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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光粼粼的杭州西湖边上，矗立着一排轩昂的牌坊群，绕过这组牌坊，是一座气势雄伟的建筑，红色的粉墙围起的山门上，“钱王祠”三个大字朗然醒目。祠内供奉着五代时期的吴越国王钱镠和他的四个子孙，即五位吴越国王的塑像。
而在离杭州数十公里之外的临安市中心太庙山，至今还保留着完好无损的吴越国王钱镠的陵地，据说，这是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王陵。陵墓背靠太庙山，左右排列青龙白虎两像，陵区内除了牌坊、祠堂外，还有州池、凌烟阁、安国楼等景点，松柏苍翠，芳草萋迷。
这两处胜迹我都去过，在那儿我不免要产生遐想。
杭州是个人间天堂，正如北宋词人柳永所说，“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在历史上这个城市曾两度成为帝王都会，一次是南宋王朝，另一次是五代时期的吴越国。
按理说，吴越只是五代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历时不过七、八十年而已。南宋虽然偏安江南，但它毕竟还是中央政府，时间也比吴越国长得多。
何以在杭州，南宋王朝的遗迹赫然可见的不多，多数已湮灭于地下，而吴越王钱镠的纪念祠、塑像千余年来后人却是屡次修葺，至今巍然矗立于西子湖旁？再看与钱镠同时代的梁、唐、晋、汉、周这些中原王朝，以及各地诸侯割据的王国，帝、王层出不穷，数不胜数，何人能有钱镠这样身后的荣耀？
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我以为，冥冥之中，总有缘由。这也许就是我对钱镠这个人物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私盐贩子的领袖气质
吴越国的开创人钱镠，字具美，出生于临安（今临安市）钱坞垅一户世代以打渔为生的贫民家庭。父亲钱宽，是个老实巴交的渔民。
那一年，钱镠诞辰之夕，其父钱宽正巧外出，邻居急急忙忙找到他，说：“刚才你们家后舍，传出刀剑之声，莫不是有小偷进门？”钱宽大步赶回家，此时钱镠已经出生。《吴越备史》记载，其时“红光满室”。史书上似乎有这么一个规律，但凡开国帝（王）出生，他家中都像起了大火，或彩霞环绕，或赤气上腾，或红光满室，总之是天降祥瑞，表示贵人来到了世间。
《吴越备史》中说，钱镠诞生时，“皇考（其父）颇怪之，将弃于井。祖妣知非常人，固不许，因小字曰‘婆留’”。这可能也是美饰之词。
一些野史、笔记包括民间传说都称钱镠出生时相貌奇丑怪异，其父钱宽见了十分不喜，抱起他就要往屋后水井扔去。他的祖母，也有一 说是邻居家阿婆动了恻隐之心，急忙将钱宽拦住，钱镠这才留了下来，钱宽连名字都懒得给他取，大家都叫他“婆留”。
这口井后来被称作“婆留井”，如今遗迹尚在，位于临安城东南三里的功臣山南菜地中，石质井圈，八角形，径约一点二米，深约五米。
钱镠这个名字是他长大后取的，去掉“婆”字，以同音“镠”字替代“留”字。
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说他“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
钱镠是不是无赖，暂且不去管他，这里单说他“以贩盐为盗”，却是非同寻常，钱镠贩运私盐的时候正是唐朝末期，这个时候的私盐贩子好生了得，不可小觑。
唐朝末期，不少风云人物如王仙芝、黄巢、王建、朱瑄、钱镠等原先都是私盐贩子，一大批雄心勃勃的私盐贩子集中在这个时候登上政治舞台上亮相。我以为，这绝非偶然。
中国几千年来绝大部分时间内，盐业是由官方专卖的。
唐王朝末期为财政需要，无限制提高盐价，盐的零售价格要高于产地价格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盐价虚高，偷偷贩运私盐利润极为丰厚，于是私盐贩子队伍急剧扩大。
虽然唐王朝严禁私人贩盐，对私盐贩处以重刑甚至极刑。但由于盐价过高，私运有非常可观的利润，铤而走险者仍然大批涌现。官军的围剿、追捕，使私盐贩子的反抗力度也不断提高，他们组成武装，“多结群党，兼持兵仗劫盗及贩卖私盐”。
其中头脑敏锐，处事干练，在私盐商贩中有号召力者更是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
钱镠就是其中的一位，史书上称，钱镠这个人自小就具有非凡的组织、指挥能力，史书中称钱镠“幼时与群儿戏木下，镠坐大石指麾群儿为队伍，号令颇有法，群儿皆惮之。”这样的人长大后被私盐贩子看重，推举为领袖是很自然的事情。
