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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有没有自己的文化，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是奇怪的，但事出有因，就是有的壮人竟然否认壮族文化。其实，稍微了解壮族历史或谙熟民情的人，是无法否认的。 壮族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组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由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构成的。在文化发展史上，南方的越、濮稻作文化，西南的高原农牧文化，北方的狩猎游牧文化，都在中华文化中各占有自己的地位。而江南越人文化就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覆盖面之广大，仅次于中原文化。遍及江南吴、越、赣、闽、鄂、湘、桂、粤、台湾、海南、滇东的越文化，大部分都已经和华夏文化融合，造成了江南的文化沃土，至今依然是我国的文化发达之区域。诚如古人所说：“控蛮荆而引瓯越”的江南，“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彩星驰。”[1] 号称百越的大部分越族支系，即吴越、于越、闽越、山越、扬越、东越、西瓯、骆越和南越等，大部分都已经融入汉族，只有岭西、黔东南、滇东、粤西北、海南的西瓯、骆越后裔壮侗语族民族尚保留越人文化。不过融入汉族的越人，其本体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如至今汉语的吴语、越语、粤语、闽北话、闽南话、客家话、湘语、赣语等汉语方言，莫不产生于越人中。保留越文化的民族中，以壮族的人口最多，犹如越人的顶端主干部分，与壮侗语族其他民族一起，形成繁茂的树冠。壮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壮族文化是独特而丰富的。在表现为制度方面的文化，氏族社会晚期曾经有十二大部落或部落联盟，号称国，其中“一国蛟变牛，一国马蜂纹，一国声如蛙，一国音似羊，一国牛变鱼。”[2]其后有都老制、羁縻制、土司制，都有民族和地域的特色。其中土司制绵延千年之久，对壮族社会影响很大。 与此相适应，有一整套典章制度、土地制度、分配制度、土官承袭制度、承袭仪典、鼓成大典、祭典和例规。法典方面，早在汉代，马援就发现越律有十多条与汉律不同，于是“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3]。土官时代，其法律以维护其特权地位和经济利益为核心，甚为严酷。民间习惯法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其中以龙胜龙脊最为完整。有的地方现在仍以乡规乡约的形式存在。在红水河沿岸各县，历史上曾经以哲理长诗《传扬歌》为习惯法长期使用。[4] 兵法发端甚早，秦瓯之战，西瓯桀将即会坚壁清野和使用游击战、歼灭战，曾大破秦军，斩其统帅尉屠睢，报西瓯君译吁宋阵亡之仇。侬智高善使绛衣阵，他为了抵抗交趾入侵而建立临时地方政权，兵锋曾经直逼番禺。到了明代形成了著名的《岑家兵法》，瓦氏夫人用于制敌，倭寇闻风丧胆。曾经有汉族将校向她学习壮人武术，戚继光也吸收了她的将兵之法和鸳鸯阵。 民间组织结构亦有特殊之处，军事组织结合团、酋长遗风寨老制、氏族社会所遗议众和议团、生产组织“滚泄制”，都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特色。表现为知识及传承方式的文化，首先是壮族民间教育，一直在各地歌王歌师的主持下，传授民族文化。从前各寨往往设立教馆，筹资延请歌王歌师，教授古壮字和民歌创作技艺。官方教育用汉文，唐时已经遍及桂北、桂东南直到高州。唐代开始在壮族地区实行科举制度，培养了不少人才，传播汉文化。但由于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不统一，发展缓慢。 自然科学发端甚早，两千多年前，即能够将视为当时科学尖端的分割圆术用于铜鼓太阳纹。表现在铜鼓、干栏、壮锦上的正方形、菱形、长方形、三角形、圆形、同心圆、圆柱体等几何图形，符合科学原理。在干栏上普遍采用了杠杆原理、平衡、对称、合力、分力、应力等一些原理。矿冶和铸造表现了比较高的物理化学知识。航海方面，对船体的形状、载重量、承受力、海洋气象、方位、航向、航道、海水流向等都有相当的知识，特别是双体船表现了相当的航海经验。医学上的成就众所周知，对瘴气侵害的防治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在宋代就受到重视。对宇宙结构的观察，在两三千年前就有令人惊叹的成果，壮族祖先认为，宇宙是分为上中下三层的圆柱形立体结构，比统治西方一千五百多年的托勒密地心说要先进得多。 表想在观念和相应行为上的壮族文化，是文化层次的核心结构。