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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佛塔地宫中的定州白瓷(下)

 天宇楼33 2016-05-15

定窑的胎质薄而轻,胎色白色微黄,坚致而不透明,施釉极薄,釉色莹润光亮,可以见胎,胎质坚细,瓷化程度高,有的甚至达到了半脱胎的程度。定窑有些碗、盘之类器物胎的厚度极薄。即使口径为30厘米的大盘的厚度也只有2到4毫米。静志寺地宫出土的白釉喇叭口碗,其口沿最薄处仅1毫米,白釉“官”款莲纹碗,唇厚不及2毫米,迎光可透视外壁莲瓣纹,敲击声音轻脆悦耳,充分体现了定瓷“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的特色,让人叹为观止。

 


静志寺地宫出土北宋白釉喇叭口碗

 


静志寺地宫出土北宋白釉刻花莲瓣纹“官”字款碗


早期定窑器物的口沿几乎都施有釉,到了晚期,一些器物的口沿往往不施釉而露出内里的瓷胎,称为“芒口”。

 


静志寺地宫出土白釉北宋“官”字款花式口托盏

 


白釉划花对蝶纹北宋“官”字款花口盘


白釉划花对蝶纹北宋“官”字款花口盘口径10.5厘米,足径5,7厘米,高2.7厘米。芒口毛足,平底。口壁呈五曲花辦形,内底饰两只相对展翅的蝉纹,矮圈足,内划行书“官”字。


器物的口沿之所以不施釉,是因为这些定瓷采用了支圈覆烧的新工艺。唐和五代时期的名窑都为仰烧,也就是一个匣钵只装入或碗或盆的一件瓷器,这样的匣钵层层上摞后装满一窑后点火烧制,而利用支圈覆烧工艺,一只特制的匣钵分层装盛的瓷器可多达十件甚至二十件,这样一来,在成本增大一二倍的情况下,产量可扩大十几二十倍。


这种匣钵中的器物皆由特别的环形支圈固定,待烧制的瓷器也都是倒转覆放,也正因为覆放,器物的口沿部分都要剐去一圈釉层,使其露出胎骨,这样才能安置于支圈上,而最后烧成之后,器物随之形成“芒口”。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支圈覆烧工艺并不只是单单为了扩大产量,定瓷的一些大型盘碗口,器壁轻薄如云却很少变形,这也必须归功于支圈覆烧的新工艺。

 



覆烧工艺在扩大产量的同时,也让定窑所烧瓷器更趋向规整,然而毕竟使器物口沿失釉形成了“芒口”,挑剔者认为这种不光滑的“芒口”破坏器物整体的美观,粱同书《古铜瓷器考·古窑器考》记载,宋仁宗在看过进贡的覆烧定瓷之后下旨:“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窑。”为解决这种缺陷,定窑工匠在一些失釉的器口以及圈足部分镶以金属边缘,最高贵者用金银镶边,使得器物更显高雅华贵,这种工艺称之为”金银扣“,而相应的器物则名为“金装定器”。不过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定瓷中的”金银扣“工艺出现远早于覆烧工艺,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有“芒口”之弊才有”金银扣“,事实上许多”金装定器“都是仰烧产品,其口沿部分有釉而并不是“芒口”,静志寺地宫白釉“官”款金装口盘,静众院地宫带银盖镶银足的白釉莲纹长颈瓶就是这种“金装定器”中的佼佼者。

 


静志寺地宫白釉“官”款金装口盘

 


静众院地宫藏白釉莲纹金装长颈瓶


静众院地宫藏白釉莲纹金装长颈瓶高19.3厘米,口径6厘米,足径8.9厘米。侈口,长直颈,圆鼓腹,大圈足。颈饰弦纹,肩饰菊纹;腹刻仰莲纹三重,花辦修长,富于立体感。瓶口配卷枝钮覆叶纹鎏银盖,并以鎏银片包镶圈足,即所谓“金装定器”。



 

早期定瓷的装饰以胎上贴塑、旋纹为主,入宋以后,又发展出了刻花,模压印花等工艺。刻花即在诸如盘、碗、瓶、罐等器物里外刻划各种花纹图案,使之具有浅浮雕艺术效果。题材以莲辦纹为主,有单层、双层、三层和变形莲辦多种。

 


静众院地宫出土定窑北宋白釉刻花莲辦纹长颈瓶


定窑白釉刻花莲辦纹长颈瓶口径4.4厘米,腹径12.2厘米,足径8.4厘米,高18厘米。喇叭口,细长颈,颈部饰六瓣仰莲纹,花辦划有筋脉。肩部宽阔,上刻覆莲纹,花筋叶脉明显。扁圆腹,肩腹交接处饰两道凹弦纹,腹部刻重辦仰莲纹,平底,宽圈足。此瓶通体优美大方,坚胎白釉加之精致刻花纹饰,使此瓶成为不可多得的定瓷精品。

 


印花则是先将花纹图案刻划于陶范上,然后再将坯泥压于陶范上成型,使花纹印在器物里面,是一种集装饰与成型于一道工序上的先进工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云:“宋瓷之佚丽者,莫如粉定,粉定雕花者,穷研极丽,几于鬼斧神工。”所谓粉定,是指其胎质白似粉,其釉为白玻璃质的定窑白瓷佳品,而穷研极丽几于鬼斧神工,指的就是定瓷的刻花及印花工艺。宋代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多以颜色釉瓷而享名于世,唯独定窑为白釉瓷,如果没有这些精湛的刻、划、印等装饰工艺,定窑是很难与其他名窑比肩的。



定州静志寺和静众院两座地宫出土的定瓷不乏恢宏壮观、气势非凡的器物,如多件白釉净瓶,其中静众院出土龙首莲纹大净瓶,高达60.9厘米,为目前发现定瓷中最大的一件。


肩塑龙首流,龙首高昂、前额突耸、张口露齿,下颌饰一绺龙须,器形修长秀雅,纹饰精细流畅,可谓是千年定瓷的代表作。 静志寺静众院两座舍利塔地宫出土定瓷中有多件净瓶,那何谓净瓶?!这种瓶子又有什么作用,为何出现在佛塔地宫中?!

