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文化都是靠自学和自悟而得来的。
凤凰小城虽偏远，却被群山环抱着，如诗如画一般的风景令沈从文从小便陷入了无尽的遐思——家门前潺潺的清泉、水边依山而筑的高脚楼、苗家少女婀娜的身姿与艳丽的民族服饰，这一切都成为沈从文笔下永远不会枯竭的创作源泉。他渴望用优美、诗意的语言描画出这里的一切。艰苦的军旅生涯使他更加认识到了社会的复杂与多面性，但他的性格却总是与现实格格不入，很难融进这个社会。少时在河滩上时常能看到被处决犯人的尸体；当地苗人不仅性情爽朗，朴实厚道，他们的血液里还有流淌着好斗嗜血品性……很多美与野蛮的奇异反差，都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为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军队的日子，是真实的战栗。正好赶上“清乡剿匪”，沈从文倒也是见过战争场面的。那时候，他因为一手好字，破格领到个小职位。这在军队砍杀的世界里，毕竟没有多少影响空间。然而，那些血腥的画面，倒为日后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源泉。
1920年，沈从文所在部队撤销，他被遣散回家。沈从文脱下军装回了家一待就是半年，二十岁的他，看到家里断炊，连饭都没得吃了，只好前去芷江，投奔当警察所长的五舅。五舅将他安排在警察所里当了一名收税员，收受屠宰税。母亲看到儿子在芷江干得不错，便卖掉房子带着九妹来到芷江和他租房而住，并将卖房所得3000块银元存入钱庄，交给沈从文经营。在这里，他拥有了自己初恋的女孩。
一、与马泽蕙
在芷江，他的七姨夫熊捷三，是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弟弟，他便经常在熊公馆与熊捷三一起谈诗作文。同时，并阅读了熊公馆的一些藏书，对狄更斯的小说极为赞赏。
沈从文因工作本地很多著名商人往来频繁，因此，他也结识了当地著名大户龙家的私生子马泽淮。马泽淮眉清目秀，也喜爱读书，两人年龄相仿，很谈得来，很快他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交往中，马泽淮时常会提起自己刚从学校毕业的妹妹马泽蕙，似有意为他俩牵线搭桥。
有一天，马泽淮将沈从文的手书带回家给妹妹看，马泽蕙被一纸优美的书法惊呆了，听说手书的诗歌也是沈从文创作的，马泽蕙一时对从未谋面的沈从文十分倾慕，就托哥哥给沈从文带去一首诗。沈从文看了当即也和诗一首——《爱情是个魔鬼》。那年18岁的沈从文，正值少年钟情、情窦初开的青春期，再加上马泽淮又常常在耳旁吹风，诱发了潜藏于他心中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他在马泽淮的鼓动、怂恿和盛情邀请下，来到马家，见到了无数次幻想过的马泽蕙。
18岁的沈从文和16岁的马泽蕙初次见面，他眼睛热热时不时地朝她张望，她扑闪着双眼欲说还休地与他对视。这对少年男女就如喝了一坛美酒一样令彼此沉醉。初次见面，沈从文心中那根向往爱情的琴弦被不经意地拨动了。惊异与羞涩过后，他俩的话题渐渐深入，沈从文发现他和马泽蕙心有灵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在《沈从文传》里，作家凌宇这样描写马泽蕙：“那女孩子白白的面庞上飞起绯红的笑靥，她细腰长身、体态轻盈，身体各部分配置得似乎都恰到好处。胸前一对拳头大而结实的小乳房，半害羞似地躲在衬衫里，又半挑逗似的仿佛要从衣缝中豁裂而出……”他把马泽蕙写进了自己的文集里，也把自己的心给了对方。沈从文被爱情这个魔鬼搅得寝食不安，魂不守舍。他无心做事，满心里都是马泽蕙的影子。心中积累起来的有关男女之情的美好，尽情地在他的笔下流泻——一首首爱情诗通过马泽淮的手，源源不断地飞到马泽蕙手里。马泽淮发现沈从文已堕入情网后，又时常在他面前煽风点火，说：“我妹妹现在目中无人，只有你沈从文，你写给她的字，她的诗，都被她小心收藏在枕头底下，如痴如狂。”沈从文一听，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原来一天一首情诗写给马泽蕙，后来改为一天数首，且一首比一首浓情蜜意。沈从文自信他写的这些爱情诗“必成为不朽作品”。
沈从文与马泽蕙热恋了，这事很快就在芷江传开了。一心要招沈从文为女婿的熊捷三马上就找到了他，劝他不要跟马泽蕙交往。可是沈从文根本听不进去，他满心里都是马泽蕙，没有人能劝得了。
熊捷三见劝说无效非常着急，就将沈从文母子请到了自己的家里，向他们摊牌。熊捷三是芷江著名的富商，他确实看好沈从文这个才华横溢又斯斯文文的年轻人了，他将沈家母子引进客厅，也不客气地说：“马家女儿是私生女，没什么好，你要成婚，我手头好姑娘多的很，不瞒你说，我这里就有四个，一个是我自己的女儿，另两个是龙家姐妹，从文你应该见过的，是芷江一对姐妹花，龙家在芷江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户。还有芷江的大户李家女儿，他也托我熊捷三征求你的意见。”
沈母一时看花了眼，拿不定主意，拿眼睛看着沈从文：“儿啊，这是你的婚姻大事，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熊捷三怕临时有变，就想堵住沈从文的嘴：“这四个小姐都生得体面，你若在其中择一成婚，不用你操一分心，也不必你花一分银子。”沈从文半天不说话，熊捷三急了：“你看，你相中哪一位小姐？”沈从文一时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我明白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强得多，全是在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好女孩子。可是上帝的意思与魔鬼的意思两者必居其一，我以为我爱了另外那个白脸女孩子，以为那白脸女孩子也正爱我。”
