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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穆涛 历史的学名叫“春秋”，这是圣人的譬喻，“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为什么把历史叫春秋，而不叫冬夏？我琢磨出这么几层意思： 一、当时是小国政治年代，叫诸侯国，只是比今天的县稍宽敞些，人口也稀疏。据行家估算，当时全国仅二千万人口，比今天的台湾人口还要少四分之一。但是国家数量多，西周时期最多将近八百个，仅山东境内就有四十多个，周室东迁后，《左传》有记载的仍超过一百二十个。小国寡民在弱肉强食的环境里过日子，如危地里的庄稼，春种秋收，得一茬是一茬，说不出可持续发展的松心话。如果当年也是今天的一统天下，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大物博，凭孔圣人的智慧，不会叫春秋的，会换另外的视角，可能会叫天空，或海洋什么的。 二、冬夏两季表层的东西多，春秋两季深层的变化多，不确定因素多。物如此，人和社会亦如此。 三、春天是播种，是开始，是动机。孔子很看重动机，他在《论语?为政》里说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与政治貌似不相关，但有一个关键处是相通的，就是“思无邪”，心术要正，动机要纯，出发点要端庄。秋天是收获，是结果。从动机里看居心，在结果中察得失。一个朝代是怎么拉开帷幕的？又是怎么谢幕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蕴藏其中的东西才是这个朝代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用刘知几《史通》里的话说，“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所惧的，正是《春秋》笔法，明察秋毫，微言大义。 四、依农历天时，冬夏叫至，春秋称分，老话叫“日夜分”，分是分明，指的是昼夜平分，白天和黑夜基本持平。审视历史要一碗水端平，要公允，不能挟私用假。“临流无限澄清志，驱却邪螭净海波。” 五、上边写的四款，都是我的瞎琢磨。据王力先生考据，西周早期，再溯以前，一年只分春秋二时，讲春秋，就意味着全年。郑玄笺注“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为“春秋犹言四时也”。 读史讲致用，温故为知新。温故讲究读史方法，温这个词用得恰当。历史原本已经死去了，只有读活了才可能出新价值。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课本”，有五千年的厚度，很难读，城府深，色调沉，像一个人板着脸孔，古板，刻板，缺情少趣且苦辣，对，是苦辣。像冬天里喝烧酒，要“温”一下口感才稍好些。 我们的历史不太好读的原因，有两点最具中国特色。 一、历史是断代的。 二、既有帝王术，还有宰相术，两条线索并行，却不是双轨制，是连体的两个人，既互动，也互相牵扯。 截止于清朝，中国有两种国家体制形态，一种是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简单的联邦制——分封建国。周朝鼎盛的时候，有近八百个“加盟共和国”。还有一种就是秦始皇开创的帝国制。这两种国家体制形态都是在陕西这片土地上开创的，陕西被称为“三秦大地”，这个“大”字，陕西这片土地还是承受得住的。但秦朝以降，二十几个朝代的更替不是禅让，不是竞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淘汰，而是革命，是流血牺牲，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打碎了之后重建。这是中国历史叫断代史的原因。读历史读到断裂地带要小心，要提高警惕，要记住两句名言，“一朝天子一朝臣”“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革命年代是以胜负论英雄的，基本不管青红皂白。 中国的皇帝，因为是家庭承包制，业务水平差距比较大。像抛物线，高和低的落差很悬殊。但中国的宰相们，基本保持在一条相对高的水准线上。好皇帝和劣皇帝，差别在业务能力上。好宰相和劣宰相，差别不在业务能力，而是心态、心地和心术。 政治里的好和劣是复杂的，心态，心地，心术更复杂，正是这些，愁煞着史官，但也彰显着史官的眼力和人格魅力。 摘自穆涛《先前的风气》，原题《历史的学名叫“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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