首先是哲学思想，壮族祖先通过神话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在天地起源、人类来源、物种起源、宇宙结构等方面，都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萌芽。壮族人民把自己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哲学思想，包含在哲理长诗《传扬歌》当中，这里有物质的不断运动、矛盾的普遍性、事物的转化、农民的平等思想、反天命观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十分可贵。壮族的上层知识分子，在哲学上显然信奉宋明理学。这种理先于物的唯心主义，被奉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而以君臣之道为其最终目的。壮族文人把它视为“万仞山头万仞山”。[5]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受民为邦本、神灭论等思想的深刻影响。 壮族有自己悠久的伦理道德传统，在待人接物、结交朋友、家庭伦理等方面，都很讲究礼节，讲究道德。其优秀的伦理道德，充分体现在《传扬歌》里。诗中用凝练的语言，阐述壮人的主张，这就是主张平等，反对压迫；主张勤劳，反对剥削；主张勤俭，反对懒惰；主张正直善良，反对偷赌拐骗；主张孝敬，反对忤逆；主张夫妻一条心，反对同床异梦；主张兄弟相让，反对争夺家产；主张真诚交友，反对欺诈；主张热情待客，反对冷若冰霜；主张睦邻，反对互相侵害……诗中最后唱道：“人生路漫漫，听来句句真。前辈心血成，字字赛黄金。”“事情分轻重，山?有深浅。做个正直人，不枉寿百年。”这些思想，今天仍然闪耀着光芒。 壮族的宗教分为三个层次，即原始宗教（残存）、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成的原生型民间宗教——麽教和师公教、从汉族传入的道教和佛教。这些宗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没有什么实力，但在思想上影响很大。原始宗教的巫觋活动过去曾经流行，自然物崇拜、图腾崇拜、鬼魂崇拜、生殖崇拜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祖先崇拜和孝道结合在一起，仍很流行。麽教和师公教在民间仍然很流行，由于需要用民间文学来宣扬教义，因而在客观上对保留民间文学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些民间文学，大多是宣扬伦理道德的，使麽教和师公教在宗教道德化和道德宗教化双向运动中无形中起到了传承伦理道德的特殊功能。从汉族中传入的道教，受到壮族文化的影响，演变为壮化道教，与其原型有很大的不同。佛教影响比较小。 壮人性格沉稳内向，外表文静、谦和、礼让，不像草原民族那样热烈奔放，但极为勇敢顽强，有一种不露锋芒的锐气和韧劲。他们有耐苦的精神，非此不能开发炎热多雨瘴气袭人、野兽虫蛇繁衍迅速的岭南。壮人热情好客，信守诺言，慷慨助人，开朗上进，和岭南汉族瑶族等民族亲如兄弟，这是广西两千年来民族冲突最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由于长期囿于小生产的农业经济，商业经济不发达，在思想上有封闭保守的一面。 壮族的风俗包含有丰富的内容，主要有服饰（包括衣饰、银饰、发型和纹身）民俗；饮食和筵席民俗；建筑和居住民俗；宗教信仰、岁时习俗；交贸习俗；家庭和社会组织习俗；民间文学艺术习俗；文卫习俗等。壮族风俗受汉族的影响很大，其原因在于两个民族都是农业民族，虽然一个是旱地农业，一个是水田农业，但比较容易沟通。有的地方，壮族和汉族已经很少有区别。但在桂西和云南文山，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壮族地区，仍然保持有浓郁的民族风俗。 最后，表现在语言文字上的壮族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特色。壮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它是由古代岭南越人的语言发展而来的，有自己完整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规范，能够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和事物的细微差别。壮语分为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有十三个土语区，至今仍是绝大多数壮人的主要交际工具。 壮族有三种文字，第一种是刻画文，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上世纪80年代在钦州出土的石磬和武鸣元龙坡安等秧陶片上发现了十多个刻画文，后来又在平乐发现几十个。前几年，在平果县城郊甘桑?出土了几十块刻有类似文字的石片，轰动一时。到目前为止，刻画文字已经发现一千多个字。但由于没有史籍文献记载，目前还无法破译。第二种文字是古壮字，史籍称为土俗字、方块字，壮语称为sawndip,意思是“尚未成熟的文字”。