熊捷三急了：“马泽淮那小子油嘴滑舌的不是东西，他的话没一句可信。”沈从文说：“我且相信那白脸男孩子的谎话。”熊捷三急得直跳脚：“你其实一无所有，我就是喜欢你平日的谈吐与学识，做我女婿，这一切日后必定全是你的，还有芷江这些权势与地位。”沈从文此时坚决地说：“七姨夫，实在抱歉，我不能做你的女婿，也不做店老板的女婿。我有我的计划，得照自己的计划做去。”熊捷三长叹一声，无奈地跌坐在太师椅上。
拒绝了七姨夫熊捷三，沈从文更衷情于马泽蕙了，每天都在写情书给她，马泽淮则心甘情愿充当信使。就在沈从文想约马泽蕙再见一面时，马泽淮连连点头，说：“可以，可以，我妹妹也正想见你——不过，她要穿最漂亮的衣裳，要买最好看的鞋子和化妆品，她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见你，只是，我也没钱，她也没钱，我对不起我妹妹……要不，沈先生就算借我一百块银元吧，我很快会还的，算我借你的。”既然开了口，而且还说是借，他手头正好存放着母亲一笔卖房钱，哪有不借之理？沈从文马上取出一百元交到马泽淮手上。几天后，马泽淮倒是真的如期偿还了沈从文，还安排他与妹妹见了一面。
从此以后，马泽淮是三天一小借，五天一大借，似乎很讲信用，今天把钱借去，明天即刻还，后天再借去，大后天又还清。时间久了，沈从文也就失去了对他的戒备心。很多时候就在原借契上添个数字，归还时将名字划掉。到底借给马泽淮多少钱？他偿还了多少，全然不知道了。沈从文只是陶醉在想象的热恋之中，糊里糊涂地陷入了一场金钱的泥潭之中。
有一天，沈母想购置几件像样的家具，让他拿几个钱。沈从文从箱匣里取钱时，却发现替母亲保存的银元竟然有一千多没有了着落。沈母似乎发现了什么，脸色大变，说：“哎呀，你的钱呢？”沈从文面如死灰，啪的一声关上箱匣，冲出门去找马泽淮，可这时他却再也找不到马泽淮的影子了。
他去问马泽蕙，这时的马泽蕙已经双眼红肿，支支吾吾地说：“我，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好几天不来了，我正要问你呢，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沈从文如五雷轰顶，差点就哭了：“他拿走了我的钱，现在不知去向，看来他是有目的的。”马泽蕙不愿意他说她哥哥不好，争辩说：“不会的，你不要冤枉好人，我哥哥我知道，他绝对不会这样做。”沈从文气得眼冒金星，印象中美若天仙的马泽蕙此时在他眼里，已现了原形，只不过久是一个凡俗女子而已。他瞪着眼睛说：“我冤枉他？我的钱，全不见了，他若成心还我，为何要逃走呢？这可怎么办哪？这是我娘卖房子的钱，全丢了我娘要上吊，我也活不成了。”
沈从文此时十分后悔自己鬼迷心窍，被母亲哭得心烦，再去寻找马泽蕙，她也不见了。他与马泽蕙的这段恋情，在金钱利益的最后，也就走到了尽头。马泽蕙在他激越的感情里，给他插入了狠狠的一刀，虽然这并不是她的错，但是他哥哥的行为难免会波及到她，也摧毁了她的爱情。
天黑了下来，沈从文站在家不远处的街角，听到了母亲声嘶力竭的哭声，心都碎了。母亲的哭，不是为钱财的流失，只为儿子是乡下人到处吃亏而伤心。他理解母亲，家道中落许多年，全家的希望都在他沈从文身上，那笔卖房款，是打算在芷江重新买房用的，现在失去这笔巨款，凭他那点薪水，哪年才能在芷江再买房造屋呢？他禁不住流下悲伤的泪水，坐在芷江边想投江自尽，一了百了，又不放心母亲，怕她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更怕令世人嘲笑。他就呆呆地在河畔一直坐到天明、露水打湿他的头发与衣裳时，他才决定：离开芷江。他想不出比逃跑更好的办法，背着个大行囊沮丧地上了路，后随表哥再次踏上军旅生涯。
再无颜面对母亲，他痴痴地往回走。来到芷江邮政代办所，沈从文伏在柜台上给母亲留下一封信，然后就带着满心的伤痛离开芷江。后来他在《从文自传》里说：“假如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还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沈母收到沈从文信后，回信说：“已经做过了的错事，没有不可宽恕的道理。你自己好好的做事，我们就放心了。”母亲的仁慈，让沈从文泪流满面，也为他求生的路上增添了莫大的信心。
不久之后，他听到了夕日恋人马泽蕙的消息，马泽蕙为哥哥的行为羞愧不已，在沈从文离开芷江不久，她也离开了这里，外出求学，却不幸在行船的途中被土匪抢去做了压寨夫人。
听到这个消息，沈从文怅然若失，心如刀绞，曾经与她相处的朝朝暮暮，仍历历在目，一并涌上心头。他在小客店的墙壁上，题写了两句唐人传奇小说上的诗，以抒写自己当时的心境：“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正所谓是爱来得快，去得也快。
据说马泽蕙很快就被一位黔军团长花重金赎出，随即与之结婚。或许红颜薄命，或许造化弄人，这位团长不久因犯事又被拉到河滩枪毙。经过这一系列戏剧性的变故，马泽蕙已看破红尘，在某个月白风清之夜只身来到沅陵一处天主教堂，做了一名修女。在那个小巧的天主教堂里，很多人都见过那位从不说话的修女，她的脸白得像一片恍惚的月光，那长长的、紧紧裹缠在身的黑衣像用墨汁染过似的，很黑很黑，黑得就像湘西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漫漫长夜……
此后，对于爱情，他长时间地认为：“我再也不觉得女人有什么意思。”后来在写就的《边城》里有这样的叙述：“我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还必须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
初恋，给他开启了一扇渴望生活的情爱之门，虽时间不长，却残酷地浇灭了他对爱情那最为真切的幻想，直到时他遇上了那轮满月——张兆和，才重又燃起了那份美好的憧憬。
二、与张兆和
20岁那年，因目睹了那一幕慕生死的变幻与世间的倾轧，沈从文为自己的命运重又担忧起来。觉得自己最好的出路就像自己的名字从文，只有从文才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他毅然离开了半军半匪的部队。到北京去，不活个人样，绝不再回湘西老家。
