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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一提起《欢乐颂》，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应该以下这几张脸。 但是德语出身的小编一看到外文名字ode to joy，内心是拒绝的。无论是席勒的诗歌(An die Freude)，还是贝多芬谱曲，都是如假包换的“德国货”。而剧组所运用的英文译文，作为“装饰品”本无可厚非，却不免隔绝了受众对于原著小说和席勒诗歌关系的一点联想。
那么，小说究竟缘何叫做“欢乐颂”呢？为什么恰恰是五位女性的主角？是什么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作品表达的主旨又是什么呢？
原作者阿耐据说是个极为低调的人，她几乎从未站出来对自己的著作和电视剧品评一二。至于这命名背后的缘由，小编窃以为和席勒的诗有莫大关系，在此穿凿附会一番，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欢乐颂》想必大家在小学就接触过，但如果你凭借着这个版本的歌词想一窥究竟的话，恐怕要徒劳而返了：
不知道席勒大人要是看见这个译本，会不会从魏玛的墓地里爬出来和“集体”拼了。
相比于诗作，贝多芬《欢乐颂》的谱曲，似乎大家更为熟悉，这是他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主要部分。事实上，是先有席勒的诗稿（1785年），后有谱曲（1822-1823年创作，1824年首演）。
我们来看看席勒诗歌（钱春绮译），也许就能感受到二者微妙的共通之处。
个人看来，这部剧和诗歌看似不搭边的两个作品，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隐秘的关联：最直观的感受上，电视剧和诗歌共通之处在于“女性”的核心地位。在不少剧评中都提到：《欢乐颂》是一部塑造现代女性群像的电视剧，这在当今中国并不多见；而上一部影响力较大的类似作品还是十几年前的《粉红女郎》。席勒诗中的“女性”也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甫一开篇，“女神”形象就已出现。在女神的带领下，众人克服困苦又尽享欢乐，欢乐又不断的推动整个世界的运转。电视剧《欢乐颂》属于写实的流行文化，它显然把“精神层面的女性”具体化了。作品的核心被设计成五个个性迥异的女孩，她们虽然不太关注“大世界”，也没涉及任何宗教因素，却专注的推进、改变着自己的“小生活”。亲情、友情、爱情、事业等话题仅仅围绕这五位女性铺陈开来，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完全以这五位为纽带。尽管五位主人公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薪水不同，教育程度也不尽相同，她们却对彼此报以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友情是整个故事的出发点。而“友情”也恰巧是席勒创作《欢乐颂》的源头。1785年时的席勒已经小有名气。但由于其作品中渗透出的政治意义，席勒遭到迫害，只好出逃。在身无分文、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席勒收到来自莱比锡的信件，写信的四位年轻人由于仰慕席勒的才华而邀请他到莱比锡去。到莱比锡以后，席勒受到四位陌生朋友的热情招待。这一年夏天，他创作了《欢乐颂》。电视剧中的人物也面临着各种不同的困境，五个姑娘均各尽其能，帮助彼此化解危机。最终曲筱绡成为独当一面的生意好手，邱莹莹找到自己的定位踏实做事，关雎尔任劳任怨有事业追求，樊胜美勇敢面对解决问题，安迪成功感受“烟火气息”……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了巨大变，而这些变化都是“友谊”的力量使然。
在中国，《欢乐颂》这首诗知名度如此之高，要归功于贝多芬的谱曲。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采用了席勒《欢乐颂》部分诗节作为歌词。邓易映先生早年翻译的这段歌词，通常被认为高度体现了席勒原诗的“精神内涵”。这一小段歌词，恰到好处的体现了严宝瑜先生对诗歌的评价：“席勒在他的《欢乐颂》中歌颂的欢乐，先是歌颂他受友谊感动后产生的具体欢乐，后来他把这种具体的欢乐人格化，使欢乐拥有了普遍性，进而引申出他对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追求，特别是对博爱的歌颂。”电视剧《欢乐颂》则以更为平和浅显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尽管主人公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但却在一次次危机中寻找到了共同点。例如，被困在电梯里的那一段，不管是看似光鲜的安迪，还是处事老道的樊胜美，又或者是玩世不恭的曲筱绡，在面对危险的时候，那些冠在她们身上的“形容词”几乎都消失了。每个人都只能有作为“人”的基本反应——恐惧。这种恐惧给她们的友情提供了一个基础，那就是“生而为人”的平等。 她们最终形成的“好友圈”，跨越了形形色色的具体差别，这是以“人”为基础的团结。如果说席勒在诗歌中倡导了更宏大的“团结和友爱”，那么电视剧《欢乐颂》则更具体和微观的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一个是千古流传的诗歌艺术，裹挟着宏大开阔的人文质感；一个是万人聚焦的流行热点，讲述着朴素细微的人生体验。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之所以都能取得巨大的关注，大概是因为它们都立足于最本真的人的感受，都赞颂了在困窘境遇下积极乐观的心态，赞颂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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