这种文字在汉代就开始萌发，唐宋时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元明清民间广泛用来创作民歌和民间长诗，留下了大量作品。还用来书写宗教经典和壮戏，用于写信、记事和刻碑。但由于封建当局的否定、丑化和摧残，得不到规范和发展，各地用字不大统一，影响它成为全民族通行的文字。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派专家为壮族创造了新文字壮文，结束了壮族没有统一的民族文字的历史。 文学艺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民间文学里，有构思奇特的神话，优美动人的传说，曲折生动的故事，浩如烟海的民歌，动人心弦的长诗，富于哲理的寓言，趣意盎然的童话，诙谐逗趣的笑话，别具一格的谚语和谜语，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给。神话里蕴含着民族的历史，如蛙图腾神话说，壮族古时有三大神，天神雷公是大哥，地神布洛陀是二弟，水神图额（蛟龙）是三妹。雷公不守规矩与三妹私通，生下怪胎青蛙。青蛙和父王雷公住在天上，后被派到人间做天使，人间种田需要雨水时，青蛙便高叫父王给水。人们见青蛙能够呼风唤雨，就敬之为神。这个神话一是反映了壮族先民曾经有过血缘婚时代；二是反映了先民从狩猎采集经济演化到稻作农业的历史，三大神代表狩猎采集经济，青蛙代表稻作经济。从这里可以看出，民间文学有特殊的价值。南北朝隋唐以降，在汉文化影响下，壮族的作家文学产生，开始出现用汉文吟诗作赋的文人韵士，至清末，有名的诗人达到一百多人。其中覃庆元、李璧、刘定逌、张鹏展、郑献甫、韦丰华、黎申产等均名动岭峤。新中国成立以后，作家文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报告文学家、剧作家，文苑百花争艳。 壮族传统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有浓郁的民族特色，铸造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壮戏艺术、八音、日用工艺、陈设工艺、装饰工艺、陶瓷工艺等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别具一格。其中花山岩画、铜鼓纹饰、干栏建构、壮锦艺术、三声部民歌、绣球工艺等，饮誉海内。瓦氏夫人曾经用板鞋舞训练士兵，既达到了练兵的目的，又活跃了日常生活。 文艺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舞彩龙、舞彩凤、高台舞狮、请月姑、古事队、打陀螺、抢花炮、打磨秋、游泳、水上抓鸭、水牛竞渡、龙舟竞赛、攀岩、壮拳、刀术、棍术等等文艺体育活动形式，借助岭南天然的山水，使壮乡焕发生机。 从以上诸方面可以看出，壮族精神文化无论其表现形式、表层结构、深层结构，都极为丰富，表现出民族的特质。如其表层形态，表现为相对平和柔美，与稻作文化孕育而成的温和的民族性格相适应，极少有草原民族那样的粗犷热烈。在物质文化方面，壮族在驯养、森林开发、发明水稻种植、南海航运、亚热带水果培育、淡水养鱼、饲养、棉麻纺织、山珍海味开发等许多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例如，现在全世界60%的人以大米为主食，考古表明，壮族是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民族之一，到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炭化稻是湖南道县寿雁镇，壮族苍梧部先民留下的炭化稻粒；另一处是江西万年县汉族先民越人留下的炭化稻粒。主要的发明地带是湘南到岭南，以后扩展到江南，传播到东南亚和日本，再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总的来说，壮族文化的核心及实质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1）含蓄内向的民族性格；（2）开朗上进的心理特质；（3）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4）朴实淡雅的艺术风格；（5）谦和礼让的民族传统；（6）重农轻商的经济思想。这里面，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壮族文化的主骨。但是，壮族文化毕竟主要形成于封建社会，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保守性和惰性，而最大的弊病是断裂性。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从传承的角度来说，主要有四种类型，即传承型、转用型、重建型、断裂型，汉文化属于传承型，满族文化属于转用型，美国文化属于重建型或复合型，壮族文化属于断裂型。传承型基础雄厚，但比较凝重；转用型一般转用比较先进的文化，有一定的发展动力；复合型属于多种优秀文化融合，容易发展；断裂型在信息时代必然造成经济文化发展的某种混乱和迟缓，这就是广西和广东同处于同一纬度，自然条件相似，但壮族地区发展远落后于广东的深层原因。