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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 ：@文史知识杂志 官方网站：中华书局/文史知识 哥舒翰为何变节 《新唐书·哥舒翰传》中说哥舒翰为突骑施酋长哥舒部的后裔，母亲为于阗王之女。父亲哥舒道元曾为安西都护将军、赤水军使，世居安西。哥舒翰年少时以恩荫补效毂府果毅，因为“家富于财，任侠重然诺，纵蒱酒长安市”。同时，“翰能读《左氏春秋》《汉书》，通大义”。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哥舒翰年少时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同时因为种族与其父为官的缘故，哥舒翰有着草原民族豪爽、仗义的性格，且又受到汉文化影响，也有汉族传统文化中深明大义、重义轻利的性格特征，由此可以发现哥舒翰是文化融合的典范性人物。但因为生活较为安逸，哥舒翰在四十岁前不曾有任何突出事迹。这是他生平经历的第一阶段。 哥舒翰作为唐廷一位高级将领，不可能与当时政治环境分开，要分析其投降原因，还要考察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如何。胡宝华先生提出“了解古代君主社会的政治环境如何，最合适的观察角度，首先应该是君臣关系。其次是那些具有监督皇权和国家制度运作职能的相关机构与措施”（《浅析唐代君主政治生态与制度文明》，《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接下来我们便从这两方面对哥舒翰所处的唐廷政治环境进行一下分析。 （一）哥舒翰与唐玄宗的关系 哥舒翰虽以恩荫进入唐廷开始其政治生涯，但真正进入到政权核心地带还是在天宝六年击败吐蕃、玄宗诏其入宫后，“与语悦之，遂以为鸿胪卿，兼西平郡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田副大使，知节度事”（《旧唐书·哥舒翰传》）。之后又“请以己官爵赎忠嗣罪”而“朝廷称其义”（《新唐书·哥舒翰传》）。从此，哥舒翰在朝廷中的声望日益高涨。此时的玄宗欣赏哥舒翰的才能与胆识，哥舒翰也感谢玄宗的知遇之恩，两人的关系处于蜜月期。而在此后的时间里，哥舒翰长期驻扎在西北边疆，通过石堡城之战，“吐蕃在河陇地区经受了沉重的打击，完全丧失攻势；唐王朝则不再局限于防守，而是振奋军心，向对方展开全面进攻”（李晓伟《哥舒翰与石堡城之战》，《社科纵横》1997年第6期）。可以说这一战解决了玄宗多年的心头之患，哥舒翰得到重赏也是情理之中。而此时安禄山也凭借在东北地区对奚与契丹战争的胜利，得到了玄宗的赏识。此时朝中因李林甫的强势专权，使安禄山“独惮林甫，每见，虽盛冬，常汗沾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宝十年”条），“国忠素惮林甫”（同上，“唐玄宗天宝十一年”条）。这两位玄宗最为欣赏的官员都如此，便不难想象其他官员了，所以日后两大权臣的矛盾因李林甫的强势而没有显现。但随着天宝十一年李林甫去世，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便爆发出来。但玄宗似乎对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并不关心，反而对安禄山、哥舒翰之间的矛盾颇为在意。但玄宗的调解并没有起到作用，自此哥舒翰便长期驻扎边疆，而与玄宗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生疏。一直到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要求哥舒翰带兵平叛，但哥舒翰此时却只想在家赋闲不愿出兵，而在其被迫出兵后，玄宗又听信杨国忠建议而不听哥舒翰之策，强令哥舒翰出兵进攻，最终导致兵败被俘。这一阶段可以看到玄宗与哥舒翰关系已由皇帝近臣变成普通君臣。而此前与其地位相当的杨国忠却一跃而成朝中首屈一指的权臣。虽然杨国忠此前与哥舒翰联盟共同对抗安禄山，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哥舒翰先是除掉了安思顺，这让杨国忠“由是始畏翰”（《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肃宗至德元年”条），随后哥舒翰军中又有诛杀杨国忠的建议，虽然“翰不应”，但“国忠大惧”（《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元年”条）。这样的君臣关系和与朝中权臣关系的恶化，也预示着哥舒翰最终的悲剧命运。 （二）安史乱前唐廷的政权监督状况 安史乱前，唐廷一直处于权相专政的时代，先是张九龄，后是李林甫。但从历史评价来看，李林甫成了要为唐代衰败负主责的人物之一。唐元和年间，宰相崔群评价说：“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旧唐书·崔群传》）但宋社洪认为：“唐玄宗朝社会经济的变化要求改革宰相制度，集权于主相。”“当然，是那种忠于皇权，代表皇权，使皇帝放心而感到‘不专’的专权。”（《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再探讨》，《文史哲》2004年第6期）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李林甫的所做所为其实是得到玄宗认可的，他是玄宗的代言人。 李林甫有了皇帝作靠山后，为了巩固自身势力，便对朝中制度破坏十分猛烈。比如他对唐廷监察制度的破坏。《资治通鉴》记载：“初，李林甫为相，谏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则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须大夫同署。”