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声明：
德川幕府锁国 所谓万物皆究其根，德川幕府的锁国，应先从它的根源说起。锁国的根源，主要的无非是幕府与天主教的矛盾。 可以说早在丰臣秀吉统治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初步的锁国。1580年，曾受洗礼的肥前国大村的领主大村纯忠，把十年前开港并正在发展为日本西部最大贸易港口的长崎，与其附近的茂木一起捐赠给耶酥会，允许耶酥会在日本领土上拥有属于教会的基地。传教士们为了大规模进行传教，便采取强制手段，先让国、郡的统治者信教，再让他们发出命令迫使居民悉数入教，骚扰及于各地。西方势力的野心膨胀使丰臣秀吉有所警觉，1587年丰臣秀吉改变初衷，宣布了《禁教令》，开始逮捕传教士和部分信徒。1588年再次发布命令驱逐传教士，并从耶酥会手中收回了长崎与茂木。但是，传教士策划继续赖着不走，问题便留到了德川家康统治的时代。 德川家康统一天下之后，由于深悉传教与贸易的关系，最初德川政权对西方宗教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以便维持与西方的经济贸易关系。但是天主教在日本传的教事业的发展逐渐的扩大了教会和幕府之间的矛盾。从幕府的立场看，天主教在两个方面是和幕府统治根本对立的。首先，天主教教义上坚持上帝是最高权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和以将军为最高主宰、严分身份等级的幕藩体制完全不同，并且完全相抵触；天主教排斥异教，否定神佛信仰，认为上帝是天地万物之主，应该服从上帝，而不应该服从父母、主人、君主。这对自称“神国”的日本和被尊为“东照大神化身”的德川统治者来说，更不能容忍；此外，天主教反对日本武士的切腹、多妻制，都直接和日本统治阶级的传统对立。其次，教会活动的性质也日益增加幕府的恐惧。西方殖民主义者一贯利用天主教会充当它侵略扩张的工具，这是当时日本人在东南亚目睹的事实。而当时新教国英、荷商人为压倒竞争者，不断中伤西、葡，说两国教士在利用教民征服日本。幕府联想到不久前佛教一向宗领导长达11年的农民起义(公元1570年—公元1580年)，深恐丰臣氏遗族及反德川势力利用天主教徒的组织力量发动暴乱。同时天主教徒在受到权力的镇压时那种不怕死的行为使幕府畏惧，深恐“把日本变为魔国”，于是决心采取强力措施来扑灭天主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德川幕府锁国的基本过程。 一、锁国的第一步：禁教 幕府为消灭丰臣遗族，决定禁绝天主教的活动。当时幕府已认可由信奉新教的荷、英商人保证的外贸利润，所以对天主教的主要支持者西葡两国在日本的势力不予重视。庆长17年(公元1612年)3月，断然发出禁教令，以幕府直辖领地的都市(静冈、江户、京都、长崎)为对象，公元1613年又下令全国禁教。幕府的“教渝书”指出：“日本，神国、佛国也。基督教徒党传邪法，谋政变以夺国，违法令，谤神佛，礼拜罪人(指耶酥)，祟倍有加，应予严禁。”同时在京都、伏见、大扳、界等地破坏教堂，逮捕教民，强迫改宗。庆长19年(公元1614年)，各地诸侯对教士和教徒全面镇压。同年9月，明石(神户附近)地方有名的丰臣派天主教诸侯高山右近等148名教徒拒绝改宗，被判处流放到马尼拉。京都、长崎、大阪等地拒绝改宗的，捆缚在草席和蒲包里，露出脑袋游街。妇女被棵体示众，或送往妓院当妓女。这些对教徒的人身侮辱和剥夺身份是日本封建社会惯用的野蛮刑罚。据帕?杰斯的《日本天主教史》说，有些男女教徒毫不留恋地将自己包在蒲包里，挤进犯人行列，表示舍身殉教决心。当时信徒中武士多，特别在西南诸藩，这也许是禁教初期幕府采用身份刑的理由。幕府发现消灭大坂丰臣势力的两次决战(公元1614年冬、公元1615年夏)中，教徒参加丰臣一方，于是决心禁绝天主教，以肃清反幕力量。诸侯慑于幕府威势，怕蒙丰臣派罪名，相继出具改宗字据，转而镇压天主教。诸侯的家臣、武士、农民，也根据主从关系，分别向所月上司提出“不背主义”字据，作为改宗理由。各级武士还得层层向上司递交保证部下及家属非教徒或改宗的证明。由此幕府掌握了对全国武士和人民思想的统治实权。 各地诸侯为保全身分地位，都对教徒进行迫害。估计从元和5年(公元1619年)到宽水12年(公元1635年)，被处刑的日本教徒为数约达28万人。刑罚极其残忍，结果大部教徒被迫改宗。但仍有一部坚持信仰，参加称为“组”、“讲”及“众会”等秘密的信教组织。这些教徒被捕处刑时，还迷信“抵抗而被杀就不算殉教”的教条，毫不抵抗地死去。由此幕府更加感到天主教的危险，宽水5年(公元1628年)起，越发加强禁教，甚至实施“踏绘”的办法。