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汉语的类型特征？汉语为什么会这样？——I. Roberts教授讲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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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6日，剑桥大学Ian Roberts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为我们带来了题为Formal deep typology: Mandarin Chinese as a Case Study 的讲座。北京大学胡旭辉老师（胡老师在2011年至2015年于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即为Roberts教授）和语言学微刊成员有幸听取了该讲座。现整理出讲座记录，并请胡旭辉老师撰写回应和反思，以供读者批评指正。

1、解题

Roberts教授为我们带来的讲座的题目是“Formal deep typology”。首先我们要解释何谓“Formal deep typology”：

一、何谓“Formal”？是指，这里的语言类型依赖于结构上的而非功能上的解释，这里认为形式特征（formal features, 如时态、人称）驱动着句法操作。

二、何谓“Deep”？是指，这里寻找的是带来巨大影响的重要形式特征，亦即多效性特征（pleiotropic features，见下面的论述）。

三、何谓“Typology”？即我们的主题是关于语言类型的。这里的语言类型是从结构上对语言的分类（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s），而非历史性的或地域性的分类。

2、对Huang（2015）的回顾
Roberts教授的这一研究主要基于两点：（1）他最近几年有关语言变异（传统上的“参数理论”）的最新研究结果；（2）黄正德先生（Huang 2015）有关汉语分析性-综合性宏观参数的研究。Roberts这次讲座很大程度上是将他的参数理论用来阐释Huang (2015)的分析。两位先生也因此合作了一篇论文刊在由Roberts教授主编的Oxford Handbook of Universal Grammar (Roberts 2016)上。所以，Roberts教授向我们介绍了Huang（2015）的部分内容。

Huang（2015）指出，现代汉语（Modern Mandarin）在VP上展现出了如下特点：

一、高度能产的轻动词，如：

打鱼(to fish)    打喷嚏(to sneeze)    打呼(to snore)    打哈欠(to yawn)    打油(to get oil)    打水(to fetch water)    打灯(to use a lamp)    打毛线(to knit)    打麻将(to play mahjong)    打字(to type)    打猎(to go hunting)

二、假性名词融合（pseudo noun-incorporation），简称PNI。所谓“假性名词融合”，是指这样一类动宾短语（verb-object phrases），它们所指称的动作行为在综合性程度较高的语言（more synthetic languages）中用简单动词的形式表达。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名词带出了它的同源动词，如：

捕鱼(to fish)    捉鱼(to fish)    剥皮(to peel)    做梦(to dream)    开玩笑(to joke)

另一类是由动词带出了它的同源宾语，如：

吃饭(to eat)    喝酒(to drink)    看书(to read)    唱歌(to sing)    跳舞(to dance)
   

三、缺乏简单形式的完结性动词（simple accomplishment verbs），即表达完成的事件或完结性需要借助于合成动词（compound verbs）或短语等复杂形式。如：

• 打破    弄破    踢破

• 窗子破了。    对比：The window broke.

• *张三破了窗子。  

• 张三打破/弄破/搞破了窗子。    以上对比：Zhangsan broke the window.

• 张三踢破/推破/压破/敲破了窗子。    对比：Zhangsan kicked/pushed/crushed/knocked the window broken.

四、动词的非终结性（verbal atelicity）。即汉语的动作动词（action verbs）纯粹是指涉行为的（activity-denoting）、非终结的（atelic），而不像英语的动作动词那样可以有内在的终点（或者说边界）。对比：

• #John killed Bill several times, but Bill did not die.

• 张三杀了李四好几次，但李四都没死。

• John wrote the letter in 30 minutes.

• 张三在30分钟内，就写*（完）了那封信。
  
  

五、没有动词强迫（verbal coercion，Pustejovsky 1995）现象。所谓“动词强迫”现象，即特定的搭配在一定的语境中强迫给出一个动词的解读，如：

• John began (reading/writing/editing, depends on context) a book.