临安县许多青壮年汉子都愿意跟随钱镠，县录事（唐代基层官名，相当于现代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钟起有几个儿子，也都跟随钱镠。钟起大怒，不许儿子与钱镠为伍。这些儿子不买老爹的账，偷偷溜出去，依然跟着钱镠一起外出贩盐。
这时有位江西术士找上门来。史书记载，“豫章人有善术者，望牛斗间有王气。牛斗，钱塘分也，因游钱塘。占之在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阴求其人。”
豫章是古郡名，即今江西省，这是比较广义的说法。狭义而言，豫章是指今天南昌地区一带。
这位江西术士很有意思，他认为东南方向的牛宿和斗宿间有王者之气，而牛宿和斗宿对应地下为钱塘地界，于是他不辞辛苦追寻而来，到了钱塘后，目标缩小，来到了临安。
江西术士和钟起原来有些交情，他私下对钟起说：“此地有贵人，但我在县城中已经寻访多时，还是不见踪迹，看钟君的相也可算贵了，但与真正的贵人相比，还是差之甚远。”
于是钟起置办酒席，将县里有头有脸的所谓贤豪之士全部请来，让江西术士暗中一一观察，术士认为皆有差距，不足以当贵人之相。
一天江西术士路过钟起家，正巧钱镠也从外进门，见了钟起，返身而走。术士一见钱镠，大惊而言：“此真贵人也！”钟起大笑，说道：“先生莫要看走了眼，这算什么贵人？这是我家隔壁姓钱的小子。”江西术士回答：“不差不差，正是这位。”术士召来钱镠，仔仔细细端详了一番，对钟起说，“君之贵者，因此人也。”又对钱镠说：“子骨法非常，愿自爱。”术士说完向钟起告别道：“我寻访贵人，没有什么欲望，只是想验证一下自己的法术而已”。
第二天，江西术士飘然而别。从此以后，钟起对儿子解除禁令，放心地让儿子们跟从钱镠，还不时拿出钱财周济钱镠。
依我看来，所谓“王者气”，“天子气”可能是扯淡。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气质却是不争的事实。所谓气质是指人的相对稳定的个性特征、风格以及气度。有“才子气”“侠士气”“书生气”“无赖气”“君子气”“恶霸气”等等。
钱镠可能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这种气质打动了江西术士。
有的人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成竹在胸，举重若轻，运筹调度，镇静自如，很有定力、气度，这可以算是一种“领导者气质”或曰“领袖气质”,任是掩饰也掩饰不了。
江西术士当年看钱镠，可能也是看出了钱镠的这种“领导者气度”。
这位江西术士“慧眼识英雄”。钱镠起事后，屡战屡胜，先是依附石鉴镇将董昌，击败作乱的浙西裨将王郢和清除浙东的黄巢军。接着又消灭越州（今绍兴）观察使刘汉宏。董昌自立为帝后，朝野震惊。钱镠奉当时朝廷诏令率领本部人马征讨董昌，将董昌诛灭。至此吴越之地为钱镠尽有。
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
钱氏占据吴越之地，其领土共有一军十三州：即安国衣锦军（钱镠的家乡临安），杭州，越州，湖州，温州，台州，明州，处州，衢州，婺州，睦州，苏州，还有新置的秀州和后占的福州，以杭州为首府。吴越国的全部范围包括今天的浙江和江苏南部及福建北部一带,都是鱼米之乡，为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钱镠小时候读书不多，他由贩盐起家而行伍，所以起先也和五代其他一些军阀一样，重武将而轻文人，认为文人酸溜溜的没甚用处。但是在得到了吴越之地后，他认识到这和打江山不同，治理江山必须延揽人才。所以他建了“握发殿”，效法周公“吐哺握发”的故事，广揽四方士人，为己所用。
钱镠幕府中如沈崧、皮光业、林鼎、胡岳、罗隐等人，都是当时的俊彦之才，沈崧、罗隐等人还经常对钱镠提提意见，有时候口气挺重，钱镠不以为忤，照样重用。
罗隐在当时名声尤重，因其生的丑陋，性格耿直，恃才傲物，人称丑才子。罗隐诗歌做得很好，其中《牡丹花》等诗，为时人传诵，诗曰：“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
“任是无情亦动人”一句成为当时老少皆喜的佳句，罗隐的诗中还有一些精警通俗的句子流传人口，如 “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等都成为传世的经典名言。
唐大中十三年，罗隐至京师，应进士试。宰相郑畋向来看重罗隐之才，也知道自己的女儿喜欢诵读罗隐的诗歌。遂将罗隐召至府中，相府千金想象中的罗隐是个风度翩翩的俊俏才子，谁知郑小姐隔帘望见罗隐大失所望，从此将罗隐诗弃之一边。