但迫害愈厉害，反抗力量也愈大，不久就在长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岛原起义。 二、锁国的急先锋：宽永禁令 德川幕府的对外政策由积极的贸易开放转变为闭关锁国，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天主教问题，这涉及从思想意识直至政治和国防的重大关系，必须加以禁绝，包括断绝日本和海外的交通，已如上述。其次，就是贸易统制问题，这关系到幕藩封建统治的基础。对外贸易发达必然促进国内工商业繁荣，从而破坏自给自足的领主经济。加以西南诸侯和豪商经营外贸日趋富强，也威胁幕府安全，因此必须统制外贸。幕府为保证其封建剥削体系，必须在小农经营的条件下，榨取实物地租，通过货币经济，促进农业的再生产。幕府于公元1630年起积极建设三都(京都、江户、大扳)，扶植特权商人，奖励各地商业性国产物的生产，使三都起中央市场的作用，由此控制了全国经济。与此同时，开始实行全面锁国，逐步限制并独占了对外贸易。 幕府的锁国政策是逐步展开的。如上所述，公元1616年即所谓元和2年禁令只是禁止外船(除明船外)在乎户、长崎两港以外靠岸。公元1620年，禁日人搭乘外船航海及输出武器；公元1622年屠杀外籍及日本教士后，次年驱逐葡人出境；公元1624年禁止西斑牙人来日通商。宽永10、11年(公元1633年——公元1634年)，幕府发布第一、第二两次锁国令，实行“奉书船”制度。规定除持有特许证的船外，严禁日人日船出国。同时，严格统制外贸，外船来日本，立刻受监视，限期交易，到期离境，丝价由长崎确定(其他商品按生丝标准定价)，禁止官吏直接购买外货，还严令拘捕西、葡籍(南蛮人)教士，规定告发教士者的奖励办法。结果朱印船贸易只为幕府特许商角仓、茶屋(京都)、末吉(大阪)，三浦按针等七家独占。生丝特许证制由界、长崎、京都及江户、大坂的商人加强了统制。宽水12年(公元1635年)发布第三次锁国令；禁止包括特许船在内一切日船驶往海外，侨外日人归国者，不问理由一律处死。宽水13年(公元1636年)发布第四次锁国令，除第一次禁令内容外，又增加了西、葡人在长崎所生子女及收留或匿救这些混血儿童的人一律处死的罚则，以及加强搜捕外籍教士的规定。这样，随着禁教而加强的外贸统制逐步严厉，经过岛原起义的镇压，最后完成了德川锁国的体制。锁国体制的成立意味着国家垄断海外贸易关系的形成，它和日本对朝鲜、琉球、阿伊努(北海道)的华夷秩序建立一起，成为幕藩体制国际关系的准则。 三、锁国的完成：正德新令 在德川幕府不断加大锁国力度的同时，长崎地区的岛原、天草两地一些教众因为不满所受的压迫，起来反抗，历史上称为岛原起义。 通过岛原起义，德川幕府不单认识到对外贸易对封建经济的威胁，而且更理解到外来宗教对幕藩统治的威胁，由此实行持续200多年的锁国体制。宽水16年(公元1639年)幕府发布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锁国令。全面禁止外船来日，命各藩检查航行船只，提高密告外船走私入境者以3倍的奖金，并禁绝国外教会对日本教民的一切联系与影响。宽永18年(公元1641年)，将同基督教传教无关的荷兰人一律转移到长崎的出岛，限制外文书籍进口，连朱印船贸易也禁止了。日商受重大损失而破产。锁国后，幕府只限长崎一港，准许中国、荷兰船舶通航，独占了与日本的的贸易。由此日本的外交和贸易全部被置于幕府统制下。输入品中占重要位置的生丝交易则被持有生丝特许证的豪商集团(“丝割符仲间”)独占。 锁国时因贸易额没有限制，所以奢侈品的输入，金银铜外流的趋势，长期没有变化。但金银铜的产量渐减，继续外流会减少国内通货，贞享2年(公元1685年)后，不断限制贸易额并取缔走私。正德5年(公元1715年5)，幕府颁布“海舶互市新例”(正德新令)，对贸易限制作了全面安排。规定每年中国船限30艘，银6000贯；荷兰船限2艘，银3000贯。这一限额一直实施到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此后，金银生产减少，国内产业发达，丝、糖、工艺品等重要进口货浙能自给，外贸额自然下降。 整个锁国时代(公元1633年—公元1857年)幕府强迫天主教徒改宗佛教。如上所述，每个日本人都必须固定一个寺庙作为他的“擅那寺”由寺院证明他是某一佛教宗派的信徒。寺院掌握了信徒的“改宗户籍”，成为幕府统治人民的工具之一。当时称这样的制度为“寺请”或“擅家”制度。 以上，主要简述了德川幕府锁国的根源和锁国的过程，下面就幕府的锁国所造成的影响具体讨论一下。 公元17世纪西欧殖民主义者东侵，印度、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等国相继沦为殖民地。