•  *张三开始了一本书。

• 张三开始看/写/编一本书。

另外，Roberts教授补充了两个汉语在VP上的特点：

一、汉语没有V-to-T movement，甚至对于助动词来说也是这样。这可以从动词和否定词的位置看出来：

    张三不喜欢李四的批评。
    张三不能来看你。

二、汉语有表达“体”的标记“了”（aspectual le），如：

    张三送了李四两本小说。

上面这句话的结构可以分析为：

    张三 [AspP 送-了 [VP 李四 [V’ (送)两本小说]]]

亦即，存在一个动词和体标记“了”融合的过程（V incorporates to aspectual particle le）。

另外，在NP层面，汉语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有丰富的量词（noun classifiers），如：

• 一本书    两支笔    五匹马    二十五个学生

Huang（2015）指出，汉语的这些特性为人熟知，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只是作为独立的现象被人提及；但是我们把这些现象放在一起比较，就能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相比于英语，汉语更具有分析性，这表现在每一类词汇范畴上（Huang 2015提到了更多现象，可参）。

Huang（2015）对汉语的分析性给出的解释是：汉语缺乏句法上的融合操作（Analyticity arises from lack of incorporation）。

就VP来说，英语存在轻动词和它的名词补足语融合的过程（Incorporation of N to V, Hale & Keyser 1993, 2002）：

    English: [VP [V’ DO [NP phone/fish/sneeze…]]]

而在汉语中融合被轻动词“打”阻隔了：

    Chinese: [VP [V’ 打 [NP 电话/鱼/喷嚏…]]]

同样的分析可以用于完结表达（accomplishment）：英语的动词可以与空的轻动词CAUSE融合，而汉语的CAUSE实现为了“打、弄、搞”，从而阻隔了融合。

就NP来说，英语存在名词和一个起到分隔作用的空成分（姑且称之为轻名词）融合的过程（Incorporation of N into Div, Borer 2005）：

    English: [divP [div e ] [NP book] ]

而在汉语中，由于量词的存在，阻隔了这种融合：

    Chinese: [divP [div 本 ] [NP 书 ] ]

Roberts教授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寻找lack of incorporation背后深层的原因，即如何把黄正德先生的analyticity用特定功能语类的特征的有无或强弱来解释。这一问题是Huang（2015）没有解决的。

3、Roberts: Formal deep typology

首先，Roberts向我们介绍了Davidson（1967）的事件语义学（event semantics）。事件语义学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下面的问题：

    a. Brutus stabbed Caesar.
    b. Brutus stabbed Caesar in the back.
    c. Brutus stabbed Caesar in the back with a knife.

按照传统的谓词逻辑，句a表述为逻辑式Stab (b, c)。但这样的表述不能解释为什么句c衍推（entail）句a和句b，句b衍推句a。在事件语义学中，a、b和c三句分别表述为逻辑式：

a’.  (Past(e) & Stab(e) & Agent (e, b) & Theme (e, c))

“There was an event such that it was in the past and a stabbing and the Agent was Brutus and the Theme was Caesar.”

b’. (Past(e) & Stab(e) & Agent (e, b) & Theme (e, c) & in-the-back (e))

c’. (Past(e) & Stab(e) & Agent (e, b) & Theme (e, c) & in-the-back (e) & with-a-knife(e))
   

从而，我们用逻辑联结词&解释了上述衍推现象。

也就是说，在事件语义学中我们把事件看成是一种变量（variable）e。而变量需要被算子或功能词约束（bind），从而获得指称（denotation）。对于事件变量，我们认为它被时态节点（T-node）约束，也就是所谓的TP-Denotation hypothesis：Events are denoted through the Tense feature. (see Higginbotham 1985, Pollock 1989, Hinzen & Sheehan 2013 for similar ideas)通俗地讲，我们认为由动词及修饰它的副词性成分所指涉的事件是一种抽象的事件，只有当它们在时间流中定位了，它们才能获得具体的指称，即指称具体的在现实世界或可能世界中发生的事件。

在不同的语言中，上述语义过程有不同的句法实现。首先看英语：

英语有V-to-v movement，而V v代表事件。而英语中，T和V v之间有一致关系（agreement），正如上例中的屈折变化（inflection）所显示的。也就是说，英语的T通过一致关系去约束事件变量。

再看法语：

在法语中，V v提升到T位置（这可以从动词与否定词的位置看出来）。也就是说，法语中T通过移动（movement）来约束事件变量。

再看汉语：

        
在汉语中，没有证据显示T和v有一致关系，显然也没有V-to-T movement。也就是说，汉语的T既不能通过一致关系约束事件变量，也不能通过动词移位来约束事件变量。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推进Huang（2015）的观点：汉语通过显性的轻动词去约束事件变量。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不同语言的T-v关系类型（Types of T-v relations）总结如下：

