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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兰学，是指江户时期18～19世纪黑船事件日本开国前对荷兰语与西方技术研究的一系列学问，统称兰学；兰学在一定程度上与明朝中晚期的西学东渐思想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本文主要分析日本兰学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通常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称作近代史开端，由此东西方差距拉大；14～17世纪，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虽然在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旗号，但是主要是抨击中世纪的腐朽思想；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西方国家通过地理大发现，打开了西方人的视野，世界由分散逐渐走向整体；1521年明葡屯门海战和1543年葡萄牙商船停靠日本就是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发现的产物；17～19世纪，随着一系列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和工业革命的成功，欧洲各方面走向世界前列，走向了对亚非国家的殖民掠夺的道路。兰学确切来说可以追溯到日本的战国时代，当时叫做南蛮文化;1543年葡萄牙商船因遭遇风暴停靠日本九州，因为船上携带了大量的西方火器，因此被日本称为“铁炮传来记”事件，开启日本与西方交往的序幕。安土桃山时代，有“日本战国三杰”之一著称的织田信长支持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同时鼓励对外贸易，史称“南蛮贸易”，西方的先进技术及思想源源不断传人日本，开拓了日本人的眼界，同时客观上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织田信长在城防方面大量采用西方火器，击败了武田信玄的“铁骑队”。在丰臣秀吉的时代，随着政局逐渐走向稳定，日本国内开始逐渐收紧对天主教开放的态度，但是由于丰臣秀吉在后期一直顾及朝鲜半岛的战局，所以在天主教方面并没有采取大规模严格措施，西方文化通过传教士形成南蛮文化，随着荷兰人东进和日本德川幕府的建立，南蛮文化逐渐演变为兰学。
随着丰臣秀吉在朝鲜的战败和关原合战德川家康的胜利及德川幕府的建立（关原合战天主教支持丰臣氏），德川幕府统一全国后，迅速取缔天主教，大力镇压天主教发展。由于荷兰与日本交往期间并没有大规模传教活动，且荷兰人仅注重贸易活动，所以没有禁止与荷兰的贸易。1613年，德川幕府下令全国禁教；1623年到1624年相继宣布与西班牙葡萄牙禁止通商。1639年幕府颁发“锁国令”，日本正式走向闭关锁国；仅保持与荷兰的贸易关系。江户幕府作为禁教政策的一环而采取的禁书制度极其严格。所谓禁书，就是只用中文书写印刷的宣传基督教义的书籍。这些书籍禁止传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许贸易。1692 年幕府在长崎奉行之下设书物改役一职，专司调查境外传来的书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内容，没有的方可输入。在整个江户时代，禁书的书名并没有公开，了解此事的仅限于负责检查书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关于禁书的种类，以《御禁书目录》（现藏于长崎县立图书馆）记载最值得信赖，宽永禁书有32 种（一说31 种）， 1685 年继《寰有诠》被视为禁书后，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 种列为禁书，其后种类又有所增加。禁书制度的实施，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大量被视为不含“邪教”的书籍（其中不乏汉译洋书）仍畅通无阻，输入日本。然而，正是因为与荷兰的贸易关系，使得日本并没有完全断绝与西方的交往，这些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等等资料通过荷兰进入长崎口岸再传入到日本，南蛮文化逐渐转变为兰学。德川幕府建立初期，社会相对比较安定，为日本的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同时商人和手工业者迁往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工商进步促进了对产业技术学问的追求。在政治方面，第八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吉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721年放宽了禁书令，兰学得到大规模传播并且受到官方认可。在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书之外的洋书及汉译洋书的输入禁令后，许多与西方自然科学有关的洋书和汉译书籍蜂拥而至，随之学术研究群体也不断壮大，从而大大丰富了当时的儒教实学和作为技术学和经验科学的实学的内涵，为近世实学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解禁后先后传入的书籍有《历算全书》、《新写译本历算全书》、《西洋新法历书》、《灵台仪象志》、《圜容较义》、《同文算指》、《职方外记》、《交友论》、《三才发秘》、《坚夸瓜集》、《西湖志》、《天学初函》器物篇的《几何原本》、《勾股义》等。