卫县长正好走过,从窗外听了姑姑唱的,大为欣赏。听说是“十二红”的妹妹,便叫父亲给她排戏。姑姑登台后,一唱成名,人们称之为小十二红妹子。

  姑姑后来拜师吕少亭(艺名“金叶子”)和寇银川(艺名“大嘴旦” )等人。师傅们给姑姑取名杨金凤,“金”就是来自吕少亭的艺名中的“金”字,父亲也按照金字取名杨金民。

  到三十年代末,兄妹俩在甘宁两省间有了名气。谁知,一位公子哥却纠缠着姑姑不放。一天,那位公子哥甚至到后台劫人,戏班的伙计非常气愤,双方发生冲突。据说还死了一位戏班伙计。在大家掩护下,没有来得及卸妆的姑姑和父亲便落荒而逃。

来兰州,初次接触耿派  

  兄妹两人连夜跑到了靖远,在丁振华的戏班中搭班唱戏。此时,父亲已经走过很多码头,对秦腔有了一定感悟。自然,不想在靖远待多长时间。他们只想躲过风头,在靖远待了一年多后,父亲便独自一人到兰州闯荡。这时,已经是1941年了。

  那时,秦腔演员都是流动的,只要能耐好就不怕吃不上饭。父亲到兰州后,在众英社搭班唱戏;也有人说,在精诚剧团。为了维持生活,父亲白天在众英社和精诚剧团唱戏,晚上则到文化社唱戏。

  文化社是兰州戏剧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戏班。这个戏班是1936年由文汉臣等人创办的。创办之初没有戏箱(指唱戏的服装道具等),文汉臣便到定西城隍庙内租了戏箱。定西城隍庙供奉的是文天祥。而此时,正值抗战爆发,戏班以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教化广大人民,起名“文化社”。最初,文化社的演出地点是兰园,后来为躲避日机轰炸,搬到了碱滩城墙根。

  父亲学戏,先学了小生,后来又学了须生。到文化社,父亲看了兰州秦腔名家耿忠义先生的表演后,对耿派的表演艺术大感兴趣,下决心学习耿派艺术。老艺人们回忆说,耿忠义先生是兰州秦腔界的大师,他和其他艺人的最大区别是有文化,所以他才能创出耿派。耿先生为人比较正直,对别人的请教总是热情传授。父亲学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只知道他和耿忠义等名家同台演出,边演边学,底下反复琢磨角色的心理,不太清楚的地方就问师傅。他的脸形瘦长,身材颀长,架架儿好,很符合耿家脸谱特点与戏路,耿先生颇为赞赏。父亲学得很快。1947年秋,耿忠义先生去世后,赵福海和父亲接唱了耿派的花脸戏。从这以后,到1958年,是父亲的演艺生命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这些年,为寻找父亲过去的事情,我走访过牟豪戎、张正秦、蔡稚、段永华等学者和老演员,也从已经去世的秦腔评论家范克峻那里听到了一些事。父亲是演到老学到老。1954年时,文化社排演改编的历史剧《反徐州》,父亲扮演颜延龙,周正俗扮演郭广清。当时,西安易俗社的表演手法是,郭广清拉住颜延龙的马尾巴,将这位不可一世的藩王拉下马。在舞台上不可能出现一匹真马,一切都需要虚拟。这对他们而言是个挑战,花了好多工夫,父亲他们才把这个细节全部掌握了。后来,在演出时,演到此处,台下观众总是掌声雷动。

  《白逼宫》,他让西安观众看到了甘肃秦腔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曾到陕西演出。这次,他将地道的耿派秦腔带到了陕西。陕西秦腔和甘肃秦腔有着很大区别。总体上,甘肃秦腔受甘肃地域以及神庙文化影响很大,演出时非常注重功架招势,就是行话说的“架架儿”。而陕西秦腔则以唱腔取胜。作家贾平凹曾经写道,许多戏迷们看戏并不看戏,而在听戏。他们蹲在麦草垛下、墙垣边,靠听就能知道演员的动作了。这里说的就是陕西秦腔的唱腔。

  老前辈回忆说,在西安,父亲专门演出了《白逼宫》。这是甘肃耿派的代表剧目,也是父亲的拿手戏。随着一声“曹操进宫来了”,父亲扮演的曹操就上场了。耿家的《白逼宫》没有大段的唱腔,主要靠动作、表情、衣着来表现人物。陕西的传统演法是曹操身着红蟒袍,而耿家却改穿红官衣,耿家脸谱配上黑乌纱相帽,表情狰狞,准确展现了曹操的阴险森杀。

  当时,陕西秦腔中《白逼宫》突出了汉献帝,而甘肃秦腔中则突出了曹操。这是一种关中观众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演法。起初,一些想听唱腔的陕西观众还不太习惯,看了几分钟后,就被父亲他们的精彩表演所吸引,耿派的三鞭子、三杆子等特有的动作和程式,让陕西观众大开眼界。演出结束时,台下叫好声不断。

  秦腔《火焰驹》是父亲最为拿手的剧目,其中的经典折子戏《艾谦传信》是常演不衰的片段。今年70多岁的老演员蔡稚还记得我父亲上世纪八十年代演出《艾谦传信》的情形。这段戏就有浓郁的耿派风格。艾谦出台挥动马鞭,唱道:“胯下的火焰驹四蹄生火,正奔驰又只见星稀月落,加一鞭且从那草坡越过,惊动了林中鸟离却巢窝”,然后是扎势、踢腿、马后三鞭等动作,最后一个门钻儿。此时人随火走,火随鞭发。每演到此处,观众便爆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和掌声。1977年秋天,他在兰园剧场连演两月,场场爆满。为了满足观众的热情,他演出时倾尽心力,结果演出结束,他就病倒了。从此落了个肺气肿的病根,最终因此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父亲去世后,范克峻题写挽联“台上如天神,台下似老农”。

  唯一一次失误,遗憾了好多天  

  父亲在演出中精益求精,他常说:观众是衣食父母,不能马虎。带徒弟演出时,他也要化好妆,坐在一边,对徒弟说,放心演,出了问题我马上就顶上去。

  和他同时代的演员基本上都是目不识丁,他们能记下大量的戏本,全靠死记硬背,下笨功夫。我上初中时,还经常给父亲读台词。有时,他早上五六点钟就催着我给他念台词。可是,这种笨功夫也很管用,他记下了大量戏本,会多个行当,成为团里的戏包袱。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虽然退休了,但还是被团里返聘演出。有一次,他从团里回来,唉声叹气的,母亲赶紧问怎么了,他也不说。后来母亲找团里的人一问,才知道出了个小纰漏。那天,他演出《铡美案》中的包拯,不知何故,舞台上演出时,乌纱的帽翅却掉了一支。他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的这次失误,回到家里就唉声叹气的,直到一个多星期后,再次圆满完成《铡美案》才听不到叹息了。

  父亲是1992年12月去世的。作为甘肃秦腔耿派的第二代传人,他在舞台上给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如今,快二十年过去了,我说的这些,也算是对家父的一个纪念吧!愿父亲在天堂里还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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