壮族文化在哪些方面发生断裂呢？ 第一、文言断裂。长期以来，壮族以汉文为书面语，正规教育系统、政治生活、对外交流（包括土语间交流）都用汉语，而绝大多数壮人依然以壮语为主要交际工具。壮语在壮人的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却没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通行的文字符号。语言与文字之间的这种断裂，对壮族发展文化教育、开发智力、吸收新知识和新技术，阻碍很大，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第二、古今断裂，即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化之间发生断裂。上面所归纳的文化形态里，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部分或全部丢失了。铜鼓的合金比例，面阔163厘米，鼓身厚薄均匀，到底如何制造，今人不得而知。近几年有的单位复制一面铜鼓，花去几十万元，却只达到古代工艺的60%左右。世人只知道欧几里得能够将圆分割成若干等分，却不知道壮族工匠也能够在同鼓面上的太阳纹表现出高超的分割圆术。这些工匠是谁呢？他们是怎样制造铜鼓的呢？又怎样分割圆呢？谁也不知道。又如《岑家兵法》，现在已经无法窥其全貌。壮族动人的神话、民间长诗、歌墟上精彩的对歌，丢掉了不知多少。 第三、高低断裂。即高层次文化与底层文化断裂。例如科学方面，较高的现代科学都是用汉文阐述的，大抵只在壮族知识分子当中流动，广大乡村群众大多看不懂，也听不懂，难以接受。他们的生产经验，基本上仍然是传统的较低层次的生产技术，很难得到更新和提高。在文学方面，属于高层次的作家文学，如用汉文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几乎与乡村壮人无关。由于作家文学长期以来大多脱离本民族的生活沃土，因而大多数在中层徘徊，并未进入真正的高层，因而震动全国文坛的作家和作品为数甚少。对于民族文化，壮族上层普遍有淡漠心里，与基层壮人形成反差。 第四、内外断裂。壮族的优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由于本民族没有通行的民族文字，很少向外界介绍，鲜为人知。壮族祖先铸造的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铜鼓，是铜鼓鼎盛期的代表性型号。用石钟健教授的话说，铜鼓到了瓯骆人手里，才真正脱离釜，变成真正的金属鼓。其铸造过程的高超工艺，其纹饰的复杂内涵，壮族自己无一字存留，外人不得而知。壮族号称歌唱的民族，然而其歌海很少有几滴涓涓水流入长江，汇入黄河。如果不是刘三姐，中国文艺舞台上几乎听不到壮族的声音。壮族文化自生自灭，外界难以窥其一斑。 历史上，汉文化对壮族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壮族社会的发展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广大的壮族民众大多不懂汉语汉文，很难从浩如烟海的汉文典籍、报章杂志及现代电讯系统中直接得到知识，这就大大影响了乡村壮人对汉文化的直接、系统的吸收。汉文化的影响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所得的知识，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够间接地传到一般群众之中，而且数量有限，这无疑加剧了断裂的程度。从汉文化中移植过来的东西，因有断裂难以扎根于民族族文化系统之中，成活率低，生长缓慢，很难出现高层次的产品。以小说为例，汉魏六朝就出现小说（当时尚属于志怪小品），明代达到高峰，言情小说、志怪小说、公案小说、长篇小说蜂拥而出。而壮族直到1922年才出现一篇短篇小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陆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又如壮人讲汉语，相当一部分人还只是模仿，并没有掌握其音位系统，发音多不准确。汉族人非经过多次接触，不易听懂，也影响了壮人的对外交流，影响壮人投入广阔的市场。至于文字的颠倒和不通，名家作品中也不难找到。内外断裂的程度，可见一斑。 第五、传承断裂。也就是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断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壮族地区的官方教育传播的是封建文化，讲钦定的正统伦常，使用的是汉文。壮族文化不仅不能登大雅之堂，还要受到贬低和丑化。久而久之，壮族文人学子几乎都不懂壮族文化。在封建重压下，形成了虚无主义的畸形思想和变态心理，反而看不起本民族文化。解放以后，学校教材从内容到思想都起了根本的变化，但壮族地区的教育仍然与民族文化几乎无关，缺乏乡土教材。