一、法语/罗曼语：具有strong tense，T通过动词移位来约束事件变量。

二、英语/日耳曼语：具有weak tense，T通过一致关系约束事件变量。

三、汉语：没有tense，或者说T不能约束事件变量，因为T没有相关特征。汉语通过轻动词和体标记（如“了”）约束事件变量。

我们继续看名词的情况。和动词的情况类似，我们认为名词本身指称抽象的性质（如“狗”指“具有狗的性质”）或种类，如果要指称现实世界或可能世界中具体的个体，需要借助于限定词（determiner），即需要句法上的D-head去约束个体变量。这就是所谓的DP-denotation hypothesis: Individuals are denoted through the Person feature of D.

英语和意大利语显然有determiners，这两种语言的差别在于意大利语有N-to-D movement，而英语没有N-to-D movement，这可以从如下的语序对立上看出来：

a. Gianni mio.

b. *John my. / my John.

汉语没有determiner，那么，汉语的名词层面的个体变量被什么成分约束呢？在这里，Roberts推进了Huang（2015）的观点，认为汉语的量词允准了名词层面的个体变量（presence of the classifier in n licenses the individual variable x）。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不同语言的D-n关系类型（Types of D-n relations）总结如下：

一、意大利语/罗曼语：具有strong person，D通过名词移位来约束个体变量。

二、英语/日耳曼语：具有weak person，D通过一致关系约束个体变量。

三、汉语：D不能约束个体变量，因为它没有person features。汉语通过量词来约束个体变量。

进而，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两种类型：

• Strong/weak/no Tense

• Strong/weak/no Person
  

1. 罗曼语：strong for both

2. 英语：weak for both
   

3. 汉语：“no” for both

这三种语言在上述类型上的区别反映在屈折形态（inflectional morphology）上：罗曼语有丰富的屈折变化，英语只有少量的屈折变化，汉语没有屈折变化。

最后，Roberts教授把原则与参数理论和基因学进行了类比。在基因学中有一个概念，即“基因多效性”（pleiotropy），是指某些基音能够影响大量的、看似不相关的表型性状（phenotypic traits）。如果我们称这样的基因为“master genes”，那么是否存在“master parameters”？

我们认为语言在Tense Feature和Person Feature上的选择就是这样的“master parameters”。我们借用基因学的术语，称这类特征为Pleiotropic Formal Features，简称PFFs。除了Tense和Person外，我们认为Case和Order也是PFFs:

• Strong Case = case inflection on nouns and quirky/lexical case; weak Case = no case inflection but indirect evidence.

• Strong Order = head-final (Kayne); weak Order = head-initial.

PFFs的特点有：

1. 它们给出strong/weak/no的选项；

2. 它们在PF层面（主要通过屈折形态）系统地呈现；

3. 它们与语义解读（semantic interpretation）的核心方面相关（例如允准个体或者事件变量）。

并且2、3均与音系和语义界面相关。

PFFs和语言类型：

• English: weak Person, weak Tense, weak Case, weak Order;

• Chinese: no Person, no Tense, weak Case, strong Order (close to head-final);

• Latin: strong Person, strong Tense, strong Case, strong Order;

• Romance: strong Person, strong Tense, weak Case, weak Order;

• German: weak Person, weak Tense, strong Case, strong Order…

Roberts在最后给出了他的结论和展望：PFFs是构建Formal deep typology的关键；我们要进一步在细节上考察PFFs，包括在语言历时演变和语言习得等等领域；进一步，我们要考虑这样的理论如何来确定语言谱系（classifying languages and families）。

胡旭辉老师的回应和反思

图为Roberts教授（左）和胡旭辉老师（右）在剑桥大学语言学系办公室

A. 讲座内容的理论意义
1. 名词和动词句法结构平行关系的建立。这是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的问题，对此作出最为全面和精确探讨的句法学家应该是Hagit Borer教授，她用两卷本著作分别讨论具有平行关系的名词和动词领域的相关句法问题，并且给出了明确的两个对应的功能结构（名词领域是DP, 动词领域是EP，E指的是event）。我们看到，Roberts教授用了一些Borer的基本理论假设（如所有语言的名词结构都有一个Classifier head）。在解释汉语和其它综合性语言的宏观差异时，只有黄正德教授和Roberts教授系统采纳了此类假设。尽管细节还可以深入，这个视角似乎在合理的轨道上，值得我们探索。