东亚还保持独立的中日两国，国内商品货币经济都开始发达，阶级分化，反封建斗争逐渐高涨。统治阶级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商品经济，镇压人民斗争，同时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文化活动，特别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结合，采取了严厉防范的方针。对外贸易，一般都由政府独占，作为国家财源之一。为此取缔国内外走私商人，形成了一套锁国政策。中日两国所不同的是，明清两代统治者使官营贸易表现为传统的朝贡形式，其他往来一律禁绝。日本的锁国则采取积极防止旧教国的侵略，禁绝天主教，取缔海盗和独占海外贸易。两者都是封建集权国家为克服内外矛盾，维护统治而执行的闭关自守政策。东亚国家沦为殖民地较晚，是由于坚持锁国，特别是日本因锁国而使幕府得以维持两个半世纪的独立统一的政权。因长期的和平，多少给日本以封建生产力发达的条件。 正是由于中日两国的不同情况，才使出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锁国，也正是这样，两国的锁国就造成了不同的后果和影响。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战国时代开始，已经经历了数千年，早在唐代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颠峰。而日本却由于过长的奴隶社会，导致进入封建社会比较晚，现在关于日本究竟何时进入封建社会颇有争论，其中比较可信的应该是唐朝中期，而且，日本初期的封建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并且有很大的奴隶制遗留，到战国时代，可以说封建制度刚刚成熟，但是还不稳定，如果任由西方殖民势力发展，那么，日本必将沦落为完全意义上的殖民地。对于日本幕藩统治阶级来说，锁国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当时日本国内外条件下，不锁国便很难维持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和不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同时幕府由于严格控制对外贸易，还迫使国内商工业完全屈从于封建势力，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防止武士同农民结合起来进行反抗。另外一个方面，由于幕府的锁国，日本自身的政治、文化体系也得以保留和进一步发展。日本很多著名的文化体系，例如德川幕府统治中期的元禄文化，可以说实际上是因为幕府的锁国才得以形成。德川幕府锁国的两百多年中一大部分是日本封建社会走向颠峰的时代。 上面已经论述，德川幕府的锁国，对于整个日本社会来说，使封建制走向成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资本主义萌芽在德川幕府统治中期自然的形成，而没有受到外来势力的迫害，到幕末，日本的资本主义资产和一些初级体系已经发展的十分成熟了，而随后的开国之所以非常之顺利，可以说大部分是因为以上的原因，而造成这些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德川幕府的锁国。 从这一方面再把日本与中国对比一下。上面已经谈到，中国有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并且在它早就应该灭亡的时候，仍然控制着神州大地。当时的封建制度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实质上的发展，只能暴露出它的弊端。所以，中国的锁国是拒绝先进的行为，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性质上可以说并不比西方落后多少。所以，从实力上来看，当时西方殖民者不可能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但是他们为了获得利益，仍然会最大程度的与中国通商，而通商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西方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的输入。