1922年为了文学的梦想，沈从文背着包袱、带着信仰、赤手空拳地从湘西保靖跑到北京来。在表弟的帮助下，住在银闸胡同某公寓的一个房间里。房间由原来的储煤室改造而成，特别狭小，只能容一人居住，常年潮湿，沈从文为其取名为“窄而霉小斋”。在这座小斋里，他勤奋写作，可投出去的稿件总是泥牛入海，没有音讯。在这期间，他还想考取大学成为正式学生，渴望能在这里接受良好的大学教育。可是他只念过小学，当他参加了燕京大学的一次考试后就彻底死了这条心。
因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他只能在北京大学旁听，后来一边在香山慈幼院打工，一边勤奋写作。这样的日子无法支撑多久，很快他就到了难以活下去的地步了。
1924年冬，在他生活最绝望的时候，沈从文怀着一丝希望，写信给几位知名作家，想求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其中就有当时在北大当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郁达夫收到信后亲自登门看望了这位潦倒的文学青年，并给了沈从文以最有力的支持和扶持。
1925年，沈从文以投稿维持生计，迎来命运的转机。这时他以“休芸芸”等笔名写出文章，向各处投寄，对北平报刊进行了“大轰炸”。他的辛勤笔耕开始有了收获，他的散文、诗歌、小说相继出现在《晨报副刊》、《语丝》、《京报副刊》上，同当时的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相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
他接连发表的几部小说引起了乡土小说的热潮。这个从湘西小城来的小伙子以其出众的文学才华和扎实的古文功底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在徐志摩的推荐下，沈从文结识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鼎鼎大名的胡适。当时胡适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的校长，他很快就邀请了沈从文来该校任中国文学的教师。在这短短的四年里，他迁居了上海，与丁玲、胡也频一起创办《红黑》杂志，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随着创作的渐入佳境地，他在社会上也渐渐有了令人羡慕的地位。
沈从文出现在中国公学的讲台上，这是他从前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而更令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事，竟是在这段并不太长的教书经历中，让他收获了终身的幸福。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慕名而来的学生甚众，教室里挤得满满的。走上了讲台，他那瘦弱的身材加上稚嫩的面庞完全可以让人相信他才是学生。沈从文拿出了预先准备好的提纲放在讲台上，甚至忘记了自我介绍，就开始照着提纲讲了起来。他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忙追中10多分钟便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胡适耳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沈从文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沈从文一边讲一边偷偷的地张望台下的学生，突然他的眼神停在了一个坐在前排正中的女学生，以致于忘记了自己是在讲课，只顾呆呆地看着这个女学生了。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长时间的停顿使同学们放下笔来看着台上的老师。沈从文这才缓过神来继续讲课。可不知是什么原因，沈从文感到思想完全无法集中，昨天预备的东西全忘了个干净，所有心思全在那个皮肤黑黑的女生那里，讲着讲着就忍不住要去看那个女生。不到十分钟，提纲上的内容都已经提前透支讲光了。剩下的半个小时，沈从文站在讲台上不知道干什么好，只得胡乱找一些东西来“填空”式地讲一通。然而时间还是过的那么慢，最后的几分钟他几乎是在吱吱唔唔中度过的，可处于那么尴尬境地的他还是一直忍不住去看那个女生。起初那个女生还没有察觉，可是几乎整个教室的学生都发现老师只是直视着她，还以为是老师过分紧张的她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她害羞地避开了沈从文火辣辣的目光，脸上羞红了一片。下课的铃声拯救了沈从文，使他摆脱了这尴尬的局面。沈从文傻傻地呆立在讲台前不动，而那位女学生却飞似的逃走了。
张兆和，1910年出生，现代女作家。沈从文先生的妻子。1932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外语系。毕业后任中学教师，1949年就读于华北大学二部。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湖畔》、《从文家书》等。曾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师大二附中教师和《人民文学》编辑。
张兆和出生在一个安徽富商家庭，家中拥有万顷良田，父亲的祖父是晚清重臣、淮军将领张树声，合肥张家是安徽的几大家族之一。父亲是民初开明教育家，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创办乐益女中。张家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