 


静众院出土龙首莲纹大净瓶出土时情形

 


静众院地宫出土定瓷净瓶


净瓶为僧人饮水器具,梁陶弘景《授陆敬游十赉文》云:”賚尔鍮石澡罐,手巾为副,可以登斋朝拜,出入盥漱。“这里所谓的澡罐,指的就是净瓶,这种器物细颈粗腹,粗腹容量鼓大以盛水,细颈防浮尘虫蚊入内而护净。净瓶的渊源,或可追溯到佛法初传时代,唐法琳《辩证论》载:“僧祗等律云,应法澡灌咽细腹粗护净,便易生善长道,最为要用,是以为佛所叹制。”以净瓶作为饮水器具,主要还是为了生善长道。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记:“凡水分净、触,瓶有二枚。净者咸用瓦瓷,触者任兼铜铁,净拟非时饮用,触乃便利所须。净则净手方持,必须安着净处,触乃触手随执,可于触处置之。唯斯净瓶及新净器所盛之水,非时合饮。余器盛者,名为时水。中前受饮,即是无愆。若子午后饮,便有过。” 这里是说瓶有净、触之分。按佛教有午后不食的戒律律,午后即是非时,净瓶之水可以过午而饮,触瓶之水只能在午前饮用。另外义净撰《受用三水要行法》又云“净瓶须是瓦,非铜澡罐。由其瓶内有铜青不净不得灰揩故……然五天之地,五将铜瓶为净瓶者,一为垢生带触,二为铜腥损人。”若以铜铁类材质制作净瓶,则瓶内易生垢出锈,而这种细长颈的器物不可能予以从内擦拭,所以当时僧人所用的净瓶,都以瓷器为主,出土物也证明这点,静志寺静众院两地宫所藏净瓶,都为定窑白瓷,只有一件为铜净瓶。


净瓶或有多种类型,主要有双口与单口之分,其形制为锥形长颈,细口朝上,颈中部有尖扁轮状平台,鼓肩,腹部为圆鼓状或鼓肩向下内直收到底,肩旁有另一大口,呈瓶口状,上大下小,有直接以合页扣带盖者,也有未见合页扣的无盖者。 《南海寄归内法传》释曰:“其作瓶法,盖须连口,顶出尖台可高两指,上通小空,粗如铜箸,饮水可在此中。旁边则别开圆孔,拥口令上,竖高两指,孔如钱许,添水宜于此处。可受二三升,小成无用。斯之二空恐虫尘入,或可着盖,或以竹木,或将布叶而裹塞之。”北宋《祖庭事苑》引《四分律》云:‘有此丘遇无水处,水或有虫,渴杀。佛知制戒,令持触净二瓶,以护命故。”


净瓶细颈及加盖,主要是防止浮尘虫蚊入内,一则可以护水之净,二则可以护虫蚊之命,佛教心系众生,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释道诚《释氏要览》云:“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净瓶所盛之水除了供佛家弟子饮用之外,还用以净手,沙门无论拜佛礼佛还是讲经说法,每天都要携持各种法器资具,接触之前,必须以水净手。唐皎然《大云寺逸公写真赞》论高僧禅修时:“渊情洞识,眉睫斯备,欲发何言,正思何事。一床独坐,道具长随,瓶执堪泻,珠传似移。清风拂素,若整威仪。”可见净瓶和念珠等物一样,都是僧人禅修时长随必备之具,莫高窟藏经洞曾出有一纸本高僧禅定画,画中如实记录僧人禅定时随身所带之物如念珠、挂包及净水瓶。




两座地宫中定瓷21件刻有“官”,是研究定窑“官”字款器物的产地最重要的实物资料。带有墨书或刻字题款者有21件,这些墨书和刻字记述的都是这些器物施舍人的姓名和施舍物件的名称,如静志寺出土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白釉“官”款对蝉纹碟和净众院出土的目前所知定瓷刻铭最长的器物至道元年(995年)白釉舍利瓶,这些都是北宋早期具有明确纪年的标准器物,极具史料价值。

 


静志寺地宫出土白釉“官”款对蝉纹碟

 



白釉“官”款对蝉纹碟口径12.4厘米,底径8.5厘米。六曲花形敞口,斜腹略鼓,平底。胎极薄,仅0.2厘米。胎质坚细,釉白莹润,略见闪黄垂釉痕,外底露胎。内底划饰工整纤细的对蝉纹。外底刻行书“官”字,并墨书“供养舍利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五月廿二日施主男弟子吴成训钱叁拾足陌”5行28字。碟仿金银器器型,口部无釉。



五代十国之吴越国,号称”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其国更是著名的秘色釉瓷的出产地,可吴越国开国之君钱镠的父钱宽和母水秋氏的墓葬中,却藏有多件定瓷,可见其珍贵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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