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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虢国、中山国和曾国，均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但河南光山上官岗的黄国之君孟夫妇合葬墓、河南三门峡上村岭的虢国贵族墓地、河北平山的中山国国王墓、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由此不难想见其它大国墓葬随玉器的规模。 在这个中国玉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各诸侯国竞相碾玉，上流社会佩玉成风，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和氏璧”和“完璧归赵”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这是一股自原始社会晚期经夏商周以来的用玉潮流。诸子百家对此不可能回避，只有加以论证和说明，以求借此阐发自己的思想。 在诸子论玉的观点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三家：墨子把是否有利于解决人们的温饱做为衡量价值的标准，认为金玉宝器是“费财劳力，不加利”，是统治者少数人的奢侈活动，因而对玉器持全面否定态度。韩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用功利主义的标准确定玉器的取舍，他说：“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则人孰注浆哉？”他还认为，玉器的好坏在其玉质，不在于加工形式。以上两家对玉的认识略显偏执，不足为训。只有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取中庸之道，强调玉对礼的内容之表达，对玉的质与文不轻加否定，重视质与文的和谐，开儒家论玉之先河，对中国玉化形成的影响最为深远。 另外，对后世用玉影响较大者尚有《周易》。《周易》用阴阳两种相对力量的平衡和对立看待世界。《周易·说卦》：“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认为玉有阳刚之性，与君、父、男性同属于乾。这对玉器的帝王化、人格化颇具影响。 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制度。《周礼》 把“礼”释为“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抵，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周礼》所讲的五礼，被后来许多朝代定为礼法。 何为“礼”？《说文解字》释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也就是说，礼是祭神徼福的一种方式。 商周时期，礼器系统已经形成。在玉器中，玉礼器所占比例很大。春秋战国以来，由兵器演化而来的玉礼器明显减少，重要的礼器玉琮出现了退化趋势。此期墓葬中出土的玉琮为数极少。从古文献上看，当时最为重要的礼器是圭和璧，古人认为在祭神徼福时，这两种玉器能超脱自然，同祖先神灵相通，或能增加仪式的隆重程度而惊动鬼神。 在夏商周时代得到发展的玉文化，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整理加工并加以推衍，“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形成了有一套完整理论的儒家用玉制度，这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礼玉制度。 礼玉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不同阶层的等级用玉（六瑞）、祭祀用玉（六器）和修身用玉（组佩），并把它们和吉、凶、军、宾、嘉“五礼”结合起来，以礼用玉，以玉节礼，把礼玉的使用和宗法、伦理、道德完全融合在一起，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 据《周礼·春宫·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周礼》是战国时人托名周公设计官制蓝图的著作。以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礼制显然是继承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以来的祭祀传统，又结合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而建立的。古人以为天圆地方，苍璧像天之形之色，故以祭天；五行说以为中央戊巳土，土色黄，黄琮像土色而又外方，故以礼地。 等级用玉即所谓“六瑞”。据《周礼·典瑞》记载，“六瑞”主要是在“朝觐宗遇会同与王”和“诸侯相见”的场合才使用的。因此等级用玉不局限于“六瑞”，其它象仪仗用玉（钱、斧、杖等）、宴飨礼器用玉（纂、盘、敦等）、服饰修身用玉（服玉、佩玉、象冕弁用玉、组佩等）都有标识权力、等级的作用，也应归于等级用玉一类。实际上，玉礼器在各种宗教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交互使用，其情形是非常复杂的。如《周礼·典瑞》载“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的用玉方式就多至十几种。 更具体细微体现礼玉功能的玉器是既能标识身份又用以修身的组佩（全佩），它是濡家礼玉制度更加深化的发展，也是礼玉发展的最后阶段。 组佩是多件佩饰组合在一起的成套佩玉，大概西周后期到春秋前期才开始盛行。《诗经》中就有不少把佩玉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加以歌烦的诗篇。春秋末期之后，儒家依据道德修养学说，对贵族士大夫的佩玉从质地、形状、组合都加以人格化、道德化的阐释，把玉的自然属性和君子的道德结合起来进行说教，于是产生了强调修身养性的佩玉理论。 佩玉理论的核心是“君子比德于玉”。《礼记》 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它用儒家观点充分解释了佩玉。《礼记·聘义》 借助孔子的一段话，把自《诗经》以来人们对玉的认识进行了总的概括：“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碈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碈之多舆？’孔子曰：‘非为碈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填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傍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孔子的这段话，是儒家用玉理论的基础。 《礼记》强调佩玉的本质主要不是表现外在的美，而是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修养的程度，也就是表现“德”。《礼记·玉藻》提出：“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佩玉有冲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主张君子佩玉，要时刻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 《礼记·玉藻》篇还有两段话，强调不仅要用佩玉规范人的道德，还要用鸣玉之声限制人的行为动作：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要使佩玉按照一定的音阶节奏发音，一是佩玉的质地、形状、组合要规范和考究；二是佩玉者的行为举止要稳健并合乎“礼”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用佩玉的锵鸣之声屏除“非辟之心”。 