四个女儿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有人预言，张家姐妹的名字下都带“腿”，以后都是要走出去的，也许真应了这话，姐妹中没有人固守苏州。张元和是四姊妹中的大姐，生在合肥，十岁迁居苏州。喜好昆曲，幼年得到尤彩云的亲授。张元和嫁昆曲名家顾传玠。1965年，顾传玠病逝，元和移居美国。张允和，昆曲研究家，嫁给了颇有建树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张兆和，中国现代女作家，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著有《湖畔》等小说传世。张充和在四姐妹中最幼，1914年在上海出生，工诗词，能绘画，通音律。在北京大学担任昆曲和书法教师时，嫁“老实、靠得住”的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婚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工作，后来到耶鲁大学艺术系教书法。曾有人撰文说，张家姐妹是近代历史上，除了宋家三姐妹外最富魅力的“姐妹组合”。
1927年，张兆和17岁时与两个姐姐作为第一批女生走进了中国公学预科。三姐妹出身于名门，自小接受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拥有良好的古文功底，同时她们又受到现代西方思想的影响，成为中国第一代新女性。尤其是俏丽的三妹“黑凤凰”张兆和，是全校很有名的经典美女。她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聪明可爱，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
张兆和修为大概让沈从文一见钟情，使这个潦倒的书生开始了漫长的求爱历程。沈从文自卑木讷，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沈从文跟得很紧，追得很累，而张兆和只是沉默。在肯定沈从文是个好人的同时，张兆和对他竟是毫无感觉。尽管对沈从文连篇累牍的情书不胜其烦，还是个孩子的张兆和却找不到适当的办法拒绝沈老师的热情。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方式，因而对沈从文的求爱信照例不复。有趣的是她从不撕这些信，一律保存，而且还编上号。可沈从文不管这些，依旧勤快地写他的情书。
沈从文曾与张兆和的同室好友王华莲谈过一次，试图从王处探问一下张兆和对这件事的态度，并希望王能够玉成其事。但王华莲的话很让沈从文失望：成百上千的优秀男士在追求张兆和，她有时一连收到几十封求爱信，照例都不回信；如果都要回信，她就没时间念书了；她很烦别人老写信给她……
沈从文从何时爱上的张兆和已然不可考，据其子沈龙朱回忆，沈从文曾玩笑地对他们说，一次他看见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张兆和潇洒地将头发一甩，转身又回走，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动作利索，神采飞扬，让人心动。沈龙朱以儿子对父亲的了解，坚持说这一听就是父亲的玩笑，但从这笑语中仍可看出张兆和少女时代的清丽气度，也可看出沈从文当年对张兆和的欣赏和赞美。
当时的沈从文并没有如今的光环加身，他只是一个操着浓重湘西口音，小学文凭，大兵出身，且身无长物的穷书生，唯一值得提起的大概就是他是当时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吧，但这点最初并没有赢得张家姐妹的尊重——比他条件好的，实在是大有人在。
张兆和身后的确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
在王华莲面前，每讲到动情或失望处，沈从文都会像孩子般地伤心痛哭。然而，这些非但没能打动张兆和，甚至连王华莲这位信使亦未生恻隐之心。也许，在王华莲看来，沈从文这个动不动哭鼻子的“乡下人”实在没法与清丽脱俗的的张兆和相匹配，所以，她不但不帮助沈从文，相反，还说了一些不利于沈从文的话。
当沈从文将此事告诉胡适时，这位出色的“爱情大使”慨然表示要帮助沈从文解决难题，并认为如果自己出面，事情应该不会太难。然而，胡校长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量。
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点点滴滴滋润着对方的心。张兆和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决定要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
1930年7月的一个下午，略显腼腆的女学生张兆和出现在胡校长的客厅。刚见面时，胡校长大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沈从文老师给我写这些不好！”胡适笑着回答道：“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被胡适讲得脸通红：“不要讲！”胡适很郑重地对她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着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