由于希望文库中增加一些载有实利性的荷兰书籍，德川吉宗于1717 年收入的《动物图说》（荷语版）等。由于知道了西方医药书籍的附图非常精密，名儒医青木昆阳、侍臣野吕元丈奉将军之命学习兰学。至德川吉宗时期彻底地结束了对“形而上”学问的穷追，改为提倡以形和物为基础的客观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把注意力转向经世济民上来。实学成为幕府和诸藩殖产兴业、加强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术学和经验科学为特色的实学都孕育着实用的、实证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质，因此“兰学”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兰学，日本人的视野也渐趋朝向西方，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兰学推动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德川吉宗放宽禁书令后，兰学自从长崎一地传播到日本全国。兰学在思想方面、国际形势、世界地理、医学、化学、天文学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在思想方面，战国时代日本称去往日本的传教士等人为南蛮人，由于日本的观念很长一段时间受到中国古代“华夷秩序”影响，日本盲目崇拜中国文化和视其他国家和民族为夷狄。兰学的传入，使得日本对西方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西方的思想传入日本后，日本人逐渐意识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先进性，对传统“华夷秩序”产生动摇，同时也成为了日本中下层武士贵族批判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在地理和世界形势方面，此前日本人的世界观念中只有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但是兰学的传入，打破了日本人陈旧的认知。早期兰学代表人物是幕府重臣新井白石，通过对潜入日本的意大利传教士西的蒂的审讯，了解了西方。初步了解日本之外的西方世界。1713、1715，先后写了《采览异言》《西洋记闻》关于几大洲的风俗、地理等。肯定了开立而下的西方科学技术应加以吸收。应将其与天主教分开，肯定了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一般认为，日本西学开始于新井白石。其著书《西洋纪闻》《采览异言》，打开了日本人的地理视野。《采览异言》描述了日本当前所处的军事危机等，为明治时期富国强兵产生较深影响。其后，西川如见著《增补华夷通考》，书中介绍了荷兰、印度和美洲国家；1778年，松村无纲译《荷兰航海略考》，书中主要介绍了英法两国。兰学为日本带来了新的世界观，在日本人心中“地是一圆球，圆形无端尺为盖，万国星罗五大洲，大海滔滔环其外”，表达了日本人对世界的新认知。对世界形势有了新的认知后，日本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向西方学习。日本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知识，幕末洋学时期基本具备了向近代化转变的条件。
在政治形态方面，日本的官方思想发生了较大转变。当时儒家佛家思想对日本影响很大；江户时期朱子学成为了日本官方哲学。但是朱子学除了在官方有影响外，对民间影响并不大。而兰学则渗透到日本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乏有部分兰学家关注西方的思想，著名兰学家山片蟠桃是江户后期著名町人思想家，在其著作《梦之代》中多次提到实学，他说 :“实学之人不专于五行灾异, 实际上治病之医也不拘泥于五行。”“然历代医生所著之书皆依据五行之说, 和汉之医赖于古书,未得西洋实见、 实功。”山田蟠桃否定了 “记诵词章之艺”, 脱离非科学的迷信思想, 尊重西方自然科学, 表明了他从 “五行灾异” 说中解放出来, 立足于科学合理主义 。曾经对《旧事记》和神话说进行批判。曾说：“有天会有地,有地后有人,有人后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有庶民后立君,一旦君立,万民皆为其役。”他唯物地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史观点近乎卢梭的 “人类平等之起源”、“社会契约论”思想。继山片蟠桃的思想体系之后,渡边华山则开始寻求用兰学知识改变日本社会的途径；渡边华山在1832年起接触西方思想，他担任田源藩家老时，身居要职，却清醒意识到世界局势的变化；他意识到日本传统式外交已经无用武之地，棘手的问题是解决来自西方国家的挑战。1837年美国商船“马礼逊号”到达日本浦贺湾护送日本漂民向德川幕府示好，以求通商目的；不过当时日本政府根本不领情，直接炮击美国商船；在群情激愤之中，唯有渡边华山保持清醒，他认为当时国际形势下，四面环海但是没有海防的日本轻率炮击美国商船，只能让美国找到合适的借口向日本开战。他和高野长英分别撰写《慎机论》和《梦物语》，阐述了世界发展大势，并斥幕府措置失当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见”；主张取消“异国船驱逐令”。但是当时集于大权的幕府，以渡边华山“亲西方”为由，逮捕了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多名蛮社成员，史称“蛮社之狱”。华山被捕后，他的老师，当时的儒学者松崎慊堂不顾高龄为其奔走，上书水野忠邦，历述华山为人之廉、事母之孝、奉君之忠。