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日人民》更是在2015年12月24日这天，刊文《莫借“翻译”行“篡改”》，批评冯唐的译文“低俗不雅”，缺乏对经典的尊重。文中引用了严复在《天演论》例言中提出的翻译理论，并提及：“《飞鸟集》的近十个中文译本里，公认以郑振铎译本为最佳，读者在批评冯译本的时候，也往往引用郑译本作为对比。”
其实，像严复、郑振铎这样的翻译界大牛，福建还有很多呢。
福建什么人多？翻译家呀!
从现在开始，外省人问你福建有什么名人，别老是和他们扯张静初、姚晨、陈赫、方舟子、陈凯歌了，你应该骄傲地告诉他们，咱们福建盛产翻译家，不仅多，还都厉害着呢!
估计在大多数人的心里，翻译这事，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其实早在18世纪初，莆田人黄加略就已经旅居法国，成为第一个把中国小说译成法文的人，还获得了“法国皇家文库中文翻译家”称号，被誉为译坛先驱。
敢第一个吃螃蟹的，那都是牛人。林则徐的名字算是家喻户晓了，可他“倡西学之始，开新学之路”这事，还是值得大书特书。他最早组织翻译班子，译了大量的外文书籍和西方报刊，开了中国现代翻译的先河。由他根据英国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汇编而成的《四洲志》，则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地理著作。
1850年，林则徐逝世，这对于翻译界来说真是一大憾事，而就在这一年，又一个厉害人物——罗丰禄出生了。这个福州人会五国语言，是李鸿章的英文秘书、外交顾问兼翻译，在外交界里混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号称“民国第一外交家”。
和罗丰禄同样在福州船政学堂读过书的陈季同，号称“东学西渐第一人”。他率先把《聊斋志异》翻译成法文出版，一年里就再版了三次，在法国那叫一个受欢迎。更了不得的是，陈季同不仅自己搞翻译，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弟陈寿彭也搞起了翻译。
陈寿彭和他的妻子——中国第一位女翻译家、同样是福州人的薛绍徽，第一次将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翻译成了中文，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凡尔纳热潮。总之这一家子呀，是和翻译“杠”上了。
说到福建的翻译家，有个被提了又提，又不得不提的人。估计你也猜到了，就是那个不会外语，却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等180多本外国小说的林纾。
当然了，说到奇，林纾的段位还是远远比不上“清末怪杰”辜鸿铭。这位祖籍惠安的老先生精通9种语言，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极为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他把四书里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了英文，在西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怪不得外国人要说：“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你以为这就完了，不不不，福建的翻译能人还多着呢。林语堂、郑振铎、冰心、许地山、杨骚、梁遇春……这些人都是近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文采斐然毋庸置疑，而在翻译这事上，他们也是棒棒哒。
江山代有才人出，福建的翻译家也是一拨接着另一拨。接下来，再说几个“年轻”点的：创办了《译林》杂志的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是福州人;因翻译普希金作品，获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发普希金奖章的冯春，是厦门人;以诗歌闻名，同时也是位优秀翻译家的余光中，是泉州永春人……
鲁迅曾说过：“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要是没有严复这个翻译，他这又吃又看的，可就没那么自在了。
翻译作品，为无数读者“打开了新世界”，冲着这点，我们就得好好感谢这些翻译家们。
抱团的，单干的，都很厉害
20世纪初，福建掀起了一股留学热潮。大量青年漂洋过海，接受东洋、西洋的现代教育，并把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及进步思想带回了家乡。
1904年，在日福建留学生发起成立闽学会，组织翻译出版《闽学会丛书》，所译内容主要为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
闽学会的主要翻译人员，有高凤谦、林楷青、王学来、萨瑞、林藏文、杨允昌、林长民等。这个林长民，便是大才女林徽因的父亲。闽学会出版的第一部书，就是他翻译的《西力东侵史》。
五四运动以后，福州、厦门等地陆续出现了许多现代民营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西方人文科学译作。这些进步书籍在中国传播，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社会的发展。