关于爱情，张兆和有着成熟理智的见解：“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永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胡适得知了张兆和的态度后，只是叹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胡适给沈从文的信上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对这番“顽固”的对话，沈从文在信里对她写道：“我尊重你的‘顽固’，此后再也不会做那使你‘负疚’的事了。……我将用这教训去好好的活，也更应当好好的爱你。……我希望一些未来的日子带我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因为爱你，我并不去打算我的生活，在这些上面学点经验，我或者能在将来做一个比较强硬一点的人也未可知。我愿意你的幸福跟在你偏见背后，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
张兆和没有得到校长的支持，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对她进行感情文字的狂轰滥炸。沈从文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从1929年12月开始，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几百封情书。他说“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他又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他还说“你不会像帝皇，一个月亮可不是这样的，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呐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
1930年5月，胡适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胡适的离开，使沈从文不能在中国公学继续任教。在离开中国公学之前，沈从文希望自己对张兆和的追求有一个结果。与胡适会面之后的几天里，张兆和接连收到了沈从文寄来的情书。其中，沈从文7月12日写给她的信函竟长达六页。至此，张兆和终于默许了沈从文对自己的追求，这一段在情书攻势中展开的师生恋在校园内成为美谈。1932年7月张兆和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兆和还是回避了他。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
三妹回来后，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在苏州停留一周的时间里，沈从文每天一早就来到张家，直到深夜才离开，在这期间，张兆和终于悄悄接受了沈从文的感情。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之下，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也开始动摇起来：“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是谁个安排了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摇头?”看得出来，她的“动摇”几乎完全出自同情。然而，同情也是爱情。沈从文这个“顽固”的年轻作家，硬是凭着一股韧劲，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终于将张兆和爱情的心门叩开了，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她说：“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
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张兆和即拍电报给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奇怪，问是什么意思，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
就在张允和与周有光喜结良缘后不久，她的妹妹张兆和也在名作家沈从文的长时间进攻下举手投降，成为这个情书圣手的俘虏。与沈从文订婚之后，张兆和为了和心爱的人靠得更紧，只身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专心于写作的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的中央公园举行了婚礼。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这个媒人是允和做的，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从《湘行书简》可以看出，在婚后几年的时间里，小夫妻感情如胶似漆，卿卿我我，幸福甜蜜，写信以“三三”、“二哥”等亲昵的称呼，让人称羡不已。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有人说：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在梦里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难怪有人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三、与高韵秀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是民国最动人的爱情传奇之一。但是幸福好像并不都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纯粹，有些文史专家以确凿证据得出沈从文有一段长达8年的婚外情，试图要戳破“才子佳人神仙眷侣”的童话。
