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的“苦功夫”：临得最多的竟是这一块碑帖！

《张迁碑》又称《汉荡阴令张迁碑》，东汉中平三年（186）立。明初出土，旧时立于山东东平州学明伦堂前，今在山东泰山岱庙碑廊。碑高三百五十三厘米，宽一百二十三厘米。碑阳正文十五行，每行四十二字；碑阴三列，上两列碑文共十九行，下列三行。

碑文记述了当时的谷城长张迁不仅出身名门望族，在任时也多有惠政，后迁为荡阴令，吏民感恩其德，遂刊石以纪之。碑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还涉及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碑额题有篆书“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十二字，书风妍美，富有装饰趣味。在“一碑一奇”的汉碑书法中，《张迁碑》的书风方劲古拙，逆入平出，有万毫齐力之感。碑文字体结构敦实平正，富有巧拙之变，可谓独树一帜。传世的拓本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朱翼盦本为最佳，即通常所谓的“东里润色”四字未损本。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他是清代著名诗人、书画家，通经史，精律算，嗜金石，曾据《大戴礼记》考证《礼经》，为《水经注》刊误，著有《惜道味斋经说》。他对小学用功极深，曾批注王筠的《说文释例》，时于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也多所举正，还著有《说文段注驳正》。他的文章师法司马迁、班固、韩愈，著有《东洲草堂文钞》二十卷。后人将其中卷六至卷十的金石题跋部分单独辑出，编为《东洲草堂金石跋》五卷。《东洲草堂金石跋》有民国西泠印社木活字本（吴氏遯盦金石丛书）与民国乙丑年（1925）湖南丛书刊本两个版本。何绍基诗宗李白、杜甫、韩愈、苏轼诸大家，是宋诗派的重要宣导者，著有《东洲草堂诗钞》三十卷。同治六年（1867）何氏家刻本的《诗钞》为二十八卷，光绪间续刊二卷。另有光绪刻本附录其子何庆涵《眠琴阁遗文》一卷、贵祷二卷、儿媳李楣《浣月楼遗诗》二卷，以及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附录其孙何维棣《潜颖诗》十卷、文集四卷。1992年，岳麓书社以同治六年何氏家刻本《东洲草堂诗钞》和《东洲草堂文钞》为底本，校以何氏生前付梓的《使黔草》《使闽草》《峨眉瓦屋游草》及《东洲草堂文钞》手定底稿本，排印出版《何绍基诗文集》二册，为今通行本。

◎ 何绍基 为霁园先生杂书册（局部）

何绍基幼年生活贫苦，与母亲廖氏寄寓舅家。所幸其父何凌汉于嘉庆十年（1805）得中进士一甲三名，家族命运由此转变，举家迁往京城，他从此开始读书习字，先后拜孙镜塘、张星焕等人为师。十八岁时，他首次应京兆试，取誊录；道光十一年（1831），取优贡生；道光十六年（1836），三十八岁的何绍基考中进士。三十年来，何绍基共参加了十一次乡试，有五次在京应试，六次回湘应试，应试之路可谓坎坷不平。殿试时，廷对策为张文襄（张之洞）、阮文达（阮元）两相国所激赏，已置大魁气，本可名列前茅，竟因“语疵”（横读有“大行”二字）而“抑落二甲第八名”（何庆涵《先府君墓表》），令人惋惜。而他之后的仕途还是顺利的：历任文渊阁校理、武英殿协修、纂修等职，又先后充福建、贵州、广东等地乡试考官。咸丰二年（1852），何绍基出任四川学政。在任期间，整顿学校，革除陋弊，深受士民爱戴。后因条陈时务受责降归，仕途受阻，遂于山东泺源、长沙城南书院讲学，教授生徒。晚年，他主持扬州书局，校刊大字《十三经注疏》，并主讲浙江孝廉堂。

◎ 何绍基 行书临右军大令字卷

何绍基书法四体书皆善，尤以行草、分隶最为人所称道。受父亲何凌汉的影响，何绍基早年习书由唐楷入手。从存世的墨迹来看，他父亲的书法有深厚的颜字功底，是典型的“帖学”一路书风，典雅质朴。

◎ 何绍基 临争座位帖（局部）

何绍基一生对颜真卿书法用力最深，他自己在题跋中也曾提及“少壮时，喜临《座位帖》”（《题旧临座位帖后》），“余平生于颜书手钩《忠义堂》全部，又收藏宋拓本《祭伯文》《祭侄稿》《大字麻姑坛记》《李元靖碑》”（《东洲草堂金石跋》），“大小《麻姑坛记》，余弟兄每见即收，每于友于闲静时，出多本互相评赏”（《东洲草堂金石跋》）。可见他醉心颜书到了几近于痴绝的地步，其笔下自然一派颜味，至老不减。

