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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http://bbs./read-htm-tid-241202-page-1.html 常州府地处江南,传统意义上的江南一般是指以太湖为中心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这一地区自唐代后期以来就取代关中而成为中国的财赋重地,进入明代以后,更是中国绝对的经济、文化中心。 就常州府而言，明时下辖五县，清代分为八县，其经济总量、财赋税收，都位于五府第三，次于苏、松优于湖、嘉。 府下一级的县级行政单位，在清代苏州府有11个，松江府有9个，常州府有8个，湖州、嘉兴两府各有7个，具体不详述。其中常州府的阳湖和金匮，都属雍正四年武进和无锡两县分县产物，于民国初年重新并回武进和无锡。下文为行文方便，将清代的武进阳湖，无锡金匮仍统称为武进和无锡。 一般概念，府治所在地的县域，其规模、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要优于一般县城，但就本府而言，武进无锡两县却长期在经济、文化方面难分高下，而且两县的各方面势力均超过了松嘉湖三府所辖的各县。下文试从几方面略述。 *本文所有“武进”均指现在的常州市，包括城区和武进区。 城市和人口规模 作为古代城市,最明显的标志是城池,即有城墙,城河等防卫系统。 明清江南各县城墙的规模基本都是在明初固定下来的。武进县城墙于洪武二年修缮，将原先的土墙改为砖砌，周10里284步，高2丈5尺，有7门4水关。而无锡县早在元代就已是砖石城墙，明代继续缮治，周18里，高2丈1尺，有4门3水关。可以看出，无锡的城池规模要大于武进。需指出的是，无锡县的城池规模在江南五府中位于第二，甚至超过了松、嘉、湖的府城。 包括无锡武进在内的江南各府县在整个明代都没有停止过城池的营造和修缮，这主要也是江南在经历了嘉靖倭乱后，为防倭寇再次大规模入侵的需要。 论及总人口和面积，无锡都要逊于武进。明清两代无锡和武进的面积之比约为4：5，两地的人口密度没有具体资料，但根据两地千户人口的乡镇数可以推算出无锡的人口密度要小于武进。 宗教 江南地区的宗教信仰，主要为佛教以及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道教的发展始终很缓慢，而且不入主流。这些宗教在江南各地的发展都比较均一，并无明显差异。 佛教在经历了南朝的大扩张，此后各代均稳步发展。到了明代，由于国家许多相应政策的出台，对后世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朝刚建立的洪武元年，国家就加强了对佛教的控制。将寺庙制度化，并制定了官方机构“善世院”统一管理全国佛寺。到了建文朝，礼部又开始大量清理佛寺，进行限额、归并。永乐朝，国家又对各府县每年准许入寺为僧的人数和标准做了大量的限制。国家对佛教控制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民间对佛教的崇扬。由于江南地区政令畅通，所以这些法规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本府较有名望的佛寺有武进的天宁寺，始建于唐永徽年间，是禅宗的四大丛林之一，毁于太平天国运动，现存的建筑是同治、光绪年间重建的。无锡原有十大名刹，较有名的有惠山寺、南禅寺、崇安寺。首刹惠山寺毁于太平军后一直未重建，而崇安寺淹没后却成为本邑的娱乐场所而响誉沪宁。
无锡崇安寺皇亭。崇安寺原为东晋兴宁二年（公元364年所建建兴宁寺，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清咸丰、同治年间遭大火焚毁。皇亭为光绪年间，无锡知县廖论为了恭维皇帝，在此所建“圣谕亭”。
无锡南门外南禅寺，妙光塔始建于北宋雍熙年间，塔名为宋徽宗所赐。
常州天宁寺始建于唐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以“殿大、佛大、钟大、鼓大、宝鼎大”，被誉为“东南第一丛林”。 清代的佛教政策基本沿用前明，一直到太平天国爆发之前，佛教在江南的发展一直处在一种被有效控制，适度发展，广受欢迎的状态。 江南地区最有特色的宗教要属各种民间信仰。主要表现在各种神祠和乡贤祠。民间祭祀长期兴盛，各种迎神赛会，到了明清两代堪称泛滥。最具代表性的要属无锡惠山地区的祠堂群。一百多座祠堂中，神祠和乡贤祠占了很大比例，且都集中修建于明清两代。