几乎就在他步入婚姻殿堂的同一时期，一个美丽动人倩影飘进入了沈从文的眼中，她就是福建人高青子。
高青子，福建人，原名高韵秀。她形象秀美、气质高雅，喜爱文学，虽是高中学历，却具备小说家的潜质与灵性。她1934年间在熊希龄家当家庭教师，邂逅她仰慕的小说家沈从文，两人便默默地生了情愫。高青子才华横溢，《紫》写得尤其感情丰富，情节感人。有人认为“颜色是心境的直接反映，高青子爱上才华横溢的小说家沈从文是一种痛苦，因为他是有家室的。”
1935年的春天，沈从文去了熊希龄的西山别墅。偏巧，那天熊希龄先生不在家，开门的是一个很清秀的女孩子，她面孔白净、身材高挑、十分洋气。沈从文眼睛一亮，他被眼前这个女孩深深吸引住了。见熊先生不在家，沈从文也不好意思多停留，就对女孩子说我改日再来罢。
女孩子追上来：“请问，您是沈从文先生吧？”沈从文点了一下头。女孩子满面通红：“我姓高，叫高韵秀，我在熊总理家做家庭教师，沈先生，我读过您很多很多小说，我太喜欢您的文笔了。”沈从文点了点头，心里乐开了花：“是吗？有您这么漂亮的女读者，确实是我的荣幸。”高韵秀说：“我从小喜欢文艺，很喜欢，很痴迷，只是可惜我只读到高小毕业，文化基础太浅。”沈从文笑起来：“你还读到高小毕业，我只是断断续续读了几年，你比我文化可高多了。”高韵秀说：“可是，我哪能跟沈先生比？您是天才，是文曲星下凡。”高韵秀是个特别有灵性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里的人物。初次见面，就有很默契的谈资，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两个人一聊得十分开心，沈从文站在春天的阳光下，心情格外舒畅。他与高小姐约好了，以后要找机会再聊文学。
两人告别时，高韵秀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时，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体验，刹那间，沈从文情感微妙，“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挂在了他的天空。
一个月后，沈从文又一次来到熊公馆，办完了事，熊希龄临走前叮嘱高韵秀陪沈先生吃饭。那时正值晚春，后园里花草茂盛，微风中送来一阵阵馥郁的香气。高韵秀蹦蹦跳跳地跑来了，沈从文发现她穿的衣裳是一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脚上是一对浅粉色鞋子。更让沈从文怦然心动的，就是她的衣袖口贴了一块淡淡的紫。他知道，这是仿照他的短篇小说《第四》中的女主角的衣裳。高小姐有意仿他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装束来吸引他，他这样描写他笔下的女主角：“优美的在浅紫色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沈从文专注地看着那一块紫，忘了吃菜。高韵秀给他布菜，轻轻地说：“沈先生，菜凉了。”望着沈从文的呆愣，她仿佛有点小小的得意，她并不掩饰，就让得意显露在脸上。沈从文满心欢喜，反映在外表仍然只是点点头，一刹那间他很喜爱这个聪慧的女孩子，喜欢她的兰心慧质与细密的心机，当然更喜爱她的艺术直觉——她一定读遍了他的文字，并熟稔了每一处细节，那一片小小的“紫”，是沈从文的甜美与忧伤，也是高韵秀的凝情与渴望。
饭后，高韵秀从自己的小布包里拿出她的小说手稿，稿首上写着一个大字：紫——署名：高青子。这是从哪里忽闪出的一片紫色？奇异之光点亮了沈从文心头那隐蔽的绝难让人窥探到的角落。他带着对她的幻想，匆匆看过《紫》，点点头说：“很好，很美，我留用。”高韵秀很高兴：“能得到沈先生夸奖，我太高兴了。”沈从文期待着这个美丽的文学女孩，能在自己的滋润下有所成就：“小高，你一支笔一颗心，就是为文学准备的，希望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相信我说的没错，过不了几年，文坛将会又冒出一个林徽因，或凌叔华。”
《紫》这篇小说1935年发表在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第13卷第4期上。那一段时间里，沈从文仿佛痴迷了一般与高韵秀书来信往，文字含情。高小姐在他的鼓励与支持下相继发表了：《黄》、《黑》、《白》、《灰》、《毕业与就业》等佳作。写的多是爱情故事。她用不同的颜色叙说了不同女性的悲剧遭遇，确实用过一番心思，她毫不掩饰自己爱上沈从文的痛苦与彷徨。
1937年，他帮助她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了小说集《虹霓集》，笔名“青子”。与此同时沈从文也完成了他小说中最重要的代表作《边城》，两人在互相的爱恋之中，完成了自己创作中对高峰的攀援。《边城》里皮肤偏黑的翠翠，既似外号为“黑牡丹”的张兆和，也似秀美清丽的高韵秀，因为“翠”者“青”也。她就是两位不同类型美女想融合的影子，也是闪烁在作家心头神龛上女神的化身。他对这两位美女都有着那抑制不住的占有欲和征服欲，这位来自湘西的、貌似愚顿的“乡下人”沈从文，其顽固与风流的一面显露无疑。他曾对作家孙陵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星，追求要追最漂亮的女人。
《虹霓集》出版，终于让一直有些狐疑的张兆和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张兆和那时对沈从文的内心缺乏真正的了解，只是隐隐地感到他近半年时间有点不对劲。缺乏沟通，这在他们婚姻中本来就是正常的现象，可这一天她偶然在沈从文书桌上发现一本新寄来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虹霓集》时，她的心情竟低落到了深渊，翻开第一篇小说《紫》，她恍然大悟，如雷击顶。