离开相府后，罗隐性情变得更为激烈，他不把王公将相放在眼里，我行我素，为京师达官显贵所不喜。
京城陷于黄巢军后，罗隐曾经投靠过淮南节度使高骈，这时高骈却惑于神仙之说，酷好仙术，荒唐不堪。罗隐写了《淮南高骈所造迎仙楼》《后土庙》加以讽刺。他把诗题在墙上，乘舟挂帆而去。
罗隐的家乡在杭州新城(今浙江桐庐)，50多岁时罗隐回到家乡，依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据说罗隐刚到杭州时，不知道钱镠人品如何，便作诗一首送于钱镠，其中有两句：“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把自己比作祢衡，试探一下钱镠是不是容不得人的黄祖？
钱镠见诗不以为怪，他知道罗隐是个有才之人，即使真是祢衡也要敬重他。这一点上钱镠不仅超出黄祖好多，而且也比被后世很多人称为英雄的曹操肚量要大。罗隐一到，钱镠即任用罗隐为著作郎，参与军政。
罗隐很快就发挥出他敢于提意见的特长。钱镠和他的家人喜欢吃鱼，令每户西湖渔民每天都要向王府缴纳数十斤鱼，名曰“使宅鱼”，渔民每天很辛苦，打不了多少鱼，却要承受钱镠的“敲竹杠”，个个叫苦不迭。罗隐知道后，去见钱镠，看着钱镠府中壁上挂的《蟠溪垂钓图》作了一首诗：“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意思是说如果姜太公来到西湖垂钓，也得每天给钱镠送鱼，这显然是在讽谏钱镠，钱镠听后哈哈大笑，非但不生气，反而称赞罗隐敢于直言，下令取消了“使宅鱼”。
钱镠这样肯听谏言，不少名士闻讯从各地前来投奔，一时府中文韬武略，人才济济，出现了“满堂花醉三千客”的盛况。
不过钱镠虽然有这么多谋士幕客，但大主意还是由自己决定。朱温灭唐建立后梁王朝，下旨封钱镠为吴越王。
钱镠召集文武僚属商议，罗隐等人认为朱温是篡国之贼，其为人暴乱丑秽，有何资格当皇帝？劝钱镠拒绝，并兴师北伐。罗隐以为：“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
钱镠却有自己主张，他说：“古人有言，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吾岂失为孙仲谋邪?”他认为，对中原的朱温屈身，只是一种策略。当年的孙权劝曹操做皇帝就用过，这一点难道我会比不上孙权啊？
钱镠向僚属们仔细分析了一下当时吴越国的形势，吴越虽然富强，但是周边强邻窥伺，最危险的敌人来自淮南，杨行密虎视眈眈，欲吞并吴越而后快。
扯出旗帜与朱温作对看上去很正义，也很解气，但如果一旦与朱温翻脸交战，淮南向吴越进攻也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且殷、闽等地也可能附和淮南，吴越国将腹背受敌。
钱镠对僚属们说：“我若出征，邻国乘虚来袭，百姓必遭荼毒，我以有土有民为主，不忍兴兵杀戮。”
钱镠这一席话，被称为“蔼然仁者之言”，与中原干戈不断比较，吴越百姓有幸，因此少受了许多战争杀戮之苦。
罗隐是个书生，不少书生的思维方式限于单一，观点有时难免片面。但罗隐出于公心，对钱镠也是一片忠心。只是不及钱镠考虑得深刻周全。
钱镠开始以为罗隐当初在京城时没有得到唐廷的重用，一定心有怨恨，如今唐廷覆灭，不说罗隐必然欣喜，至少不会为唐廷说话。听了罗隐的话后，知道罗隐不计个人恩怨，乃忠义之士，他的提议“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钱镠治理吴越以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有学者认为此项“国策”共有三项主要内容，可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尊奉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这项“基本国策”，在钱镠之后，也仍为吴越国的历任领导人所遵循。
尊奉中原，就是所谓“事大”，以中原王朝为正朔，钱镠一再叮嘱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不妄自尊大，这样做既不出头免得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又能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起码是名义上的支持，吴越国的发展才会有底气。
“连横诸藩”就是与其它一些比较弱小的藩镇尽量搞好关系，保持边境的安宁，不妄启战衅，给强敌以可趁之机。