而日本由于同样是畸形，当时性质与中国完全相反的，极其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决定了它不可能有足够的实力来抵制殖民者的侵蚀，而幕府本来为维护自己利益的锁国，却不自觉的帮了一个大忙。 这里也许有人要说了，难道日本不能越过封建社会的后半段，直接跨入资本主义社会吗？现在的中国不就是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的吗？这到是不假，不过跨越时空阶段是要有足够基础的，首先，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是由于领导者的相对先进性，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当时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争斗，无暇顾及中国，而当时的苏联，在早些时候又给中国一很大的庇护。由此可见，中国当时内因、外因都已经成熟，而这些方面，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一个也不具备。所以，日本如果继续向殖民者“开放”，那么，所导致的结果决不是跳跃发展，而是殖民地的不尽苦海。 当然，锁国也有很大的不利之处，锁国本身必定严重阻碍商工业的发展，但是有人说锁国堵塞西方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的输入，延缓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生，使日本的近代化比西方足足落后了2个多世纪。这却不尽然，因为当时依日本尚且不太健全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很好的发展商工业的，另外，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根本目的是利益，而利益的来源，从表面上来看，是经商、传教，本质上来看，还是殖民侵略。如果没有锁国的话，西方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确实会输入早一些日本，但掌握他们的却不是日本自己，而仍然是统治日本的殖民者。这一点可以通过与亚洲其余在当时已经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相对比而得出。当然，日本在社会性质上比那些国家要先进一点，却远远落后于中国，更不要说西方。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德川幕府的锁国在前期是有利的，在后期是有害的。这也不无道理，不过却也十分模糊。什么是前期？什么又是后期呢？其实，并不用这样去看，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德川幕府的锁国从一开始就具有有利和不利的两面，当时因为代表不利的“堵塞西方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的输入”对落后的日本封建社会并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总的来看，德川幕府的锁国是利大于弊。而在幕府统治的中后期，日本的封建社会得以充分发展，并自然的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虽然这时日本已经落后西方很多，但是仍然大大好于“揠苗助长”。而幕末之后的“开国”，上面已经论述了，基本上是间接因为锁国。由于在锁国二百余年的发展，日本的“民智”已开，已经具备了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条件。正因为这样，日本才没有向中国那样“开国”之后沦为半殖民地，而列强在开国后日本所获得的利益，又因为日本已经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从另一个方面加快了日本的发展，也就是这样，日本才在短短的几十年，一越成为世界强国。所以，日本的锁国来的及时，开国也来的及时，正因为开国的及时，证明了锁国并没有“浪费”日本的时间。锁国无论在初期，还是中后期，给日本社会所带来的益处，都大于不利之处，只不过是两者渐渐平衡，当不利之处稍占上风的时候，锁国也就相应的结束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