惠山地区祠、庙相联，被称为“出郭楼台三四里，游人不得见山容”。 政府在早期多把这些民间祠庙斥为“淫祠”，曾多次禁毁，因为他们妨碍了国家确立的正统信仰的权威性。从唐代的狄仁杰到清代的汤斌，无数官吏都致力于江南地区的淫祠禁毁运动。他们将五通神、刘猛将、五方贤圣等庙毁去，但这都只是一时奏效。最后的结果是，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与地方进行了妥协。明代，政府将城隍神纳入国家祭祀体系，清代，又先后将关帝、刘猛将、文昌帝君纳入了国家祭祀范围，每年由各地政府拨款进行祭祀活动。 有趣的是，捣毁淫祠的力将汤斌，死后却入祀了惠山听松坊的五中丞祠，也成了“淫祠”中的一员，且和自己生前捣毁、后又重建的刘猛将庙比邻而居，共享祭祀，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民间信仰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神灵有一定的地域性。有些神灵只享祀于一处，到了别处甚至闻所未闻。就拿各县均有的城隍来说，各县均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城，在不同时期也会更换不同的城隍神。至于局限于一县的神灵，那就更多了。比如在无锡香火很盛的泰伯庙，春申君庙，西水仙庙，南水仙庙，到了武进，根本未有庙宇。而武进的二贤祠所祭祀的苏东坡等人，在无锡也没有香火。主要原因是，这些神灵大都只是在某地有过贡献的历史人物，被神化后也只受该地崇拜，并未影响到临地民众而已。
无锡南门外南长街南水仙庙。原祭祀无锡知县王其勤，因其抗倭保城有功于无锡百姓，所以被尊为“水仙”，现在该庙作为无锡的道教活动场所。 明清两代对民间信仰的妥协也表明了国家对宗教信仰的进一步控制，使之更规范化、国家化、儒家化。而一些低俗神灵，始终没有得到官方承认，如五通神之类，由于持续的禁毁，这种信仰到了清末已基本绝迹。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江南地区居民善于营生，水利工程也长期得到重视与维护，以农业生产为代表的经济持续发展，直到明清时期，这种发展达到了极盛。 明初朝廷要求民间凡有田五亩至十亩的，要种桑、麻、棉半亩，十亩以上的则加倍。江南的土地在明代中后期已经开发殆尽，田种稻，地栽桑，山种茶，水荡养鱼虾，国家征赋也无所不及，所以出现了与水争地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无锡武进江阴三地交界处的芙蓉湖的围垦，水域面积原有太湖的三分之一大，但是到了清末已消失殆尽。 明代太湖地区水稻的平均亩产为2.3石，相当于今天的333.5公斤，清代下降至2石，也就是277.5公斤，都高于唐宋时期。 江南地区的田赋也居全国之首，根据明万历六年（1578）的统计，当时全国的夏麦秋粮税约为26638413石，苏松常镇与浙江就约占了5505574石，也就是全国的五分之一多，而到了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这个比例又翻了一翻。 江南地区每年的粮赋，也就是漕白二粮及岁贡绢布，都是通过大运河北运进京。而到了清代，江南的米粮生产已经次于湖广地区，“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已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但粮赋却仍居全国首位，因此本地粮食北运后，还要靠大量输入湖广地区的米粮来维持本地市场，解决粮食的紧缺状况。 这种情况并不是江南生产力衰退的表现，而是农业结构更趋合理化的结果。在清代，江南地区根据土壤条件和水利状况，形成了三个农作物集中产区：滨海地区的“棉产区”，湖州、嘉兴及吴江为主的“蚕桑区”，以及太湖西北部无锡、宜兴、江阴为主的“稻产区”。相应的，松江和嘉兴的魏塘是著名的棉布棉花市场，湖州的南浔和吴江的盛泽则是有名的丝绸市场，而无锡和苏州枫桥则成为繁荣的米市。
民国无锡三里桥米市 江南手工业和商业的主导产业主要有棉纺业、丝织业和米业三种。 明清江南棉花的种植主要分布在松江府及太仓州所属各县，越往西部则种植越少。本府的棉花种植远不如松江府，主要分布在江阴、靖江两县，宜兴也较多，武进较少，无锡几乎没有。但无锡的纺织业在本府却是最盛，以致棉布之利远超过农田所产。黄印在《锡金识小录》中说道：“常郡五邑唯吾邑不种草棉，而棉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这主要是由于无锡境内水运便利，便于原料的输入与产品输出，加之本邑人也善于逐利。 江南棉花及棉布的贸易，其市场范围从明代以来就几乎遍及全国，在明代已有“衣被天下”的记载，清初则更发达。在《锡金识小录》中还有一段记载：“成于邑人之手而行于四方者，棉布最广。