“尊奉中原”与“连横诸藩”是和“对抗淮南”连在一起的，吴越国北方的强邻淮南对吴越垂涎已久，淮南与吴越时和时战，一直围绕领土问题纠纷不断。在上面没有压力、周边没有麻烦的情况下。吴越国才能专心致志对抗淮南，才能达到保境安民的目的。
钱镠对于西湖的治理和保障很有功绩。宋人毕仲询作笔记《幕府燕闲录》记载：“唐末钱尚父镠始兼有吴越，将广牙城以大公府。有术者告曰：‘王若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如填西湖以为之，当十倍于此。王其图之。’”钱镠回答道：“百姓资湖水以生久矣，无湖是无民也。”意思是百姓借西湖水来灌田，填了西湖就断了百姓的生路。钱镠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十分明智，如果他听信这个术士的话，将西湖全部填没，他将永远成为历史罪人。无法想象，杭州若没了西湖，没了平湖秋月、断桥残雪，六桥烟柳，苏堤春晓，会是一个什么模样？
钱镠还重视筑堤围海，后梁开平四年(910年)，钱镠因海潮为患，就征用民工，在钱塘江沿岸筑起一条长达百余里的海塘。这道海塘上安有无数竹笼，里面装满大石；又以大木作桩，将这些竹笼垒在岸边，可防海水泛滥侵蚀杭城，原先的盐碱滩涂，也渐变良田。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对此评论：“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
在中原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的五代，东南吴越却相对安宁，百姓尚可安居，这是相当的不容易。北宋人赵抃作诗“时维五纪乱何如？史册闲观亦皱眉。是地却逢钱节度，民间无事看花嬉！”盛赞这一状况。今人谭其骧先生也认为，吴越国赖此“晏然无事者垂90年”。
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
钱氏占据吴越之地，其领土共有一军十三州：即安国衣锦军（钱镠的家乡临安），杭州，越州，湖州，温州，台州，明州，处州，衢州，婺州，睦州，苏州，还有新置的秀州和后占的福州，以杭州为首府。吴越国的全部范围包括今天的浙江和江苏南部及福建北部一带,都是鱼米之乡，为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钱镠小时候读书不多，他由贩盐起家而行伍，所以起先也和五代其他一些军阀一样，重武将而轻文人，认为文人酸溜溜的没甚用处。但是在得到了吴越之地后，他认识到这和打江山不同，治理江山必须延揽人才。所以他建了“握发殿”，效法周公“吐哺握发”的故事，广揽四方士人，为己所用。
钱镠幕府中如沈崧、皮光业、林鼎、胡岳、罗隐等人，都是当时的俊彦之才，沈崧、罗隐等人还经常对钱镠提提意见，有时候口气挺重，钱镠不以为忤，照样重用。
罗隐在当时名声尤重，因其生的丑陋，性格耿直，恃才傲物，人称丑才子。罗隐诗歌做得很好，其中《牡丹花》等诗，为时人传诵，诗曰：“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
“任是无情亦动人”一句成为当时老少皆喜的佳句，罗隐的诗中还有一些精警通俗的句子流传人口，如 “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等都成为传世的经典名言。
唐大中十三年，罗隐至京师，应进士试。宰相郑畋向来看重罗隐之才，也知道自己的女儿喜欢诵读罗隐的诗歌。遂将罗隐召至府中，相府千金想象中的罗隐是个风度翩翩的俊俏才子，谁知郑小姐隔帘望见罗隐大失所望，从此将罗隐诗弃之一边。
离开相府后，罗隐性情变得更为激烈，他不把王公将相放在眼里，我行我素，为京师达官显贵所不喜。
京城陷于黄巢军后，罗隐曾经投靠过淮南节度使高骈，这时高骈却惑于神仙之说，酷好仙术，荒唐不堪。罗隐写了《淮南高骈所造迎仙楼》《后土庙》加以讽刺。他把诗题在墙上，乘舟挂帆而去。
罗隐的家乡在杭州新城(今浙江桐庐)，50多岁时罗隐回到家乡，依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据说罗隐刚到杭州时，不知道钱镠人品如何，便作诗一首送于钱镠，其中有两句：“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把自己比作祢衡，试探一下钱镠是不是容不得人的黄祖？
钱镠见诗不以为怪，他知道罗隐是个有才之人，即使真是祢衡也要敬重他。这一点上钱镠不仅超出黄祖好多，而且也比被后世很多人称为英雄的曹操肚量要大。罗隐一到，钱镠即任用罗隐为著作郎，参与军政。