张兆和开始细读《紫》里的故事情节，不放过每一个人物和每一处描述：故事里的男子与两个女子有了感情纠葛，她们是未婚妻珊，另一个是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并爱上的璇青，璇青爱穿紫衣、是个有“西班牙风情”的美丽女子。男子在两个女子间徘徊，一个即将订婚且相爱，另一个是红颜知己，互相吸引，激情与克制，逃避与痴情……张兆和没等看完就已经气得金星在脑里乱窜，这不就是她与沈从文的生活写照么？未婚妻就是自已，璇青分明就是这个女作家高青子。她气得睡不着，恨不得马上去找沈从文跟他大闹一场，可走到门前却停住脚步，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要是闹得满城风雨，他难堪自己除了出了气绝无任何好处。她停住了脚，放下了冲动，这才是聪明的女子。
等深夜里沈从文回家刚一踏进门，张兆和并没有睡，她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啪”的一声将书重重扔在他面前：“这个高青子是你什么人？你帮她发表小说，还帮她出书，你看看她在书里都写了些什么？”沈从文被吓了一跳，他万万没想到，慌慌张张地说：“只是小说。”张兆和说：“小说可以这样写，那么在生活里，她也可以这样做了，她在小说里对你一派痴情，你还装聋作哑？这本书，是你们的柏拉图的爱情纪念了？”
沈从文坐着一句话不说，仿佛闯了祸的孩子一样。待她发泄完了，也消了些气之后，他坐到张兆和身边，说：“我一直想告诉你，只是没有到时候，和高韵秀交往，我从来不曾想过要隐瞒你，她是熊先生家的家庭教师，我可以将我与她交往的全部经过说给你听，我不隐瞒你，我喜欢她，你一定要说这是爱也是可以的，但这只是一个作家对一位作者本能的关心与喜爱，丝毫不影响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爱情一点没变，甚至更加浓纯，但是，我也喜欢她。”
张兆和转过身去，不理他。这时的张兆和正在坐月子，刚生了长子龙朱，沈从文却跟她坦白了对另一个女人的恋情。张兆和气愤难平，趁着过年，她回到了苏州老家。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劝她回来。张兆和不肯回来，沈从文也痛苦万分。
绝望中的沈从文来到梁思成家，向林徽因倾诉他的烦恼。沈从文和林徽因都是文艺气质很浓的人，对感情的敏感和对文学的领悟，都会令其心犀相通。从爱一个人和被一个人爱中，能领会到彼此心灵的脉动并能得到那童话般细致的美妙。
林徽因看着痛苦不堪的沈从文，以自己的经历开导他。她理解他的心灵承受怎样的痛苦。林徽因对他既怜惜又理解，在她的眼里，沈从文是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却又坚毅的人，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他就像个未谙世事的少年，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情感纠葛，他没法不烦恼、不绝望。林徽因告诉他：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进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澈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的心里使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地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都是一生不可多得的瑰宝。
有人在想，林徽因说这话时，是否想到徐志摩对她的爱？她以诗性之笔描绘的那种男女之间的精神交通和共鸣，这样的情感体验，对于小说家的创作来说，的确是“瑰宝”，但对于当事人张兆和来说，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痛苦。
最后，林徽因邀请沈从文有空再来讨论，并且建议他去找老金（金岳霖）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
很多人认为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是完美的，仿佛童话一样。不明白刚娶张兆和这样心中的“偶像”、“女神”，又为何与高青子轻易地发生婚外恋情。其实，这没有什么特别难以理解的地方，无非人性人情而已。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在8月离开北平，经过天津、青岛、济南，8月27日到达南京；当时南京遭到日寇一百架飞机的轰炸，在林同济的帮助下上了英国客船，9月3日到武汉，最初借住武汉大学陈源、凌叔华家，10月底，随教科书编写组到长沙。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
1938年11月，经历战乱与流离，张兆和拖着虚弱的身体携二子辗转与沈从文在昆明团聚。1939年5月，由于敌机空袭，沈从文一家搬到呈贡乡下。1939年6月，高韵秀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做管理员，刚好沈从文妹妹沈岳萌也在图书馆供职。据说高韵秀这份职业是经沈从文帮忙得到的。
到昆明后，沈从文和高青子的交往更加密切。在情感和理智的矛盾中，情感占了上风，他的倍受争议的作品《看虹录》就是放纵情感的产物。小说叙述人是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他在深夜去探访自己的情人。窗外雪意盎然，室内炉火温馨，心灵间早有的默契使他们愿意在这美妙气氛中放纵自己，在一种含蓄的引诱和趋就中，二人向对方献出自己的身体。小说中有性描写，有对女性身体的细致刻画，但都十分含蓄隐晦，一切使用意象。这篇小说发表后并不见看好，朋友不理解这种神秘高深的东西，左翼批评家则指责他写色情，但近几年，它却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被看成沈从文在40年代小说艺术试验的代表作。