水野忠邦被其感动，在水野忠邦干预下，渡边华山罪减一等，保住了性命，但是终身不得外出。他专门创作了一幅绘画作品《千山万水图》，图中描绘列强对日本虎视眈眈的危险形势。显示出华山忧心忡忡地牵挂着日本列岛的危机。渡边华山通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内除亚细亚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领地。于亚洲之内，亦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秽。”他在《外国事情书》中介绍了欧洲之风：议会、贫儿院、病院、女学院,其中,议会制是被放在首位提到的。渡边华山精辟地指出：西方社会的优越性在于“物理之精确”，而且“不惟于万物以图穷理，且于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故而，审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之颇具广张规模之风气”。简而言之，西洋诸国的优越之处即在于“穷理精神”和“世界视野”。这就是西洋变强的原因，同时也是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源点。华山非常重视西方教育制度的社会功能，他记日：“西洋诸国皆有学校，积日新之功。有道者任辅佐帝王经济之职，物学精博者任学校之学头，工术精绝者可得利禄……此皆养才之政。”
兰学不仅在政治方面有所成就，在科技领域同样有一定成就。1641年10月31日的《荷兰商馆日记》幕府向商馆长曾宣布“印刷的书籍除有关医药、外科、航海者外不许带到日本,”可见日本对于实用的书籍是不予以禁止的。这就给西方医学流入日本给予了相应渠道。最引人注意的是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合译的解剖学书籍《解体新书》。《解体新书》的刊行标志着日本对西方医学的学习进入新的阶段,其翻译引领了当时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即以实证的精神,通过对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引进,学习、研究西方科学技术文化。1771年，杉田玄白通过荷兰翻译前野良泽接触到荷兰翻译版《塔菲尔解剖学》，为其书中精密的解剖图感到震惊；并亲自与好友前去刑场与死刑犯的尸体进行对比，发现书中描绘的人体部位极其精准。当下萌发了西医优胜的念头,并致力于要将该书翻译成日文,直接从原典中学习。玄白及其同事在翻译该书时,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和阻碍。由于荷兰语的翻译比较零散，他们根据图中解剖人体的部位，将荷兰语与日语结合起来。翻译荷兰语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翻译过程耗时三年之久。但是杉田玄白等人坚持下来了。“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掌握的词汇量逐渐增加,而且自然而然地发现了大量关于荷兰的情况。”自此之后,翻译西方医学书籍进入高峰。1792年宇田川玄随翻译《西说内科撰要》,1793年杉田玄白和大槻玄泽合译《疡医新书》,1805 年宇田川玄真译《和兰内景医规提纲》,1819 年著《和兰药镜考》,1822 年与宇田川榕庵合译《 远西医方名物》;1811年,大槻玄泽、马场佐十郎、宇田川玄真三人奉幕府之命，合编译《厚生新编》等等。这一时期,西传的书籍不仅在数量上显著增多,并从外科扩展到了内科、药学、医院规定章程、医学名称、妇科等等,对医学的认识也从单维度上升到多维度。
医学书籍的翻译使西方医学在日本传播开来，但是在下层人的传播只能通过医学私塾的开办。以以西方外科为主的医学私塾，大多由兰学者开办，集学堂和诊所为一体，因而又被称之为兰塾。早期许多兰塾创办者既是医师，又是学者和老师。因而，兰塾一方面面向社会招收弟子，一方面行医治病。 这里的学生多为对西洋医学感兴趣的，上课往往与诊治结合在一起。 因而,兰塾所开设的课程大部分与医学相关，如平安小石塾的入门课业大要:“医范提纲,轮读五十遍;内科撰要,轮读五十遍;热病论,轮读五十遍;万病治准,轮读十遍。”兰学塾的塾生来源广泛,有商人、医家子弟、农民、中下级藩士,其中跟医学相关的占 72. 1% , 是学习和传播医学的主力。在 18 世纪,兰学与医学紧密相连,医学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西方世界的一个渠道。较有影响力的兰塾有:1786 年由杉田玄白的弟子大槻玄泽在江户创办的芝兰堂,据芝兰堂塾生名簿统计,入学者共计有99人，遍及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和 32 个县, 学生众多。芝兰堂同时也是许多兰学大家的孕育地,大阪兰学始祖桥本宗吉、首个在日本国内翻译内科书籍的宇田川玄随、山村才助、稻村三伯等人均出于此。此外还有桥本宗吉创办的丝汉堂。丝汉堂位于大阪，是大阪兰学的汇聚地。绪方洪庵在大阪船厂创办的适塾、小石元俊在京都开办的穷理堂等等。至 19 世纪初，西方医学已经在江户、大阪、长崎、京都等地扩散开来,继而辐射到日本全国。可是，以德川幕府为代表的日本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他们不允许兰学露出从纯粹意义上的学术发展为对封建统治批判的苗头，所谓“宽政改革”的主持者松平定信（1758-1829）就曾说：“（兰学）为好奇之媒，或生恶果”（《日本思想史基础知识》）。18世纪末起，幕府开始大力镇压兰学，先后制造“宽政异学之禁”、“西博尔德事件”和“蛮社之狱”等事件，1790年，在松平定信的授意下，幕府制定《异学禁令》，即所谓“宽政异学之禁”重申朱子学为"正学”，朱子学以外的“异学”特别是兰学一律禁止。著名政治思想家兰学家林子平(1738～1793)遭受处分，所著《海国兵谈》列为禁书。