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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很有使命感，想担当起天之大道，可惜没人给他这个机会。老子比孔子要洒脱，也更愤怒，最终索性骑牛出关，归隐去也。孔子逝于鲁国，老子却不知终于何方。孔子想改变社会，老子好像只是自顾其乐。两个同时代的人，面对同样的问题，想出了不同的招数。
孔子希望立个标准，以区别礼与非礼、仁与不仁、君子与小人、贤与不肖，然后大家都按着标准去生活去行事。老子却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标准一立，效仿者众，真伪相詈，纷争必起，所以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不行尚贤，不立赏罚，圣人何以治民？“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是“无”，“无不治”即是“有治”，无可生有，故无为而无不治。老子的理想是统治者清心寡欲，政治虚静无为，百姓无知无欲，天下一片宁静，斯为大治。孔子也想无为而治，但他设想通过复礼履仁，道德教化来实现。老子以为乱象的病根在于欲念太重，争强好胜；孔子则以为是人情太薄，冷暖失调。所以孔子从性情出发，老子以虚无为宗旨。
贩夫走卒心系柴米油盐酱醋，王公贵族耽于声色名利犬马，总之食色性也，要凡夫俗子接受虚无，谈何容易？老子只好请老天帮忙，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又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为天下正。”天地变化神秘莫测，力量无穷，对先民来说有着强大的说服力。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仅是迎合天道还无法消除大家的担忧，还需要鼓吹“柔弱胜坚强”的理论，使大家相信柔能克刚。“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以易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其实，既讲“无”，何以又谈相胜相克呢？但老子没有其它的办法，要想推广道德，不能不攻其兴趣点。除了胜过他人，王公贵族们还想延年益寿，永享其乐，因此有持盈之道、养生之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将人对物质的需求降到仅维持生存的程度，对锦衣玉食的公侯来说称得上养生，对不知明日之生死的奴隶来说，不啻空谈。老子的话是说给贵族们听的，他也是想通过他们实现自己的救世抱负，老子说到底是有为的，不是无为，只是方法不同于孔子。
换而言之，老子的出发点也是救世，只是他的致思方向与孔子截然不同。所以，老子纵然崇尚无为自然，但还是没有脱离世俗社会，还是要谈治国治民。不过，春秋时代，贼臣逆子杀君弑父屡见不鲜，旧有体制的崩盘已不可挽回。最终，孔子寂寥而逝，老子则出关成了隐者，都被当时的社会忽视。司马迁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也就是说老子是怀着悲观的心绪归隐的，对于时势的变化，再也看不下去了，心有愤怒，但又瞧不起孔子那样汲汲于救道，所以只好做了隐者。这样的隐者在春秋时代应当不少，《论语》里面就记有几位，比如楚狂接舆，孔子想和他切磋切磋，他却“趋而辟之”，他认为孔子是在做无用功，道不同不相为谋。
归隐是种姿态，可藉此表明对时世的态度：批判、厌恶，甚至将隐居之外的世界虚无化，以求得己身的宁静安然。在隐者而言，他看透了世道，他再也不想和世人一起“玩了”。所以，不妨将《道德经》看做是隐士归去时的“宣言书”。
关令尹喜请求老子“著书”，于是就有了“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这书似乎是老子一蹴而就，立马写成。其实不是。《道德经》的来源很复杂，其中有虚静无为的“道家言”，也有出奇制胜的兵家言，甚至还有阴谋家的诡计。虽然如此，全书还是有鲜明的宗旨，即虚静无为，其它的内容都是这个宗旨下的一些实际应用。比如它谈兵虽说“以奇用兵”，但总强调军阵兵战是凶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至于书中一些看似阴谋诡计的内容，恐怕是后来人对老子思想的领悟发挥，如“将欲噏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与之”、“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些已近恃势弄权的文字，隐者老子也许不爱琢磨，要是琢磨了的话，他就做了大官，而不是隐于山林了。要知道，《道德经》在战国时代传布很广，读的人很多，韩非子著书就有《解老》、《喻老》，他从老子的书中汲取养分，以为法术所用。韩非子这类读者对《道德经》的理解有可能影响到《道德经》的文本，《道德经》这本书不止老子一个人在说话。如果真有老子这个人，而且写过一部《道德经》，那么我们现在所看的，肯定与“原著”有很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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