这极不利于继承优秀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造成五大断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由于华夏文化比较丰富和先进，在和越文化接触中发生冲撞，从而造成壮族文化的断裂。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确切的。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一个系统，有着牢固的内核，在和其他文化系统的接触中，除了冲撞的一面，还有不断吸收先进文化，调整文化结构，使自己达到新的文化生态平衡的一面。这后一点可以说是文化的开放性，这是一个民族文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汉文化在壮族地区的传播，不应当是断裂的原因。事实上，汉文化的传播主要限于上层知识分子，渗透到基层比较少。考虑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严酷性以及意识形态上独尊儒术所造成的重压，壮族文化的断裂从根本上来说是封建统治者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必然结果。土司制度有过它的积极作用，但它本质上是“分而治之”、“以夷治夷”政策的具体实施。这种政策对封建王朝的好处在于，一块块或大或小的土司领地，互不相属，不得发生横向联系，便于朝廷统治。而且这块土地是皇帝“钦给”的，“地方水土，一并归附”，“尺寸土地，悉属官基。”[6]土官十分感激，一切倚仗皇权，按照封建伦常行事，以取得朝廷的信任。反过来压制和摧残民族文化。所以在土司时代，屡屡发生土官骚扰歌墟、驱赶人群、侮辱妇女的事件。不少地方的歌墟被迫转入“地下”——在半夜悄悄进行。汉官抓捕唱歌之人，漆面惩戒，不乏其例。中央王朝的科举制度，使壮族知识分子趋之若鹜。他们以学得封建文化为荣，轻视民族文化，以求得一官半职，或保乌纱帽，封妻荫子。民间流传的土俗字，多不屑一顾，一千多年里，没有一位壮族文人肯编一部古壮字字典。封建王朝派到岭南的封疆大吏，对壮族的语言、文字、风俗进行丑化，史不绝书。在这样的情形下，壮族文化发生断裂是不奇怪的。 不过，处在相同政治环境下的国内一些兄弟民族，文化却没有发生这样严重的断裂，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比较流行的民族文字。壮族文化断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全民族统一的完备的文字。民族文字有诸多社会功能，它是一个民族不断积累经验，提高素质，从落后走向先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有发达语言的民族，没有文字是不可想象的。在诸多功能中，民族文字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和韧带，起特别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将文与言、古与今、高与低、内与外、传与承连接起来，固定民族文化的框架，沟通不同地域的亚文化，形成一个正常运转的文化体系和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人类文化总体中处于活跃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状态中。很明显，文字能够给一个民族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条件，它是民族文化从萌发到发展壮大的载体。有了它，低层次才能够经过积累和加工，得到充实提高，从而达到高层次。为了弥合壮族文化的断裂现象，必须以战略的眼光，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体发展上看壮文的推行。壮族人口多，居住地区广大，连成一片，大多数人又没有很好掌握汉语，有人期望壮人短期内转用汉语，这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用壮文来发展一种符合民族传统和时代需要的开放性文化，才能够加快壮族的发展。 断裂现象给壮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危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更加明显。广西那么好的自然环境和接近东南亚的优越条件，职工工资却在全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民族经济发展滞后是原因之一。广西每十个人中就有四个少数民族，假如少数民族加上部分汉族由于文化的限制，造成一半人不能够投入市场经济，广西怎能发展？而乡村壮人由于长期新闻渠道被阻断，得不到新信息，不少壮人一辈子也得不到一份政府文件，他们的脑子怎样跟上市场经济，重农轻商的传统思维怎样转变？在自然经济时代，文化断裂的痛苦许多人不易觉察，因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经济，可以使人苟安。