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淮河流域文化的形成、演变与省思陈立柱安徽淮河流域，包括今天的阜阳、亳州、淮北、宿州、淮南、蚌埠以及六安、滁州、合肥的一部分，淮河中游的大部分地区。淮河流域的早期居民称为 “淮夷”，主要生活于淮河各支流与湖泽之滨的台地岗阜上，以后融入华夏，成为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安徽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在这里形成、演变和发展。 1、文化孕育与形成期——先秦时期。安徽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居民留下了石山子（在濉溪）、小山口（在宿州）、侯家寨（在定远）、双墩（在蚌埠）等文化遗存，时间在六七千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期，这里的文化不仅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中原的仰韶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苏浙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等也都向这里辐射，形成四方文化风云际会的形势。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的势力开始深入这里，主要是分封一些小的方国，如六（在六安）、英（在金寨）、陈（亳州等地属之）、宋（淮北、宿州等）、胡（阜阳）等。西周的一件铜器铭文讲到淮夷 “二十六邦”，说明有很多支系，仅是江淮之间的“群舒”就有十数支。这样就出现了西部中原王朝（华夏）文化和东方夷族文化在淮河流域涤荡交会的局面。一般说来，早期中国西部族群强武进取，而东方夷人则平和性仁（所谓“夷俗仁”），中国文化大体就是在这样两种不同文化的交合融会中孕育的。到了春秋时期，进入淮河流域的国族与文化就更多了，东北的齐鲁文化、西南的荆楚文化、西部的中原文化、北方的三晋文化、东南的吴越文化等先后扩张进入淮河中游地区，在这里接触、汇合与碰撞，并产生思想的火花。到了春秋后期，安徽淮河地域出现了以老子、墨子、庄子、宋钘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创发性人物，就是孔子也在安徽的淮河流域经常走动，甚至一住多年。这些思想巨人多出生在弱小国家，弱国居大国间，静观风云变幻，形成了自觉的反省意识与融会贯通的思想品格，从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成就了文化上的繁荣昌盛。 起源意味着本质。淮上智者（包括淮泗的孔孟等）的思想阐发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也对本地区后来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大略言之可有三方面：一是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道家一向提倡不为物累，绝仁弃智，恢复自然本性。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形成淮河人安贫乐道、崇尚自在与替天行道的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对于谨厚君子品格的塑造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不利于其发展实用知识与追求富强自足也是很明显的。二是本性自然生活的追求造成“性情中人”的特质，使这里的人们“艺术”气质特为浓厚，古代以来形成“游睢、涣（即今濉水、浍水）者学藻绘之功”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又常常表现为理性意识不足、法制观念淡薄，以致于宋代这里经常成为“重法”整治区。三是不屈强御、勇敢反抗的精神与墨家“巨子”结社的风气，影响这里的人们 “行则带刀剑，结死党为侠游”，民风剽悍，勇于争斗，敢为人先，历史上农民起义、盗匪、反叛等非常突出，“自古淮上多豪杰”可谓是这方面最简明的概括。 2、文化发展繁盛期——汉唐至北宋时期。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一时期淮河流域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唐后期甚至成为国家经济支柱，所谓“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经济大发展带来文化的大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巨人，构成中古中国文化灿烂辉煌的篇章。例如：一是道学在汉代续有发展，黄老学说成为西汉前期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道家又一集大成的作品《淮南子》。二是出现了不少世家大族，如龙亢与铚县的两支桓氏、庐江何氏、谯郡曹氏与夏侯氏、相县的刘氏与陈氏、寿州吕氏等等，这些大族不仅在政治上颇有作为，文化上也各有成就，培育了许多文人干才，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堡垒。三是造就出了曹操这样文才治功集于一身、卓绝古今的奇才，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方面大有作为、文学上也能开创新局面引领一个时代的大才，曹操而外迄未之见。四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化人才群体，如汝颍奇士、谯沛俊彦、竹林群贤、建安文学等，多贯籍于这一地区。 