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卜维美、刘鸿勇：腊罗彝语的分裂式数量短语

一、引言

在汉藏语具有量词的语言中，数量短语往往和名词组合成表达不定指意义的名词性短语。我们发现彝语西部方言腊罗话（简称“腊罗彝语”）中的数量短语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和名词组合。腊罗彝语的数量短语只能出现在谓语动词前，作为分裂式数量短语使用，语义上指向充当主语或宾语的名词。这种现象与日语的漂移式量化词现象类似。日语的数量短语既可以跟名词组合也可以跟动词组合（Sportiche，1988；Miyagawa & Arikawa，2007；Nakanishi，2007）。与日语不同的是，腊罗彝语的数量短语和名词无论在语音层还是在逻辑层都无法构成一个句法成分。这些跨语言的事实说明名量词进行个体量化时，可以采取直接方式（量化个体变量）或者间接方式（量化事件变量）。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将量词型语言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汉语和凉山彝语属于第一种类型，名量词必须和名词组合；日语和韩语属于第二种类型，允许漂移式量化词，名量词既可以和名词组合，也可以和动词组合；腊罗彝语属于第三种类型，名量词只能和谓语动词组合。

本文的两个研究问题是：在腊罗彝语中，如果谓语动词为及物动词，那动词前的数量短语在语义上是指向主语还是指向宾语呢？动词前的名量词是如何进行量化的呢？

二、腊罗彝语数量短语的语义指向

我们以(1)这样一个包含了及物动词的简单句为例，来说明腊罗彝语中数量短语的语义指向情况。

（1）

这句话可以在以下四个不同的场景下，表达四种截然不同的意思。

（2）

 a.有三只老虎正在咬豹子。b.老虎正在咬三只豹子。

c.有三只豹子正在咬老虎。d.豹子正在咬三只老虎。

施受关系以及数量短语的语义指向是导致四重歧义的原因。腊罗彝语中可以使用受事标记di³¹来消除歧义。例如：

（3）

有三只老虎正在咬豹子。

加上受事标记di³¹之后，例(3)中的施受关系就明确了，只能表示“老虎咬豹子”。与此同时，受事加上di³¹之后，数量短语在语义上就不能指向受事了，只能指向施事。我们发现di³¹只有在进行体以及将行体中才具有阻断数量短语指向受事的功能，在其他体范畴中，不具有此功能。当句子为持续体、经历体或完成体时，数量短语一般都指向宾语，除非句子包含有明确指向主语的补语成分。

三、腊罗彝语分裂式数量短语的句法分析

腊罗彝语的数量短语无法跟名词构成一个句法成分，只能和谓语动词组合成动词短语，这种情况跟日语和韩语中的漂移式量化词的句法表现类似。Nakanishi（2007）认为日语漂移式量化词（不与名词组合的量化词）量化的是满足单调性制约的事件，即一个事件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子事件，并且事件和事件中的论元具有如下的投射关系：e→h(e) →μ(h(e))，其中，h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其功能是将一个事件变量(e)转换为和事件相关的个体变量(h(e))，此时，事件必须要满足单调性条件，即事件可以按照事件参与者的不同分解为若干子事件。μ是一个测量函数，定义域是个体变量，值域为个体变量的个数。日语漂移式量化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搭配关系通过子事件和子事件中包含的个体变量之间的直接映射关系建立。

腊罗彝语的分裂式数量短语和日语的漂移式量化词一样，可以通过量化事件达到量化个体的目的。我们可以借鉴Nakanishi（2007）对日语漂移式量化词的分析，不过，需要额外加入两个限制条件，第一，在腊罗彝语中，诸如“盖一栋房子”这样的单个事件也需要分解为子事件，例如分解成打地基、砌墙、盖房顶、装门窗，即e=e₁+e₂+e₃+e₄；第二，腊罗彝语中，主语只能投射到单个事件的子事件，无法像日语那样投射到复杂事件。例如“三个人正在盖房子”不能表示x正在盖a房子，y正在盖b房子，z正在盖c房子（分配性解读）。“三个人正在盖房子”在腊罗彝语中只能表示：a房子有A、B和C三部分，x正在盖a房子的A部分，y正在盖a房子的B部分，z正在盖a房子的C部分（集合性解读）。

（4）

 他们村里有三个人正在盖房子。

根据(4b)列出的真值条件，“盖房子”这件事可以根据“房子的建筑构成成分”分解成若干个子事件，这些子事件对应着三个施事，因此μ(h(e))=3，也就是说，三个人一起完成了“盖房子”这件事，不管盖房子分成多少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由这三个人中的一人完成，形成“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这样的效果。数量结构指向主语，句子得到集合性解读。

四、结论

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腊罗彝语代表了和汉语、日语不同的一类语言。汉语中的名量词只能和名词组合，日语中的名量词既可以和名词组合，也可以和动词组合，但是腊罗彝语中的名量词只能和动词组合。腊罗彝语呈现出的分裂式数量短语现象目前在汉藏语其他语言中还未曾发现，它的成因、地理分布、语法表现及类型学意义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和研究。

参考文献：

陈玉洁 2007 《量名结构与量词的定指标记功能》，《中国语文》第6期。

邓思颖 2010 《形式汉语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顾 阳  2009 《langai,mi 与景颇语数名结构再析》，《语言科学》第3期。

胡素华、周廷生 2018《彝语方言受事格标记及基本语序类型比较》，《语言科学》第2期。

刘丹青 2002 《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中国语文》第5期。

沈阳 1995 《数量词在名词短语移位结构中的作用与特点》，《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袁毓林 2005《“都”的加合性语义功能及其分配性效应》，《当代语言学》第4期。

Miyagawa, Shigeru and Koji Arikawa 2007 Locality in syntax and floating numeral quantifiers. Linguistic Inquiry 38: 645-670.

Nakanishi, Kimiko 2007 Measurement in the nominal and verbal domain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 235-276.

Sportiche, Dominique  1988  A theory of floating quantifiers and its corollaries for constituent structure. Linguistic Inquiry 19: 425-449.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0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卜维美，云南大理巍山彝族人。澳门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研究兴趣为理论语言学及腊罗彝语语法研究。目前已经完成博士论文的初稿写作，内容为腊罗彝语程度结构的句法语义研究。

刘鸿勇，澳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代表作为《汉藏语名词性结构的对比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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