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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法史上，何绍基属于那类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书家，学识渊博，诗文俱佳。晚清学者林昌彝(1803—?年)在《何绍基小传》中尝称：“师内行出于天性，处家庭间，恂恂孝友，于学无所不窥，博涉辞书。于六经、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学，旁及碑版文字，凡历朝掌故，无不了然于心。” 他对古文有极深的研究，尤其是他的诗，堪称一绝，有晚清“宋诗派”代表人物之誉。《清史稿》称他“诗类黄庭坚”，其实除黄庭坚外，他在诗的取法上更多的还是苏东坡。在他的诗作中，不仅有多首表达了其对苏轼的钦佩之情，而且有时作诗喜好步苏诗之韵。他的诗整体看来有自己的风格，其诗作正如其自己所说的那样：“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亦不敢也。”从而，也使他的诗作始终保持着“温柔敦厚”的特色，即使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对生民的疾苦多有同情，但在他的诗文中是不会出现那种对社会和现实富有批判力的词句的。有人将其归纳为：“平淡自然，意在自我；不名一体，富于变化；词采壮丽，气势雄伟。”其著作有《东洲草堂诗钞》等。他所作文章，“文笔灵活，富于变化，语言质朴，明白晓畅。《使蜀奏稿》或叙或论，或分条陈述，或一气呵成，均剀切详明，令人折服。《汤母杨太淑人吟钗图记》侧重议论，说理透彻，语言明快，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仲弟子毅哀辞》侧重抒情，一气呵成，音节短促，震人心弦，催人泪下”。他所作文章也已为当世人所重，惜为其书名所掩。楹联以数千计，且句无雷同，而且语句绝妙，是其诗文才学的显现。其一生著作在经史方面有《惜道味斋经说》八卷、《史汉地理合证》若干卷、及与丁晏合撰的《山阳县志》二十一卷等。在文字学方面的著述有《说文段注驳正》、《说文声读表》、《说文声订》等。其他还有《何蝯叟日记》、《东洲草堂文钞》、《东洲草堂诗集》、《玄女室杂记》、《春陵倦忆录》等。因为学识渊博，再加上聪颖过人，故其字亦如其人一样，内涵极为丰富，久观益美。
《东洲草堂诗钞》二十七卷（同治本） 笔耕不辍，是何绍基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他曾在《跋张黑女墓志拓本》中题道：“余自得此碑（1825年），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1826年）入都，丁亥（1827年）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1828年）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这不仅表明了他对《张黑女墓志碑》的钟爱，同时也证明了他在学习上的勤奋。而他苦练书法，自少至老，不分寒暑，日课不辍。在给其姻亲李仲云的信中写道：“从未临《道因碑》，冬间忽发此兴，每日晨起临十纸，得百八十字，汗流肱背，真消寒妙法也！”⑽在《何绍基种竹日记》（记叙着从道光二十七年六月至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间，即1847年6月—1848年12月，每天所经历或所做的主要事情）中，有关刻苦勤奋练字的记叙随处可见，如“午间写大字”、“午后写大字多”。就是在酷热的六、七月份，只要有时间，他都坚持，从未间断。如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份：“廿七日，早出门拜客。归，竟日热，写大字汗透。”“廿九日，早起，顺路拜客，到馆。巳正出，由厂肆归。热甚，写大字不能多。”⑾等等。由此可见其在书法方面用功之深和勤奋的程度。直至晚年，他都始终保持着这种勤奋的精神。何维朴在其祖父临《衡方碑》后跋道：“咸丰戊午（1858年），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乐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1860年）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此衡方碑书于壬戌（1862年）十二月，乃临张迁百通后所临者，未及数本，次年正月即作岭南之游，七月始归，嗣后筋力渐衰，从游诸生日益众，校艺不遑，隶课亦因之少缀矣。”
何绍基《种竹日记》（节选）
何绍基临《张迁碑》 何绍基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功，除了先天固有的天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后天的勤奋所致。科举上，他通过发奋努力，才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考中进士，时年已三十有八。正是因为勤奋，才造就他博通经史，于古文方面有极深的造诣；在诸经、《说文》、注疏、史志、考订之学诸方面的研究，颇具成就，成为诗书双绝的书家。当然，这与他仕途的坎坷，促使他全身心投入有关。如果他仕途顺畅，官运亨通，那么他更多的作为也许就会如其父一样，是在政治上，而非书法艺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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