但在信息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信息的不断更新，科学的迅猛发展，意识跟不上形势，掉队很快。广西一些同志大概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在自治区一级新闻媒体尚无动作的情况下，在壮族分布比较密集的20多个县开展了壮语电视新闻，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有人戏言这叫做“以农村包围城市”。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格劳斯金指出，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社会认同性和集团认同性的符号，是成员资格的一致性的标志，有着心理上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对待语言的态度，如它是否优美，功能如何，是否发达等，常常同对该语言的使用者混为一谈，从而导致同时贬低某种语言及其使用者。他还指出，当一个语言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劣势时，往往贬低少数语言集团的语言文字。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被贬者反而接受贬低的观点，出现变态心理，甚至超过多数集团。多数语言集团中的专家学者对少数语言集团的语言文字的积极态度，反而超过少数语言集团的一些人。更为反常的是，少数语言集团中文化较高的双语人，并不贬低他族语言文字和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视为等同，倒是少数语言集团中的单语人和下层文化的双语人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持比较激烈的否定态度。[7] 关于多数语言集团、少数语言集团以及语言文字被歧视的社会原因，我们不能简单认同格劳斯金的提法。除此以外，他提出的那些心理变态现象，壮族是颇为典型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为了弥合壮族文化的断裂现象，创造信息时代趋于平衡的文化生态，壮族必须以国家的有关政策为指南，做出艰苦的努力。为了解决民族素质问题，必须建立双语教学的教育体系，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适合发展汉文化教育的地方要努力提高教学水平，抓住不放；多数壮族聚居的小墟场和乡村，要大力发展双语教育，首先努力学好壮文，以壮促汉，力争壮汉兼通；结合科普和壮族农村生产实际建立壮文职业教育；农户要将学习壮文和普及科学种养技术结合起来。这样双语同上，信息贯通，人的素质才能够提高。在这里要树立壮文汉文功能互补的理念，以为汉文万能是源于脱离基层实际的“理想”。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体系，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同时引入新思想和新观念，摈弃旧观念。要唤起民族之魂，使壮人知道在实现现代化的今天，我们落后了，对祖国的贡献和人口不相称，对不起曾经对祖国做过许多贡献的祖先——瓯骆人。去掉囿于峒场山?的局限思维和盲目自得心理，急起直追。按照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开发技术必须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特殊技术必须与特殊环境相适应；特殊行为模式在特殊环境中对文化生态有特殊的作用。壮族地区的特殊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生产生活习俗，需要有新的开发技术、生产技术、经济结构，对症下药，才能够脱贫致富，进而走上发展繁荣之路，这就是当今研究壮族文化和发展壮族文化的重任！ [1]唐王勃：《藤王阁序》。 [2]张元生、梁庭望、韦星朗：《古壮字文献轩注·摩兵布洛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3]《范晔：《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 [4]梁庭望：《传扬歌》（壮文版），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5]刘定逌诗：《写怀二首》。 [6]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广西省大新县壮族调查资料》（内部铅印）。 [7]格劳斯金：《对待语言和语言集团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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