罗隐很快就发挥出他敢于提意见的特长。钱镠和他的家人喜欢吃鱼，令每户西湖渔民每天都要向王府缴纳数十斤鱼，名曰“使宅鱼”，渔民每天很辛苦，打不了多少鱼，却要承受钱镠的“敲竹杠”，个个叫苦不迭。罗隐知道后，去见钱镠，看着钱镠府中壁上挂的《蟠溪垂钓图》作了一首诗：“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意思是说如果姜太公来到西湖垂钓，也得每天给钱镠送鱼，这显然是在讽谏钱镠，钱镠听后哈哈大笑，非但不生气，反而称赞罗隐敢于直言，下令取消了“使宅鱼”。
钱镠这样肯听谏言，不少名士闻讯从各地前来投奔，一时府中文韬武略，人才济济，出现了“满堂花醉三千客”的盛况。
不过钱镠虽然有这么多谋士幕客，但大主意还是由自己决定。朱温灭唐建立后梁王朝，下旨封钱镠为吴越王。
钱镠召集文武僚属商议，罗隐等人认为朱温是篡国之贼，其为人暴乱丑秽，有何资格当皇帝？劝钱镠拒绝，并兴师北伐。罗隐以为：“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
钱镠却有自己主张，他说：“古人有言，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吾岂失为孙仲谋邪?”他认为，对中原的朱温屈身，只是一种策略。当年的孙权劝曹操做皇帝就用过，这一点难道我会比不上孙权啊？
钱镠向僚属们仔细分析了一下当时吴越国的形势，吴越虽然富强，但是周边强邻窥伺，最危险的敌人来自淮南，杨行密虎视眈眈，欲吞并吴越而后快。
扯出旗帜与朱温作对看上去很正义，也很解气，但如果一旦与朱温翻脸交战，淮南向吴越进攻也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且殷、闽等地也可能附和淮南，吴越国将腹背受敌。
钱镠对僚属们说：“我若出征，邻国乘虚来袭，百姓必遭荼毒，我以有土有民为主，不忍兴兵杀戮。”
钱镠这一席话，被称为“蔼然仁者之言”，与中原干戈不断比较，吴越百姓有幸，因此少受了许多战争杀戮之苦。
罗隐是个书生，不少书生的思维方式限于单一，观点有时难免片面。但罗隐出于公心，对钱镠也是一片忠心。只是不及钱镠考虑得深刻周全。
钱镠开始以为罗隐当初在京城时没有得到唐廷的重用，一定心有怨恨，如今唐廷覆灭，不说罗隐必然欣喜，至少不会为唐廷说话。听了罗隐的话后，知道罗隐不计个人恩怨，乃忠义之士，他的提议“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钱镠治理吴越以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有学者认为此项“国策”共有三项主要内容，可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尊奉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这项“基本国策”，在钱镠之后，也仍为吴越国的历任领导人所遵循。
尊奉中原，就是所谓“事大”，以中原王朝为正朔，钱镠一再叮嘱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不妄自尊大，这样做既不出头免得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又能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持，起码是名义上的支持，吴越国的发展才会有底气。
“连横诸藩”就是与其它一些比较弱小的藩镇尽量搞好关系，保持边境的安宁，不妄启战衅，给强敌以可趁之机。
“尊奉中原”与“连横诸藩”是和“对抗淮南”连在一起的，吴越国北方的强邻淮南对吴越垂涎已久，淮南与吴越时和时战，一直围绕领土问题纠纷不断。在上面没有压力、周边没有麻烦的情况下。吴越国才能专心致志对抗淮南，才能达到保境安民的目的。
钱镠对于西湖的治理和保障很有功绩。宋人毕仲询作笔记《幕府燕闲录》记载：“唐末钱尚父镠始兼有吴越，将广牙城以大公府。有术者告曰：‘王若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如填西湖以为之，当十倍于此。王其图之。’”钱镠回答道：“百姓资湖水以生久矣，无湖是无民也。”意思是百姓借西湖水来灌田，填了西湖就断了百姓的生路。钱镠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十分明智，如果他听信这个术士的话，将西湖全部填没，他将永远成为历史罪人。无法想象，杭州若没了西湖，没了平湖秋月、断桥残雪，六桥烟柳，苏堤春晓，会是一个什么模样？