此时沈从文与高韵秀来往十分频繁，甚至引起流言蜚语，沈从文好像不太在乎，依旧我行我素。而张兆和后来似乎并没有对他多加限制，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她甚至托人为高韵秀介绍对象。这源于沈从文一直深爱着张兆和，另外一点也可能是沈从文与高韵秀之间的爱情，一直停留在精神层面。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这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的多。当情感退潮，理性又回到了沈从文身上。沈从文性格不是刚烈、果断的那一种，并且他深爱张兆和。他情感上受高青子吸引，但理智把他坚定地留在张兆和身边。这种“灵魂的出轨”没有导致家庭破裂，但给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沈从文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就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的烦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这里提到的高青子写的故事就是《紫》。那篇小说的结尾，璇青像流星匆匆划过天空，不知所终，现在，高青子也永远离开了。
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当时与沈从文关系密切。亲友们曾居中劝解，而且有人给高青子介绍对象，希望他们的关系就此了结。张兆和说，翻译家罗念生就是一个“对象”的人选。
高青子也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1941年2月，高韵秀选择退出，离开了昆明。这朵“福建玫瑰”从此消失在沈从文与人们的视野。高青子就像一颗流星在沈从文生命的天空划过。彩云易散，霁月难逢。短暂的婚外恋情敌不过稳定、漫长的家庭生活，这注定是沈从文生命中的一段插曲。
秋季开学时，北京大学取消了他的课程。1949年冬天，沈从文有了新的职务：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他的次子记得那“黑沉沉”的库房，里面“不准生火”，用来擦文物积垢的黑抹布冻成了硬疙瘩。沈从文有时拿手绢把眼睛一下扎起来，透过蒙蒙尘雾，这打扮就像大盗JESSEJAMES，只是不够英俊，太文弱了些。”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
1969年初冬了，沈从文作为反动文人要下放到湖北乡下的五七干校呆了三年，但是在那里他并不需要干重体力活。兆和也下放到那里，她到得更早，所以呆的时间更长。兆和在湖北的大部分时间是负责看守厕所，防止有人偷粪便。跟她刚刚去时分配的把粪便挑到菜地去的工作相比，这任务轻松多了。
张允和去看沈从文。一个人生活的沈从文屋里一片狼藉，乱糟糟的东西，简直无处下脚。闲聊了几句后，张允和要走了。沈从文突然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的对张允和说：“这是三姐（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张允和说：“我能看看吗？”沈从文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了一下，并没有给她。张允和正觉得有些好笑。沈从文忽然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1972年，他们夫妇回到北京。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这些难忘的经历使他的心灵产生了对苦难的免疫力，使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直到1979年，沈从文的地位才开始得到改善，他被分配到研究所里，并有了自己的楼房，以及私人汽车。
沈从文康复得很慢，音乐成为他的伴侣，PUCCINI和VERDI成了他的医生。她告诉兆和：“书本上的真理，和一切充满明智和善意的语言，总不容易直接浸入我的头脑中。”但一接触到“好的音乐”，他就“完全投降认输”，因为“它是唯一用过程来说教，而不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沈从文常坐在收音机旁，有时候音乐会使他落泪，他会随手写下一些诗，然后立即撕毁。电台播音结束之后很久，他还会守在收音机旁。
1988年5月10日，饱经沧桑的沈从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妻子，就如同留给了人间无限柔美的湘西。沈先生逝世后，他的姨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先生撰书了一幅挽辞，只有四句：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十六个字，确是沈从文一生的真实写照。
他的妻子张兆和在沈从文逝世之后，开始整理沈从文的文稿。她给她们两个人之间的婚姻下了个结语，““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本文引用了网络里一些关于沈先生的资料和故事段落，因不知原作者及出处，无法标记，在此声明并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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