1929年至1938年这段时间，改名为海军学校的福建船政学堂，派出了80人前往英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留学。这些留学生，把西方大量的科技、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介到中国。
而前面提到的罗丰禄、严复、陈季同、陈寿彭，便是从福建船政学堂出来的。如此看来，福建船政学堂不仅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翻译家的摇篮”呢。
组团的厉害，单干的更是牛气冲天。
到底有多牛，看林纾就知道了。他对外语一窍不通，翻译全靠他人口述转为笔录，那速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耳受手追，声已笔止”。他一边翻译，一边还补充润饰。有趣的是，许多经典剧本，被他翻着翻着，竟翻成了“原创”小说。
林纾的老乡郑振铎就说了：“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
林纾翻译的小说，有不少误译的地方，因此毁誉参半。不过他倒是会推卸责任：“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
别人说归说，敝帚自珍，林纾对于自己的翻译作品还是挺满意的。在《黑奴吁天录》的“例言”里，他就写道：“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
《黑奴吁天录》，其实就是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好意思，林纾翻译书名，总是这么不走寻常路，比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他非译成《肉券》。《块肉余生述》呢?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即便如此，单就受欢迎程度来说，林纾在翻译界里，还是一个顶呱呱的人物，他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钱钟书、朱自清、冰心等人都是林纾的忠实“粉丝”。周作人在回忆鲁迅的青年时代时曾说过，在清末，除严复、梁启超外，对于鲁迅有很大影响的第三个人就是林纾。留学日本的时候，只要“林译小说”一出版，鲁迅就一定会马上跑到“中国书林”把它买回来。
周作人自己也是被“林译小说”引到了西洋文学里去。1924年林纾逝世后，周作人说：“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与冰心、林徽因并称“福州三大才女”的庐隐也说，“林译小说”她几乎“都看过了”。
而冰心11岁时就被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吸引，由此成为她“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爱屋及乌，爱读翻译小说的冰心，后来也自己“下海”搞起了翻译。
许地山、郑振铎和冰心一样，对印度文学很有兴趣，都有过这方面的翻译作品。而且这三个人关于这事，还有一番渊源。
1946年，郑振铎在《悼许地山先生》一文中写道：“有一天傍晚，太阳光还晒在西墙，我到地山宿舍里去，在书架上翻出了一本日本翻版的《泰戈尔诗集》，读得很高兴。”
在许地山的鼓励下，郑振铎将泰戈尔的《飞鸟集》翻译成册。在这之前，虽然陈独秀和刘半农都译过这本诗集里的诗，不过因为数量少，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直到郑振铎的译作问世，泰戈尔的名字才被中国读者所熟知。直到现在，说起《飞鸟集》，郑振铎的译文还是被当做经典。
而在冰心的眼里，郑振铎是她的良师益友，把她引入了泰戈尔的世界。她后来翻译《吉檀迦利》《园丁集》，都离不开郑振铎的影响。而冰心翻译的泰戈尔作品，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怎么翻译，他们有道理
看到这里，估计有人要说话了：“翻译有什么难呀?不就是拿本字典的事儿。”这你就不懂了，一直以来，围绕“翻译”这个话题产生的争议，从来没有停过。
福建籍作家陈希我说：“某种程度上来说，翻译就是背叛，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甚至就是翻译者的再创作，莫言获诺奖，得益于美国翻译者葛浩文的改写，我的小说英文版也是经过改写的，这没什么可否认的。”
那么，翻译应该按照怎样的标准进行呢?福建的翻译家们，在这方面也是很有研究的。而且，他们可不是跟风的应声虫，一个个出来都是引领潮流的“弄潮儿”。总之一句话，福建人不仅会翻译，还很懂翻译的道理。
如今一说翻译，必然提到“信、达、雅”三个字。这个标准，正是100多年前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在中国的翻译史上，光是围绕“翻译是一门艺术”这个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学派，里面的研究，更是多了去。而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便是林语堂。为了阐述自己的翻译理论，他还写了近万字的文章《论翻译》。
除了林语堂，郑振铎也在《译学的三个问题》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翻译观。此外，郑振铎是把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引入中国的第一人，而且在原著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并非人云亦云。