钱镠还重视筑堤围海，后梁开平四年(910年)，钱镠因海潮为患，就征用民工，在钱塘江沿岸筑起一条长达百余里的海塘。这道海塘上安有无数竹笼，里面装满大石；又以大木作桩，将这些竹笼垒在岸边，可防海水泛滥侵蚀杭城，原先的盐碱滩涂，也渐变良田。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对此评论：“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
在中原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的五代，东南吴越却相对安宁，百姓尚可安居，这是相当的不容易。北宋人赵抃作诗“时维五纪乱何如？史册闲观亦皱眉。是地却逢钱节度，民间无事看花嬉！”盛赞这一状况。今人谭其骧先生也认为，吴越国赖此“晏然无事者垂90年”。
陌上花开显柔情
钱镠还有一个故事颇令后人称道，这个故事与他的英武刚强无关，而是说他对女性的绵绵柔情。
钱镠说过一句话，“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是他写给自己夫人吴氏信上的一句话。夫人家乡在横溪（今临安市锦城街道）郎碧村，夫人对父母一直非常孝顺，即使富贵后每年岁尾也都要回娘家住上一段时间，看望并侍奉双亲，待来年开春后回到杭州。
《吴越备史》有这位夫人的生平介绍，“夫人临安县人也。父仲忻，浙西观察判官，累赠吏部尚书。初，王议婚吴氏，以王豁达大度，不事产业，将不许。而吴世父有知人之鉴，固促成之。及归室，闺门整肃，孝敬如礼。正性严急，常怡颜以谏之。抚爱诸子，无分彼此之亲，累封燕、晋二国，至吴越国正德夫人，谥曰庄穆。有子十三人。”
钱镠与这位糟糠之妻感情甚笃。尽管身边珠翠环绕，曲意承欢者甚多，他也不会转移对原配夫人的情感，夫人离开不久，便要写信给她，以示思念之意。
一年春天夫人未归，春色将暮，陌（道路）上已是桃红柳绿，百花争艳。钱镠写信给王妃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夫人接书后不觉恻然，道：“王爷迈，既有信来，命我归去，安可有违？”遂传谕即日登程，速返杭州。
这个故事，我查了《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和《吴越备史》都不见记载。最早用文字记载这件事的可能是北宋的大文豪苏东坡。
北宋熙宁年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对一百多年前的杭州治理者钱镠钦佩有加，曾书《表忠观记》碑文，赞钱氏“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
苏东坡也去过钱镠家乡临安，采集民风，写下过三首《陌上花》诗，其引曰：“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夫人）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
苏东坡是个情感极为充沛的人物，他记下了“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句话，并为此作诗三首。
汉字所具有的奇特的魅力，实在是令人感叹。“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仅仅九个字，而且都是非常普通的常见字，如此排列组合一下，便蕴含了丰富动人的情愫。
钱镠身在杭城王府惦记着远在临安陌上的夫人，他盼望妻子早日归来，却又嘱她只管怜花惜柳，莫辜负春色，不必急着回归。这九个字中无一字提起相思挂念，却又无一字不流露出一位丈夫对妻子的关切牵记之情。
研究中国历史，发现有一个现象，一些粗通文墨者往往也能出口成章，吟诵出传世佳句。如刘邦面对家乡父老能高唱《大风歌》、项羽在穷途末路时作《垓下歌》，这些作品或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豪气，或蕴含着满腔深情；或显示出罕见的自信，或又为人面临自然、面临命运变化而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内容之丰富，情感之复杂，非一般文人雅士的吟风弄月之作所能比拟。
清代学者王士祯说：“钱武肃王（钱镠）目不知书，然其寄夫人书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不过数言，而姿致无限，虽复文人操笔，无以过之。”又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二语艳称千古已发。”