幕府将兰医学馆划为幕府专有，遏制兰学传播。松平定信下台以后，幕府对于“异学”的钳制有所放松，兰学获得喘息之机，开始发展起来。但好景不长，不久发生的“西德尔德事件”又使兰学遭到重创1822年，德国医生西博尔德被荷兰国王任命为东印度公司军医。1823年来日，在日本5年把自己研究课题与教授日本学生合二为一，来日一年后就在长崎近郊开设了“鸣龙塾”。在治病同时传授一般知识，还进行临床指导，57人受教。其在日本广交大名阶层，扩大兰学影响，鸣龙塾乃是知好西学者之集结。一时群贤毕至，1826年，西博尔德结识了幕府地理学家高桥景保，向其赠送了《世界周航记》、《地理书》、《拿破仑战记》。高桥则回赠了《日本舆地图》（伊藤忠静编），土生玄硕为了得到开瞳论处方，甘冒幕府不将葵纹服赠与外人的禁令，将它送给了西博尔德。1828年，在检查中从西博尔德的行李中发现了高桥和土生赠送的东西，幕府震怒，将西博尔德驱逐出境，土生改易，高桥则死于狱中。这是日本学术镇压史上第一悲惨事件。是兰学家要求摆脱束缚、无限的求职和幕府对文化垄断之间的矛盾。加上不久后再次发生的“蛮社之狱”，致使“蛮学者流一时大为畏缩，蛮学顿时衰退”，兰学开始陷入衰退。（《日本思想大系》）。
1853年，著名的“黑船事件”爆发，随着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驶入江户湾浦贺要求通商和1854年双方在横滨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及其后其他西方列强纷纷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使得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时代开始正面接触西方列强，幕府迫于压力也改变了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此时日本进入后兰学时期。日本的朱子学者佐久间象山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一心研究儒学；当鸦片战争清朝失败的消息传入日本后，他感受到空前的危机感，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为了知己知彼，佐久间象山开始学习荷兰语，大量阅读西学书籍。他认为在幕末这个时期，儒学者要从传统华夷秩序中脱离出来，将视野放到广阔世界；并批评锁国式攘夷不切实际；只有引进西洋先进技术才能增强日本国力。儒学者对西洋文明的观点。在《省愆录》中，佐久间象山明确阐明了对东西洋的看法，他说:“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精细无遗，表里兼该，因以泽民物，报国恩，是为君子第五乐也。”“东洋道德”指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与政治制度，“西洋技艺”则指西洋的科学技术，暗指西洋的机械文明。象山认为东洋道德与西洋文明(机械文明)可以相互调和，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儒学者应充分发挥这两者的功效，以达到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横井小楠(1809－1869)，幕府末期开明的思想家、儒学者，在“黑船来航”之前受水户学的影响，赞同锁国攘夷。1854年《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以及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令他对西洋文明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在《国是三论》中，横井小楠盛誉美英俄三国在政教民生方面取得的成绩。他称赞美国“顺天意息宇内战争”、“求智识于世界万国”、“大总统之权柄让贤不传子”、“废君臣之义以求公共和平”的仁政举措，肯定英国“据民情而定政体”、“出兵和亲等皆议于民”的民主体制和俄国“广设文武学校、医院、幼儿园、聋哑院”的民生政策。小楠不禁感叹，美英俄三国的治世堪比“三代治教”。“三代”是指儒家对中、上古时期理想化的社会状态的表述，希望统治者实行“仁政”，实现“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可见，小楠仍是从儒家的“仁政”、“天下为公”的概念去理解西洋的政治制度。
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等一批具有开明思想的儒学者们，巧妙地借用儒家的“道”、“理”、“仁政”等概念，将西洋的政治与学问放入儒学的知识体系中对其进行了再解读，找到了一条合理的途径来接近西洋。另一方面，通过对“西洋的政治体制”与“西洋的穷理学”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也从另一个角度对传统的儒家理念进行了再解释。因此，他们认为东西洋文明是可以调和的，是可以互为补益的。幕末,由于兰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特别是军事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发展，而且在语言学方面也从兰语扩展到英、法、俄、德等其他外国语，同时内容也不限于自然科学，而扩大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随着幕末兰学的扩展和研究的深化，用“兰学”这一名词已无法包括这些丰富多采的内容，因而也被“洋学”取而代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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