与祭祀用玉、等级用玉相比较，指导修身用玉的佩玉理论更注重从思想道德和日常仪表方面贯彻“礼”的教化精神，即从个人的欲望要求、意志表达、感情宣泄、行为举止上加以思想束缚。这自然是非常具体和繁琐的，不过唯其如此，才体现了儒家礼玉思潮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也反映出儒家在修身用玉方面身体力行孔子“克已复礼为仁”的思想。 总而言之，诸子百家中独有儒家顺应了数千年以来的用玉潮流，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用玉理论和礼玉制度，从而给玉器赋予了人文的、社会的属性，并因此使之具备了玉文化的性质。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且他们确实是“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因此列国君主对各家是“兼而礼之”，不主一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儒家的学说包括用玉理论和礼玉制度，是不可能在全国上下得到最后确立和普遍实行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的局面，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辽阔土地上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国。但仅仅十几年后，秦王朝便被推翻了。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了汉帝国。 秦始皇时期所出现的大一统局面，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贯串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洽制度的基本特点形成于秦汉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真正统一也始于秦汉时期。这种大一统局面，在古文献中概括为“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 中庸》）。 经过秦到西汉前期近一百年的发展，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已经相互汇聚和融合，各个地区的人民在心理素质、道德风尚乃至生活习俗上渐趋一致，终子形成了以原来的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汉文化形成的标志之一，是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在思想上确立了儒家的统治地位。此后，各级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后来两午年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汉武帝之所以推崇儒术，一是因为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与西汉建立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相适应；二是旨在规范人们言行、维护封建礼制的儒家道德学说有利于推行与政治上大一统相道应的思想统治政策。而作为儒家学说体系组成部分的用玉理论和礼玉制度，随着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也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中国用玉潮流中的主导地位。至此，玉文化自起源以来，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终于在汉武帝时期步入正轨，形成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玉文化。 西汉时期，国力强盛，礼制隆兴，祭祀频繁，厚葬风行，为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土壤。在儒家用玉理论和礼玉制度的影响下，汉代的玉器在工艺水平和使用规模上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辟邪玉、饰玉、日用玉、葬玉等几大类，其中最有特色者为葬玉。迄今为止，经考古发掘的汉墓遍布全国，所出玉器己达万有余件，主要出自汉诸侯王及其亲属的墓葬之中。如广东广州南越王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河北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山简王刘焉墓、中山穆王刘畅墓、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夫妇墓，江苏徐州楚王墓，河南商丘梁王墓等。 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上，发掘了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及其妻窦绾墓。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刘胜是汉景帝之子，汉武帝的庶兄，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立为中山王，在位42年，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满城汉墓出土的玉器，完整地再现了西汉盛世的葬玉面貌、王室贵族所用玉器的种类和工艺水平。刘胜和窦绾均以“金缕玉衣”作为殓服，与以往硷以多层衣衾的习俗迥异。金缕玉衣的外观和人体一样，全部由玉片拼成，用金丝加以编缀，刘胜的玉衣由2498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约为1100克。和玉衣同出的还有玉九窍塞。葛洪《抱朴子》中所谓“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当指此而言。玉衣手套中还握有玉璜两件。用玉随葬虽早已有之，但一般都是墓主人的生前用玉，而不是专用于死者的葬玉。玉衣的雏形是春秋战国时期死者脸部覆盖的“缀玉面幕”和身上穿用的“缀玉衣服”。玉衣在西汉初年正式启用，作为皇帝和皇室贵族死时使用的特别殓服。在《汉书》中有“玉衣”、“玉押”的记载。据《后汉书·礼仪志下》记载，东汉皇帝死后穿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尽管有这些记载，但是两千年来人们始终无法知晓玉衣的奥秘。直至满城汉墓这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的发现，才使这一千古之谜真相大白。 在西汉形成的玉文化是中国上古文明中的一种古典文化，它本身是成熟的，典范的，是后世无法超越的。 三国初年，随着东汉帝国的崩溃和儒家因“不周世用”而式微，礼玉制度渐渐衰落。魏晋以后，胡汉文化激烈冲突，传统礼乐文化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挑战。但是，儒家礼玉制度的衰落并不等于中国玉文化的衰亡。在此时期，能够体现中国玉文化内涵的道教用玉方式（包括食玉、葬玉、法器等）成为中国玉文化的支流，它不仅使中国玉文化在低潮期不致断流，而且使其在功能转换中再一次顽强地展示出它的生命力，并在宗教的神秘氛围中得到加强。隋唐以降，随着更大规模的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儒、释、道合流，吸收了释、道思想的儒家又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而中国玉文化则有选择地继承了上古礼玉制度，走向下一个——也是中国玉文化史上的最后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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