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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锡良
西方世界把教育的核心问题归结为“如何认识及如何学习”这样的问题。这样才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一部经典文献《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的“教育”写成“learning”即“学习”。人是怎样学习及怎样认识的，教育也就应该是怎样发生及怎样运行的。真正的教育只能是顺应儿童的天性的。比如，儿童天生好奇，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教育就应该顺应这个天性，尽量满足儿童这个求知欲望及好奇之心。求知欲望与好奇之心，只有在得到不断满足之后，才会产生新的求知欲望，也从而会刺激产生新的更强烈的求知欲。因此，人的精神消费也具备这样的特点，越是读书求知的人，越是没有厌倦的时候。精神是在消费中被充实与激发起来的。
因此，学校就是能够满足儿童求知欲与好奇心的地方，如果这一条没有了，学校在真正的教育意义上就不存在了。西方的学校把儿童从学校毕业时是否具备强烈的求知欲与好奇心，看是否能够提出自己的有价值的问题，这些被看成是教育成败的关键，这也就不奇怪了。我们的教育在用一种死记硬背的办法把儿童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求知欲与好奇心消灭殆尽，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安心，才算是成功的教育。
应该承认人必须生活在具体的环境中，每个人又都必然会有自己独特的经验。所有的经验都必须来自环境及个人的特殊经历，这个经历当然也包括阅读经历与思考经历，这些都会构成儿童的精神世界，形成儿童特有的经验。
但是，必须承认，人是宇宙中的万物之灵，人是有灵性的人。人虽然有动物特性的一面，甚至也有机器的一面，但是，必须承认，人是非常富有灵性的。人的这个特殊的大脑是怎样思考的，是怎样获得其独特的灵感与思考能力，特别是创造能力的，这就是一个黑箱。在黑箱面前，人要保持足够的敬畏、沉默与谦卑的态度。
人的智慧与技术，到目前为止，还无能从无机世界里创造出一个最简单的有机的活细胞，当人用这种智慧与技术去对付儿童这种超级复杂的思想精灵的时候，岂有不笨拙如牛的？桑代克的“刺激——反应”原理虽然就其创新与开拓性来说十分难能可贵，但是，如果用于人的教育，是十分可笑的。人的学习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只要开启了思想智慧的大门，然后再给大脑足够的时间、空间及刺激材料，再加上必要的启迪方法，人就会以一种神奇的自动化、自主化的方式开始自己思考探索，然后出现无数个连思考者自己都无法弄清的结果。
人的思考过程是一个黑箱，人越是对这个黑箱进行干预，就越会干扰人的思考与探索。自然界保持生态平衡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去干预自然的成长，一切任其发展。结果你就会发现，这里竟然是那样的自然而和谐。
我在日本看到的山林，郁郁葱葱，十分茂密，也十分原始，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就此而言，教育问题也有一点这样的特点。人的成长，其实也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只不过人的生长环境，更多的是人文社会环境。因此，我又想到了“人文”与“文化”的教育意义。必须承认，人的成长并不是一个桑代克式的“刺激——反应”的过程。制度、文化、历史、风俗等等都会对人产生相关的影响与暗示。但是，具体影响到每一个人又是不完全相同的。因为，人的大脑的特点与生俱来就是不相同的。
在研究方法上流传一个说法：桑代克的胜利，杜威的失败。——记得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的那个“水池底部”学校的教育方法就是“行动——反应”法。典型的桑代克式的行为方式。结果学校变得了典型的监狱。人的复杂性就在于，人几乎是宇宙中唯一有灵性的动物，人有天然的感悟能力。人的生命可以直接面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及相关经历，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行动——反应，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许多时候必须把人降低为机器或者动物的水平，才能验证其结论。
人的灵性的感悟能力是人用科学的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理解的黑箱。教育不能把那些灵性的东西完全抛开，不能够把信仰的东西完全丢掉，更不能够将制度及文化的因素视而不见。人受这些影响的过程就是无法调查的。教育调查与教育实验都有其严重的局限性，迷信教育调查法与实验法是相当危险的。我不相信，把人搞成了一堆数字就可以用来说明人的一切。
教育试验究竟难在哪里？人与人之间不同，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人的生命成长不可逆转，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有的科学试验，都要求可以重复。但是，教育相对人的生命过程来说，就是不可重复的。人的生命长河，有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条不可二次踏进的同一条河。
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实验是不存在的。教育的重大问题不是靠实验与调查可以解决的，而是要靠理想、信念、信仰、价值定位等等来解决的。而且只有当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其他的有限的教育实验及教育调查才会有意义，才会有着落，否则与古希腊的弗弗西斯所推动的石头工作也没有两样。任何时候，教育都必须审视这个前提，才能够谈其他的东西。
为什么西方的教育及教育研究，现在所做的工作总是与我们有较大的差距？他们的教育研究在搞调查，搞实验，做观察意义上的行动研究，而且工作做得十分具体而细致？这是因为他们在理想、信念、信仰、价值诉求之类的问题上已经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或者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反复碰撞磨砺，他们已经一致回归到了人本身。剩下的工作就是做一些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的具体工作。
但是，当人家已经把这些东西当成了常识的时候，我们却还在把常识当成最艰难的需要追求与捍卫的东西。在常识都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在最基本的人性理念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认同的同时，大搞所谓的“操作策略”及调查实验，这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连面前是一头猪还是一个人都没有弄清的时候就忙着给他把脉，量体温，开药方，看似科学严谨，其实是十分可笑的。教育及教育研究回避这些问题是可笑的。
现在的教育研究，教育实验与调查固然是虚的，但是其实如果这些认识上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教育实验与调查就算是做得很扎实，那又能够说明什么？数字与实验如果没有了灵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用文化环境及制度来教育人，远比用技术来教育人要有成效得多。
人说到底，是天生就具备认识能力的，而且有认识欲望的。人为了自身的安全总在寻找一种确定性的知识，以便能够提前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作出安排。人如果不被一种“反教育”的东西把天性破坏，把求知欲与好奇心扼杀，那么人是天然会有追求知识的动力的。许多孩子后来把学习看成是需要刻苦努力才能够完全的任务，实在是一种可怕的“反教育”的异化在起作用。上帝创造的人是最完美的，他的天性就是最好的。好的教育只是在保护这种天性而已。
中国的教育，二千多年来，其实是一种反教育，是一种教育的异化与反动。但是，我们还以为我们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中国的教育问题，难就难在这里。首先必须尊重人的天性，然后才会有教育，教育的一切行动才会有意义。因此，美国的杜威就把“教育”与“民主”，“教育”与“思维”密切联系在一起。教育离开民主，便是在扯淡；教育不谈思维，便是对人的天性的漠视甚至蔑视。
2008年4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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