说钱镠目不知书有些过分，但钱镠早年失学，以后长期厕身于行伍，文化程度不高这是事实，不过他文化程度尽管不高，写出来的东西却是极有情趣，“姿致无限”，这九个写在信上的平平常常的字，仿佛有着巨大的引力，让人看后在刹那之间心动，其展示出的意境韵味和蕴含的思想情感，比那些读书人的无病呻吟之作不知超出几许。如今一千多年过去，钱镠和他的王妃早已烟消云散，但陌上花依然盛开，“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九个字也和长开的鲜花一样，永存世间。
百年功罪 后人评说
对钱镠的总体评价，史家也存在着不同看法。
《吴越备史》称钱镠“自奉节俭，衣服衾被，皆用绸布，非公宴惟瓷砖漆器而已。恭穆夫人尝以王寝帐隳裂，乃上青绢帐请易之。王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但虑后代皆施锦绣耳。此帐虽故，犹可蔽风。’竟不易。”
但《旧五代史》中说他并不是节俭之人“在杭州垂四十年，穷奢极贵。”既称颂钱镠建设杭州的功绩，“凿石填江，又平江中罗刹石，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又说他“季年荒恣”。
欧阳修著《新五代史》对钱镠的评价也不高，他说：“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当五代时，常贡奉中国不绝。”
欧阳修认为钱镠对百姓也非常苛刻，“重敛其民以事奢僭”，百姓家的鸡鱼卵鷇，官府也要派人每天到他们家取。如有拖欠，就记在账本上，以所欠多少，量为笞数，“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
尽管史家对钱镠的评价有着分歧，但钱镠终其一生，没有和中原王朝发生过对抗，在五代朝代更迭之际，钱镠也没有趁中原动乱，南面称帝。期间虽然曾与后唐庄宗时的权臣郭崇韬，明宗时的安重诲发生过一些摩擦，但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基本原则没有丝毫发生过动摇。
如果说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所记载的吴越国赋税沉重、重敛其民是事实的话，是否还可分析一下，这些赋税收入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是胡花乱用，还是大部分用在了正道上？除了“常贡奉中国不绝”外，用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建设等必要的花费究竟有多少？
钱镠晚年有一次与僚属们谈起杭州城的变化，众人盛赞杭城邑屋繁会，江山雕丽，湖海形胜，为天下稀有，此皆大王数十年精心治理之力也。钱镠却很清醒，他说：“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吾无愧欤!”
长兴三年(932)三月,钱镠病重，他将部下将领、官员召入寝宫，流着泪说：“吾疾必不起，诸儿皆愚懦，谁可为帅者？”
对钱镠的这句话，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钱镠表示，“我的儿子们都很愚蠢懦弱，只怕难以担当大任。我死后，能否从你们当中，推选一位贤德之人为吴越主帅？”这是一种试探术，试探部下们的心意，有没有人心生异志？当着众人的面，钱镠把话说在前面，这个时候即使有人真有企图，也断然不敢表示出来，而且日后也有所忌惮。这种试探术，当年孙策、刘备临终时都用过，效果都不错。
还有一种解释是，“我的儿子们都很愚蠢懦弱，但矮子中也可拔出长子，谁比较而言可担当主帅重任？”
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理解钱镠的话，这些部下将领、官员都不傻，钱镠岂能将辛辛苦苦打下的吴越江山拱手让给别人？大家商议了一会，觉得钱镠还是最信任当时担任镇海节度使的儿子钱传瓘，于是一致推举钱传瓘为接班人。
钱镠这才放心，令人将钱元灌召来，取出印玺交给他，并告诫说：“将吏推尔，宜善守之。”又说：“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随后闭上了眼睛，放心西去。享年八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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