（卷二一九“唐肃宗至德元年”条）这条记载可以看到李林甫为相时，谏官如要向皇帝提出建议，都需先向宰相汇报，如果汇报完毕还要向宰相说明所谏何事，这样宰相便可控制对自身不利的建议。但这样的谏言也就起不到监督朝政的作用了。同时在御史制度方面，“玄宗后期，由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御史弹劾的事例就很少见了”（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55页）。所以说在天宝末年，唐廷几乎没有任何对宰相有效的监督方式。同时李林甫还改变起居注的记录方式：“开元初，复诏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随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专权，又废。”（《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文宗开成四年”条）开元初，唐代修起居注是要求修史官可随宰相进入到内殿记录宰相向皇帝汇报的机务，这样史官便可以接触到唐廷的核心政务。但李林甫专政后废除此制度，这样也就没有宰相以外的人可以接触到自己汇报的核心政务，由此可以直接影响到皇帝的政策决断。李林甫的权势凭借此两种方式有了制度性的规定。故而当时有观点认为“李林甫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达，蒙蔽喑呜，卒成幸蜀之祸”（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代宗大历元年”条）。而且这两条制度性改变都延续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也就是一直到哥舒翰投降前，整个唐廷一直处于宰相权力无有效制度监督的状况，这成为了在李林甫去世后，杨国忠擅权的原因之一。而哥舒翰投降不能说与此混乱局面毫无关系。 由以上两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哥舒翰在投降前，他所处的政治环境是极为糟糕的。他与玄宗关系渐行渐远，朝中也出现了奸相擅权的现象。这些状况的出现肯定会让从小就心高气傲的哥舒翰心理出现巨大落差，但这种落差为何会让哥舒翰做出了投降的行为呢？这是接下来需要考究的。 天宝十四年，哥舒翰养病期间被玄宗征召平叛驻守潼关后，至德元年，安禄山建立大燕政权。正月乙丑，安禄山派遣其子安庆绪发兵进攻潼关，但却让哥舒翰击败。哥舒翰此时采取坚决防守的政策，如果这一政策长期坚持下去，安禄山叛军迟早会因为给养和军心问题崩溃，这让安禄山“大惧，召高尚、严庄诟之曰：‘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但此时唐廷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称“会有告崔乾祐在陕，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于是“上遣使趣哥舒翰进兵复陕、洛”。看到这种策略，哥舒翰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叛军的一种计谋，“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郭子仪、李光弼也劝玄宗：“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元年”条）但此时的朝中政治环境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极为混乱，在杨国忠专权的情况下，玄宗哪还能够知晓真实情况呢？所以哥舒翰引军出关后兵败。一开始哥舒翰有着坚决不降敌的意志，在火拔归仁要求其逃走的情况下，哥舒翰却说“吾宁效仙芝死，汝舍我”（《新唐书·哥舒翰传》）。但却被火拔归仁执意押往洛阳，到了洛阳后，哥舒翰却拜倒在昔日敌人的脚下。安禄山责问哥舒翰：“汝常易我，今何如？”哥舒翰此时却表现得十分没有廉耻感。他说：“陛下拨乱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门，来瑱在河南，鲁炅在南阳，臣为陛下以尺书招之，三面可平。”（同上） 为何哥舒翰在到达洛阳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笔者分析，首先是哥舒翰的心态有所变化。前面在分析生平经历时，提到哥舒翰四十岁时，其父去世，他曾经一度还愿留在京城，继续过原来那种生活，但长安尉对他的无礼最终促使他做出改变。由此可见哥舒翰属于那种只要周边环境对他造成的影响没有侵犯其尊严的底线，一般都可以接受，但一旦突破其底线，便会做出改变。投降一事也有类似情况，皇帝不信任，身边将领争权夺势，生活作风腐化堕落。这些都让长期驻扎在西北、奋勇杀敌保卫国家的哥舒翰无法忍受。虽然史书并无哥舒翰如何对朝廷不满的记载，但高适作为长期生活在哥舒翰身边、并且随哥舒翰驻守潼关的人员，留下的《陈潼关败亡形势疏》可以作为旁证： 仆射哥舒翰，忠义感激，臣颇知之。然疾病沉顿，智力俱竭。监军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蒲饮酒，不恤军务。蕃军及秦陇武士，盛夏五六月于赤日之中，仓食米饭，且犹不足，欲其勇战，安可得乎？故有望敌散亡，临阵翻动，万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阳之军，鲁炅、何履光、赵国珍各皆持节，监军等数人更相用事，宁有是战而能必胜哉？臣与国忠故争，终不见纳。陛下因此履巴山剑阁之险，西幸蜀中，避其虿毒，未足为耻也。 （《全唐文》卷三五七） 这篇文章的措辞十分激愤，并且强烈抨击了当时的一些弊政。