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讲述自己所遇的一个语文老师的故事

     回望我羞涩沉默的少年时代，几乎所有光荣与梦想的记忆都和语文课相关。
     我的偏科几乎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除了交上去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在班上念之外，别的科目差不多一无所长。进入中学之前，我一直是个不大被鼓励的学生，直到初二的时候，一位特别欣赏我的老师让我做了语文课代表。
    我在一所非常普通的中学里遇见了这位不寻常的老师。他个子小小的，秃顶。教了二十年的书还是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指间总是夹着一只红色有机玻璃的小烟嘴，进课堂前才扔烟头，然后指间换上粉笔，在黑板上留下一大片气象豪奢华美的板书。到今天，我仍然不能用潇洒道劲之类的词汇去形容他的字，只觉得逸气逼人，挥洒得铺天盖地一片才子性情。
     王老师读书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才子，据说要留在北大中文系的，毕业前到中学实习，正好赶上文革开始，北大就没有留校教师这一说了。于是他就一直在实习的这个学校教下去，直到我懵懵懂懂地进到他的班上。
    王老师说他有个梦想，就是从自己的手里送出去个中文系的大学生，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念成大学，所以老师就特别在意每一届班上语文好的苗子。
    我这样一个偏科的孩子就在这个时候被他任命为语文课代表。
    他会给我带很多很多补充材料。我在那一年里几乎天天读古文，大量地背诵，并且一次次地在课堂上发言。王老师把我带到他的家里，在南锣鼓巷那个大杂院一间低矮的小平房中，我看见中药房药柜似的资料柜贴着斑驳的墙壁，那一柜子卡片，在小小抽屉里一张张密密实实地挤在一起。斜阳很温柔地照进来，逼仄的小屋一端是美丽的师母安祥地缝被子，另一端是老师给我讲怎么做学术卡片……
    高中，我考进北京四中。
    妈妈去给我办手续，回来告诉我，王老师流着眼泪跟她说：“我的梦又碎了，这孩子不能从我手里进中文系了，我等了多少年啊……四中是好学校，让孩子去吧。”
    真的读了中文系以后，老师很高兴，那时候他更苍老了，还是那样神采飞扬地跟我聊古文，只不过常常被一阵阵剧烈的咳嗽打断。
    80年代中期的中文系大量西方文艺理论的译著成为学生们最热门的关注点。到大三的时候，我几乎决定报考文艺学的研究生，就在这时候，传来王老师住院的消息——肺癌晚期。消瘦的王老师躺在雪白的被单下，已经说不出话了，我拉着他的手，骨瘦如柴。我明白离别的时刻就这样临近了。我能说什么呢？我的语文老师，曾经用生命提携并且期待着我的语文老师……我哽咽着对他说出了一句话：“老师，我报考古典文学的研究生。”老师的手突然一下子抓紧了我，从浓重的痰音间挤出了一个字：“好！”
    一周后，我正式报名时，老师辞世。师母说，那个“好”字是他留在世界上最后的言语。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一生中总有几个人，像钉子一样守候在命运的岔路口，一瞬间就决定了生命的方向，于流光中迤逦引远的时候，他们的音容寂然，镌刻在了我心底不能惊动的地方。站在最远处的这个人，就是我的语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