冰心也在《译书之我见》《我也谈谈翻译》《我和外国文学》等文章中，站在一个作家的角度，提出了“为民译书，为读者着想”的翻译观。
还有许崇信、张培基、凌青、蔡毅、余光中、朱纯深等人，他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一写就是洋洋洒洒一大篇。这些成果，对于后来者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没有闽派翻译，中外文学交流史可能要重写
闽派翻译有多重要，不妨看看中外文学交流史。
就拿英国文学来说，1836年林则徐组织翻译《四洲志》，这本书最早提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和17世纪的《失乐园》作者弥尔顿、诗人德莱顿等人的名字。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最早在其中收录18世纪艾琳桑德的诗集。而18世纪的小说家丹尼尔·笛福，19世纪的司哥特、狄更斯、莱姆等等，他们的名字传入中国，或者作品第一次翻译成中文，或者在国内第一次受到重要的关注，都离不开闽派翻译家。
法国文学方面，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陈季同，率先翻译出版了雨果的小说《九十三年》及剧本《吕伯兰》《欧那尼》《银瓶怨》、莫里哀的《夫人学堂》及左拉的《南丹与奈依夫人》等作品。《聂海花》的作者曾朴把陈季同当做自己的“法国文学导师”，他译介外国文学这事，也“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
陈季同还最早独立翻译了《拿破仑法典》。1897年他和弟弟陈寿彭在上海合办《求是报》，从创刊号起，陈季同便一直担任“翻译主笔”，译介西学，《拿破仑法典》就是在这个刊物上连载的。
20世纪初，欧洲人都不把美国文学放在眼里，林纾却很有先见地翻译了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开启了中国翻译和研究美国文学的历史。“没有闽派翻译家，中美文学文化交流的历史可能就要重写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和龙感叹道。
而说到俄国文学，厦门籍翻译家冯春是独自翻译完普希金全部作品的第一人。郑振铎则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翻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契科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
2015年10月20日，近代福建翻译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暨闽派翻译高层论坛在福州举行。会上，张和龙说：“我们对严复、林纾、林语堂这些人的名字都耳熟能详，但是我以前不太关注他们的籍贯，即使关注了也没把他们串在一起。这次把他们串在一起之后，我非常惊讶，在中国的英美文学艺术史和研究史上，闽籍翻译家或者闽派翻译家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和‘最早’。”
“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单位、地域能够把一个翻译家定义为什么籍、什么派，只有闽籍翻译有这种资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一安说。
为啥闽派翻译这么牛?
奇了怪了，为什么福建会出了这么多的翻译家呢?“人和”，当然离不开“天时、地利”的支持。
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有海上交通了。到了唐五代时期，福州、泉州成了外贸的主要港口，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满大街跑，说的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外国话。而宋元时期，光是和泉州通商的国家，就有40多个。
到了明朝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给福建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翻译这都算小小的事儿了。当时不仅朱熹理学传到日本等地，还有许多福建人的文章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传到海外，比如说赵汝适的《诸蕃志》、张燮的《东西洋考》、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梁章钜的《浪迹丛谈》、宋慈的《洗冤录》以及在寿宁当县令的冯梦龙的“三言”等。
到了近现代，福州和厦门在鸦片战争以后成为通商口岸，翻译活动的进行，更加日常化。这时候，福建留学生的脚步开始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学外国话，更学外国文化，没错，就是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这些条件的支持下，福建人的翻译还不强，那可就没道理啦。
（文章来自“福建人杂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