哥舒翰身边的人都如此看待当朝的一些不公，而作为受害者，想必哥舒翰对这种现象的不满情绪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可以想见，当哥舒翰被俘后，在火拔归仁等人一直向哥舒翰提封常清、高仙芝等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后，哥舒翰心态发生变化也是情理之中，这样他到洛阳后臣服于安禄山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次是安禄山的所作所为使哥舒翰有了认同感。安禄山作为一名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粟特人，却有着重视人才的品质。安禄山虽然生性残暴，但每下一城却总是拼命招揽人才，比如安禄山曾“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郡”（《新唐书·郑虔传》）。在攻下两京之后，“儒生士子，被胁从、怀苟且者多矣；去逆效顺，毁家为国者少焉”（《旧唐书·崔光远传》），这都与安禄山的重视人才政策有关。而哥舒翰对能够赏识自己的人十分忠诚。此前王忠嗣提拔他，他便愿用自己的官爵替其赎罪；玄宗赏识自己，他便能够替唐朝一直把守边疆，并在养病期间忍辱负重带兵平叛。此时安禄山在听完自己的策略后，也赏识自己，便对安禄山也十分忠心。他在被囚禁后并没有积极寻求解脱，而是愿意一直被囚禁，直到被杀。这一方面与哥舒翰身体不好和年龄偏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此前提到的哥舒翰不愿做出变化的心理特征有关，同时也与对赏识自己的人忠心不无关系。 最后，哥舒翰与安禄山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样水火不容。哥舒翰最初与安禄山的兄弟安思顺一起驻扎西北，但哥舒翰却不知何故与安思顺关系一直不融洽，“为大斗军副使，佐安思顺，不相上下”（《新唐书·哥舒翰传》）。安禄山因与安思顺为兄弟关系，所以肯定要与哥舒翰划清界限。但安禄山、哥舒翰二人长期天各一方，都无意互相为敌，所以当玄宗尝试化解纠纷时，两人都是配合的状态。安禄山先说：“我父是胡，母是突阙；公父是突阙，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哥舒翰回应说：“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安禄山以为是辱骂自己，便十分生气，哥舒翰欲作出回应，被高力士拦下，最终导致两人关系彻底破裂（参《旧唐书·哥舒翰传》）。并且据黄永年先生分析，因“安禄山家世贫贱，幼经流离，未尝学问，其不解哥舒翰之喻自亦固然。然不可解也，不解又何以致怒？岂非当时社会本有以野狐讥西胡之习惯。故野狐之喻在突厥之哥舒翰为失言，在西胡之安禄山则认为针对自身之讥刺，不容不大怒矣”（《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东南日报》1948年3月10日）。由此可见，两人起争执只是文化背景差异引起的误会。所以可以说两人的关系不和是因为安思顺与一点小误会引起，在安思顺与安禄山关系破裂，后被哥舒翰诬陷致死之后，这点原因也就消弭了。而剩下的误会在更大利益面前也就不会成为阻碍两人关系的绊脚石了。同时，两人此时也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杨国忠。哥舒翰兵败是因为杨国忠的谗言，而安禄山叛变有被杨国忠逼迫的缘由，并且其起兵也是打着诛杀杨国忠的口号，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交际法则下，两人冰释前嫌也就很自然了。 由上述三点分析来看，哥舒翰投敌一方面是受到部下的胁迫，但更为主要的还是自身在唐廷所处的地位变化让其感到无法忍受，同时又有感于安禄山的赏识，最终归顺安禄山。 潼关之败、哥舒翰叛节可以说震动了整个唐朝政权，玄宗往西南逃跑，太子则往西北。安禄山叛军顺利攻入长安，之后“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元年”条）。唐廷也有大批官员投降，比如陈希烈、张均与张垍。而当时的唐代社会并没有对哥舒翰叛节进行太多评价，更多的是因为其战败而做的批评。比如杜甫的《至德元载公自鄜州赴朝廷遂陷贼中在蓝田县所作》“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与《潼关吏》“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而哥舒翰投降之后曾经希望对鲁炅、李光弼、来瑱进行招降，但只得到了“诸将皆让翰不死节”（《新唐书·哥舒翰传》）的回复。但这些回复也都只是对叛将招降的一般性回复，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批评。而史书中也不见其他将领对其有过何种批评的记载。 相反，唐廷官方对哥舒翰叛节一事表现得极为宽大，不光其子哥舒曜一直保持在唐廷中的官职，没有遭到贬黜或者杀害，甚至跟随李光弼参与了平叛战争；而且哥舒翰还被“赠太尉，谥曰武愍”（同上）。这应该算是唐廷对哥舒翰的官方评价，太尉为正一品，虽无实职，但地位颇高，哥舒翰被赠此职可以说是唐廷对他功绩的一种肯定；而谥号中的“武”是对其戎马一生的肯定，“愍”则是对其叛节这种不光彩行为的委婉表达，但并不属于恶谥。这或许是唐廷对自己策略失败导致哥舒翰被俘的一种悔恨吧！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一一本文选自《文史知识》2016年第5期“人物春秋”栏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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