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的学问

 

 

何绍基是有名的书法家，也是有名的诗人，传世有文集二十卷，三百余篇；题跋七卷，共154篇，主要以金石题跋为主。

他的学问怎么样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没太给他好评。但这不等于说，他的学问就不值得写进学术史。相反，倒是何为“学术史”以及如何“重写学术史”，时人尚且辩说不明。上世纪90年代是热门，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说的人也少了。

在梁、钱二人之前，人们是怎样看待何绍基的学问的呢？

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卷三，说何绍基“于学无所不窥，博览而详说之。六经、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凡历朝掌故，无不了然于心。”证之文集以及诗词用典，评论并非虚语。

何绍基交游甚广，学术中人，就有前辈阮元、程恩泽、包世臣、吴荣光、许瀚，同辈张穆、龚自珍、魏源、王筠、梅曾亮、李元度以及曾国藩等人。

曾国藩到了北京之后，在师友之中，他特别看重何绍基。也就是说，除了唐镜海、倭艮峰这些长辈之外，同辈人中，他认为“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十七日与弟书中，他这样写道：“子贞现临隶书字，每日临七八页，今年已千页矣。近又考订《汉书》之讹，每日手不释卷。盖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礼仪》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以余观之，前三事者，余不甚精，不知浅深究竟如何。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诗亦远出时手之上，必能卓然成家。”此时，何绍基年不过42岁而已。

何绍基和他的好友张穆（石舟，1805-1849）都极力推崇清初顾炎武，1843年，两人向各方募捐，在北京南城慈仁寺旁，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建立了祠堂。张穆曾经为顾炎武著有年谱，同时，他还为另一位清代学术的奠基人之一的阎若璩作传，而顾炎武年谱的编成，少不了何绍基的参订。张穆的著作《蒙古游牧记》以及《延昌地形志》，阮元也不由不惊呼“二百年无此作也”！何绍基在《村谷论心图记》中写道：“石舟屡迁其居，最后居门楼胡同，在余西砖老屋之西，相距仅百步。借书闲话，疑事相质，日或三四过。”

何绍基的另一位学术上的至交是许瀚（印林，1797-1866），许瀚是何绍基父亲何凌汉的学生。1826年春天，何凌汉擢顺天府尹，举家移北京，许瀚进京，为国子监生员。“文安公诸公子皆喜与印林游，而长君子贞与相契尤深。”二人相互切磋，共同研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许瀚校《说文解字》三十卷，就是他们二人共同研究的结果。许瀚跋语是：“明汲古阁毛刻《说文》，及孙氏此刻，皆出宋小字本，毛变为大字耳，而异同甚多。毛本经斧季剜改，以非其旧。道光壬辰（1832），何子贞得毛氏未剜本于武林，携如京师，校其异同，于孙本甚备；又得龚定庵所藏明叶氏抄本覆校之，叶本亦出宋小字本，惜未校毕而旋浙。癸巳二月，瀚偶见之，辄度一过。子贞行复入都，其假叶本而卒业焉。他日聚首，瀚将补录于斯。”何绍基在此书后有跋语：“余尝与印林兄言，安得未经李、徐手之《说文》而读之乎？是诚诞想也！孙刻远胜毛刻，行款悉仍之。余读叶石君钞本，因合毛本以校孙本，又恨不即相见周漪堂所藏宋本也！”寥寥数语，就将《说文解字》的版本方面的内容表述清楚——这意味着，许瀚所校定的三十卷本《说文解字》，如果没有何绍基的参与，将根本没有可能存在。

在学术合作方面，何绍基与许瀚的合作颇多，比如《齐侯罍铭考释》、《隶篇》、《顾亭林先生年谱》等，都是他们学术合作的成果。而清代学术的成就，正是奠基于官员、学者、藏书家之间在文献交换以及研究心得之间的良好的合作之上。《东洲草堂文集》卷六题跋《跋阮相国藏齐侯罍文拓本》，何绍基展示了他在经史文献、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物方面的渊博学识。在文末，何绍基甚至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余因定为《齐孟姜壶》。舟行摇兀，作此释文，考订一豁从前纷蔽，使许印林、陈颂南、徐问蘧、曹秋舫、吴子苾诸君见之，当同称一快也！”