2. “基因多效性”（pleiotropy）的提出。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假设，应用的重点是解决微观参数和宏观的类型学差异的直接的矛盾。生成语言学比较新的有关语言差异的假设被称为Borer-Chomsky Conjecture，基本内容是，句法差异都应该归结到词库内与特征有关的差异中。也就是说，管辖约束阶段的各类参数不再被认为是语言差异的根本原因。比如“空主语”现象不再是由于存在一个宏观的“空主语”参数，而应该归因到更为细微的词库因素（比如Roberts（2010）认为和T head是否带有[D]feature有关）。这样的解决方案更贴近最简方案的宏观理论假设，也具有更为深入的解释性。但是似乎难于解释一个现象：语言中确实存在类型学研究所分析的宏观的一簇而非单一的差异（比如黄正德先生归纳的汉语各层面体现出来的分析性），而如果是词库中微小的因素导致语言差异，似乎带来的结果应该是语言差异杂乱无章，而不应该出现我们所看到的类似于汉语的分析性特征。Roberts教授提出的基因多效性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由于人类句法结构的特点，某些特征，即Pleiotropic Formal Features，对各类句法现象都有影响，因此两类语言如果在此类特征上一旦存在差异，则会出现一系列系统的差异。

Roberts教授有关参数差异的理论当然不止讲座中的内容，有兴趣的学人可以参看他最新要出版的著作。

B 本次讲座可以商讨的地方
1. 有关量词约束个体变量：这在语义上和理论上都可以商榷。在语义上，量词并不能完成传统意义上的个体变量约束。比如Borer (2005b)认为约束个体变量的两个常见语义解读是定指和无定名词，前者由the/this/that等完成，后者由a等完成。汉语也有有定和无定的名词解读，而且此类解读与量词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此外，认为汉语句法结构中有或者无D的主要研究（如Borer 2005b; Bo?kovi? &Hsien 2011）也都明确认为，定指解读来自于指示词等，所不同的是Borer认为指示词位于D位置，Bo?kovi?等认为汉语无D, 指示词是adjunct。对于无定解读的解释比较复杂（定指也不一定来自指示词），我们不具体介绍，但强调一点：以往的研究认为对个体变量的约束（语义上的type shifting from <e, t> to <e>）都没有与量词挂钩。

2. 有关汉语显性轻动词阻碍融合以及汉语缺乏融合的问题。可能这个结论太过极端，取决于用什么理论框架。如果采纳分布形态学的观点，所有的词都首先是词根与词性功能词合并融合的结果，而轻动词也被当作是动词词性功能词，因此采纳这个框架，则汉语必然会有融合的情况发生。这并不是说讲座中的假设是错误的，而是提醒一点：理论框架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所以需要慎重选择，并且尽量能让结论不被某一个具体的假设限制。（但做研究又需要一个严密的框架，而非大杂烩。这是一个tension，不可能完美解决。）

3. 研究语言差异是否一定要拘泥于宏观的参数（如综合性和分析性），认为语言特征是这些宏观的参数的具体体现？可能不一定。一个比较典型的研究是Bo?kovi?教授的一系列有关名词结构的研究。这些研究基于是否有限定词这一单一的特征，归纳出汉语和诸多斯拉夫语言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共性。斯拉夫语言的综合性要比英语高很多，但是却依然和典型的分析性语言（汉语）有这么多共性，表明我们似乎应该超越综合性、分析性这样的分界来看问题。当然Roberts先生和黄正德先生并没有说我们只能在这个分界下看问题，我只是希望读者不要忽略以上问题。

参考文献

Borer, Hagit. 2005a. In Name Only. Structuring Sense,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rer, Hagit. 2005b.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nts. Structuring Sense, Vol.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kovi?, ?eljko & Hsieh, I-Ta Chris. 2011. On word order, binding relations, and plurality in Chinese Noun Phrases. M.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Davidson, Donald. 1967. “Truth and meaning”. Synthese, Vol. 17. pp. 304-323.

Huang, C.-T. James. 2015. On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Parametric Theory.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pp. 1-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 Ian. 2016. Oxford Handbook of Universal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采写：郝琦  胡旭辉
编辑：平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