二十岁那年，何绍基“始读《说文》，写篆字”（何绍基《书邓完白先生印册后》）。道光二年（1822），何凌汉任山东乡试正考官，留督学政，何绍基随侍山左。在此期间，他不仅结识了一大批金石圈好友，更搜访了大量的碑版。如在济南得明代奚林和尚所藏《张黑女墓志铭》拓本、《石门颂》拓本，于周通甫处见《曹景完碑阴》拓本，于裕州周鉴湖处见《张迁碑》拓本，于郭兰石处得《天发神谶碑》拓本，等等。有诗记之曰：“我昔壬午年廿四，东山使节日随侍。遍甄秦后篆分碑，始读仪征金石志。”（何绍基《晋孙夫人碑书后》）道光十一年（1831），何凌汉任浙江乡试正考官，留督学政，何绍基参加完乡试后，旋即赴浙，随侍在侧。在此期间，他曾登宁波天一阁，见《圉令赵君碑》、《刘熊碑》、宋拓《石鼓文》等；至绍兴，他与许瀚同往禹陵窆亭，摹拓篆文；后往焦山，又手拓《瘗鹤铭》；回杭州，还与释达受（六舟）同游。

道光十五年（1835），何绍基回湘参加乡试，得见吴荣光所藏金石字画数十件，并为之题跋各件。这一时期，是何绍基访碑活动的开端，这些访碑活动使他视野大为开阔，书风也由先前以楷行为主的纯唐法，转向以篆隶为主的秦汉碑版之风，继而转习北碑。他在《书邓完白先生印册后》中写道：“侍游山左，厌饫北碑，穷日夜之力，悬臂临摹，要使腰股之力悉到指尖，务得生气。每着意作数字，气力为疲茶，自谓得不传之秘。”何绍基的回腕法大约在那时已经形成，且书写的过程极为艰辛，“每着意作数字，气力为疲茶”。他自济南购得《张黑女墓志铭》后，常携在侧，“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跋魏张黑女墓志》)。

◎ 行书节录黄山谷词（局部）

大约在这一时期，他又提出化分隶入楷的观点。道光七年（1827），何绍基在开封访得《景龙观钟铭》拓本，并为之跋曰：“睿宗书此铭，奇伟非常，运分书意于楷法，尤为唐迹中难得之品。”又有诗云：“肄书搜尽北朝碑，楷法原从隶法遗。”（《东洲草堂诗钞》）道光二十八年（1848）以后，何绍基勤习欧阳通《道因碑》，晚年他回忆道：“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知唐人八法以出篆分者为正轨。”（《东洲草堂金石跋》）这是他的卓见，也是他楷书的显著特征。

◎ 何绍基临张迁碑（局部）

咸丰五年（1855），何绍基被革去四川学政之职，受山东巡抚崇恩之邀，讲学于山东。仕途的受阻，反倒给了他更多的时间潜心于翰墨。他开始大量临习汉碑，大凡当时能见到的，诸如《张迁碑》《礼器碑》《乙瑛碑》《曹全碑》《石门颂》《华山碑》《衡方碑》《裴岑碑》等等，他都勤习不辍。何氏临隶书最早的记录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四十二岁的何绍基在济宁为杨铎（石卿）临《鲁峻碑》，且题跋曰：“石卿索拙书，余不见碑版者将一年矣，于分书尤初学执笔者......”这里他说自己在隶书领域还是初学者，涉猎不多。

曾国藩的日记里记录有何绍基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临帖情况，曰：“子贞现临隶字，每日临七八叶，今年已千叶矣。”可见何绍基四十多岁时临帖是下过苦功夫的，临过大量隶字。六十岁以后，何绍基的这种临习则变为一种常态。如咸丰九年（1859）元月，几乎整个月的时间他都在临习汉碑，且往往一帖未竟第二天接着临，临完之后又换一帖。

在众多汉碑中，他临习最勤的当属《张迁碑》。从他的日记记录结合目前看到的临本可知，自咸丰八年（1858）临写一通起，至同治元年（1862），八十四岁时，他前后临写此碑共计九十九通。其中，以咸丰十一年（1861）临写最多，共计三十二通，他的勤奋和毅力是惊人的。何绍基所临习的《张迁碑》是何种版本现已无法得知，根据目前的记录，只知他二十九岁时，于裕州周鉴湖处见过《张迁碑》拓本。他临写的内容完整性较好，应当是比较旧的本子。在他的各个临本中，较早的如第三十三通与第六十通，书写时讲究笔笔俱到、一丝不苟、横平竖直，极为方整；稍晚的第九十四通与第九十六通等，此时字帖早已烂熟于胸，书写时更为率意，笔与笔之间的连带呼应更为强烈，笔画和字的曲势也明显增多，显得老辣纵横、开合有度、无不如意。

何绍基在临写的过程中，追求的是汉碑的气息与味道，而不是外形的相似与否。他还将过往的学书经验运用其中，因而富有己意。加之平素篆书的训练与“回腕高悬”的书写方式，使得他的隶书既能“杀锋入纸”，遒劲而厚重；又能兼顾字里行间的关系，笔意十足。

马宗霍对他的书法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评论：蝯叟于分书博览兼资，自课之勤，并世无偶。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势，或取其用笔，或取其行气，或取其结构分布。当其有所取，则临写时之精神，专注于某一端，故看来无一通与原碑全似者，昧者遂谓蝯叟以己法临古。不知蝯叟欲先分之以究其极，然后合之以汇其归也。”(《书林藻鉴·书林纪事》）——戴家妙 李炳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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