《宋元学案》是清初黄宗羲和全祖望的重要著作。但是这部著作，在黄宗羲与全祖望的生前，都未完成。何凌汉在道光壬辰（1832）按试宁波，从学生中选拔了一个叫王梓材的学生，向他询问《宋元学案》之事，王答未见，何凌汉嘱托他留意此书。没想到六年后，王梓材居然找到了全祖望委托给卢月船的残稿，以及黄宗羲的玄孙黄璋等人整理的八十六卷本，王梓材和冯云濠将访求到的卢氏本、黄氏本和二老阁郑氏刊本汇聚一起，校刻了百卷定本的《宋元学案》。但道光二十二年（1842），冯氏住宅被焚，刻板也村之一炬。同年秋，王梓材应何绍基之约到了北京，何为他委派助手，又把自己收罗的藏书供他使用，两次加以“精心勘阅”、“补脱正误”，因而此次重新刻成的《宋元学案》，是最好的版本。1848年，新刊《宋元学案》成，他的弟弟何绍祺、何绍京以及儿子何庆涵、侄子何庆深，都加入到了此书的校刻之中。为此，他写了《重刊宋元学案书后》详叙其原委：“呜呼，先公拳拳于是书，非视浙学则无以发其扃，其已刻而旋毁、毁而复刻嶵 非先公所及知。摩娑铅椠，逾阅岁时，悚与愧惧，敢云负荷耶？雘轩于重校之次，遍涉四部书，复成《宋元学案补遗》百卷，与原编相埒。余寻为副墨，以俟续刊，此尤黄、全二子之功臣，恨先公未及见也。”如今，《宋元学案》不管是哪一版本，都必须以何氏所刻为祖本，而且，此书已经成为研究宋明时期儒学的重要参考著作。

至于在诗学方面，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这样评价：“道咸以来，何子贞、祁春圃、魏默深、曾涤生、欧阳磵东、郑子尹、莫子偲诸老，始喜言宋诗。”意即是说，风靡晚清的同光体，也与何绍基的倡导有关。至于他的诗歌成就，金天翮《艺林九友歌序》甚至认为“晚清诗人学黄最工者，推何猿叟、范伯子。”可见其地位之高。但是他的诗，却不是模仿前人，而是“以达吾意”，所以读他的诗，乃是他的自我性情的流露。何绍基说：“诗是自家的，便要说自家话”，“将一切牢骚语、自命语、摹古语、随便语、名士名风情语、勉强应酬语概从刊落，戛戛独造，本根乃现”（《东洲草堂文钞》卷三《符南樵寄欧馆诗集叙》），则隐隐然有后来新诗倡导者的主张了。

其实我们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何绍基差一点儿成为状元：何绍基在33岁取优贡生，37岁举乡试第一，38岁进京考试——他的老师阮元、程春海都激赏他的试卷，“已置第一”，结果却因为“语疵”而排在第十一名。

按照清代的科举规定，贡士复试前十名，即是位列一等考生，也才有资格在殿试的时候被皇帝钦点为状元、榜眼或探花。而如果放在第十一名，他就彻底失去前三名的机会了。他的“语疵“是什么？这是另外一篇文章的题目了，此处不提。何绍基在入翰林院深造三年之后，成绩仍然一等，授编修。

从道光十八年（1838）至咸丰元年(1851)，何绍基历充文渊阁校理、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以及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道光二十六年(1846)，被提升为国史馆提调，负责处理馆内事务。与此同时，他还曾经典试福建乡试（1839）、贵州乡试（1844）以及广东乡试（1849）。1852年，曾任四川学政，因上疏忤圣意而被解职。

咸丰六年(1856)之后，何绍基绝意仕进，先后在济南泺源书院和长沙城南书院主讲授徒，长达11年。1870年，应丁日昌中丞约，72岁的何绍基赴吴门，寓苏州金狮桥巷。“复经相国曾文正公、中丞丁雨生先生延主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大字十三经注疏》。浙江杨石泉中丞亦聘主孝廉堂讲席，府君往来吴、越，觞咏留连，意兴颇适。”

至于今天不易看到的著作，如《史汉地理合证》、《说文段注驱正》、《说文声读表》、《说文声订》，以及《惜道味斋经说》，更证明他的学问在当时绝对是一流的。尽管梁启超和钱穆二人的学术史并没有过多地涉及到何绍基，却并不能证明何绍基可以从清代学术史上被遗忘了。

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另一位名家张舜徽，对何绍基的评价是中肯的：“绍基于经学、小学，用力最深。居京师日，与苗夔、张穆为学问交……苗氏尤精于文字音韵，绍基亦邃于许书及金石刻辞。余早岁居长沙，获见其手批王筠《说文释例》稿本，绳头细书，考订精审，一生于许书虽无专书，而固潜研有得，深通字例之条者也。又尝得观其手批《十三经注疏》，楷法端整，无一笔草率，想见其平生治经专谨之致，令人倾慕。世徒重其书法，为有清第一，而不知其博极群书，学有本原，书法特其余事耳。”

我曾以为，学问是根，艺术是花朵。人们只注意到了花朵的艳丽与否，却不知它的根扎得有多深。同样，人们忘记了甚至不再提何绍基的学问而只讨论他的笔法与点画，不知何绍基地下有知，会作何想了！

(2016.4.3.湖南省博物馆看何绍基书法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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