3、文化衰落变异期——南宋至民国时期。 1125年金人南下灭宋，赵构在江南建立新政权，史称南宋。金亡后蒙古人与南宋继续战争，元朝末年、明末清初与民国时期，淮河流域战争不断、动乱不止。与此同时，黄河开始经常南泛，尤其是1194年黄河决口，河水南下灌注于淮河以北诸支流，形成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淹没大片的土地庄稼与城乡聚落，造成淮域人民年年“跑水反”。兵连祸结与干旱洪涝等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淮河流域，社会与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停止甚至倒退，人民食不果腹，生活穷极无聊。文教事业不能正常开展，“方是时（南宋），淮以北举不知有全书”。尚武之风盛行，老百姓宁愿带刀护身，不愿买犊生产，渐渐形成了所谓的“贫困文化”，如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听天由命、重义轻利、得过且过、好逸恶劳、好吃懒做、轻死易斗等心理意识。以凤阳花鼓为代表的“淮风”或“五花艺术”（即凤阳花鼓、长淮花鼓、中都花落、怀远花鼓、城西花棍），是灾害之年淮河人奔走四方而作的乞讨之歌，本质上是苦难艺术、乞丐艺术。 不同时代人们对于生存与发展的认识有异，这就形成各个时代的内在追求与精神趋向的差别。历史环境若适合其内在精神的抒发畅达，则其文化创造就表现为生机盎然、蓬勃向上；相反，当历史环境与其内在追求不谐，社会发展与文化创造就衰微败落。以此，我们把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发展又分为两大阶段，即南宋以前的繁荣昌盛时期和以后的衰微败落时期。前期文化的内在精神可以用“内观”与“自省”来形容。 “仁义者自完之道，非进取之术也”，所以讲道义、重省察的文化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其时社会发展水平都不高，人们更愿意把精神的满足与内在的充实作为主要追求，因而出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和对“安贫乐道”的颂扬，人性、道义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主旋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历史环境是适宜于这种精神的抒发畅达的，因而文化上表现出了繁盛的特点。宋以后社会开始注重事功与财富，“外游”与“进取”成为这个时代的追求与发展方向。然而，淮河流域此后却进入了黄河不断南犯的时期，“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加上战争持续不断，都不利于“进取”精神的展开，因而文化上也就没有特别的建树，反而形成“贫困文化”这样不利的人文环境。 《列子·仲尼》说：“内观者取足于身，游之至也；外游者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 ”这是列子教人内观自省、不要妄求身外之物，正可以说明两个时代的精神追求。早期社会内观自省，人们向内追求用功夫，外部环境与之协和，因而“游之至也”，文化上表现出了繁荣的景象。宋以后“求备于物”，而外在环境不利于它的展开，因而“游之不至也”，再也没有出现老庄那样“以道观之”的思想巨人。历史的步伐又走到了一个新的驿站，这就是“求备于物”的时期。物之不济，文化发展没有社会经济基础，衰败就难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60年来的不断治理，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逐渐减少，尤其是近30年除了淮河主干道有时有洪峰激流的险情，其他地区的洪涝灾害基本排除，至于战争动乱更是彻底不见了。但是，淮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与其他地区一样快速行进，包括经济较发达的江苏、山东的淮河流域，也都是该省区经济发展最为缓慢的地方。不少人从经济、政策等层面找原因，提出了大量的对策，这些当然是必要的，但局限于此又是不够的。我们认为，相关的研究并没有找准淮河流域发展缓慢的根源，一些研究甚至回避了问题。如上面说的“贫困文化”因素的长期存在，导致淮北地区频频出现人文与社会方面的问题，不利于投资的开展与扩大。这些都不是依靠经济政策在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深刻分析其人文与社会环境造成的历史文化因素，根据其自身的情况调整发展对策与方向。 我们想指出的是，淮河流域发展缓慢，历史上形成的“贫困文化”因素在其中的影响是重要的、深层次的，值得认真关注。作为人文环境，贫困文化的存在不利于现代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影响了人们发家致富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从而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上表现出了缓慢的态势，讲到底这些都是历史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文化如水，润人无声。充分重视历史文化因素对淮河流域人文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或者可以为本地区进一步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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