……布有三等，曰长头、短头，皆以换花；曰放长，则以易米及钱。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处交易不下数十百万。尝有徽人言汉口为船码头，镇江为银码头，无锡为布码头，言虽鄙俗，当不妄也。坐贾之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盖邑布轻细，不如松江，而坚致耐久则过之，故通行最广。”这段记载将无锡布码头的由来说得很清楚。此外，据文献记载，当时江阴的雷沟大布，武进的东门阔布，在全国也都享有盛名。 相比棉纺业，丝织业的分布范围更为狭小，主要为浙江的湖、嘉、杭三府和苏州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中叶后，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经济恢复，以及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刺激，蚕桑业由于巨大的利润，逐渐被推广到太湖沿岸各地，并及本府、镇江、松江、太仓等一些原先并不养蚕桑之地。据施建烈、刘继增《记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序，言及无锡：“老氏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而吾邑独否，十余年来屡丰，间遇偏灾不为害，且兵燹后，滨太湖之民习蚕桑，利倍农亩，天于吾民，若有偏爱。”光绪六年五月十四日《申报》载：“向年无锡金匮两县饲蚕之家不多，自经兵燹以来，该处荒田隙地尽栽桑树，由是饲蚕者日多一日，而出丝者亦年盛一年。”市场利润的动机使得农民弃农亩而就桑蚕，并逐渐发展专业化与分工的生产方式来。 米业在江南的发展，一是由于漕白二粮的北运，二是由于湖广米粮的输入。由于桑棉等商品作物的种植侵占了粮食生产，从事纺织业和其他手工业的非农人口增加，江南地区每年粮食北运后都会出现严重的缺粮现象。明末，江南一带已经从湖广输入米粮。《锡金识小录》载：“邑中之田所收尚未足供邑人之食，更欲接济他食，势必不能，每岁乡民棉布易粟以食，大抵多借客米，非邑米也。”太平天国爆发之前，江南米市的中心是苏州阊门至枫桥一带，其次是无锡和周边地区，太平军后，江南各大米市均被毁。由于当时运河航运地位的丧失和通商口岸经济的影响，苏州米市未能恢复，而无锡在洋务运动后本地工商业的不断勃兴使米市得以迅速恢复并且成长为江南首位。据当时旅中日本人所编写的《苏杭事情》载：“无锡为米、麦、大豆、小豆、菜种等交易中心，此等杂铺众多，实为江南第一杂粮集散地。”本世纪初年，无锡居全国四大米市之首，邑内大小米粮行约有五百家；不但附近宜兴、江阴、常熟、武进的乡货贩户多在此销售，而且江北宝应、徐州、蚌埠、巢湖，甚至郑州、洛阳等地豆麦杂粮，纷由船舶火车运送而来。本邑东亭帮的水贩商，以及常熟帮和上海帮商人，则多在此地米行采购，直运上海及南通等地销售。有的米行每年储囤达四五十万担的稻米；甚至有每日门市销售饭米百石，可见规模之大。 此外，除了以上三大产业外，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还包括出版印刷业、造纸业、盐业、酿造业、窑业，以及其他特色手工业等等。其中，武进的造纸业相当发达，为当时全国15个造纸业中心之一，同时无锡和武进的出版印刷业也相当繁荣，明代常州府共有印刷书籍千余种，其中无锡524种，武进410种。
无锡清名桥街区古窑址，位于大窑路。该地的砖窑烧制从明初一直延续至建国初，明都南京的城墙即用此出产城砖修筑。现保存完整的砖窑还有19个。每个窑都有自己的名字。 明清时期的江南出版印刷业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广，以及彩色印刷技术的出现与改进。 明代中期，主要是用木活字板。龚显曾说：“明人用木活字板刷书，风乃大盛”。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效率高，费用低。活字印刷的这种优越性已为江南出版界人士所熟知，著名的出版家、无锡人华珵就是一例。他“逾七十，而好学过于弁髦，又制活字板，择其切于学者亟翻印以利众，此集之所以易成也。自沈梦溪《笔谈》述活板法，近时三吴好事者盛为之；然印有当否，则其益有浅深”。后人认为华珵利用活字板，所以出书很快，而选印的宋著名诗人陆放翁的《渭南文集》《剑南续稿》等，也是深有益于人的。康熙版《无锡县志》卷二十二也说：华珵“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这充分说明活字板的优越性。 除了木活字，还有铅活字和铜活字。我国创用铅活字，首见于明代武进。可惜明代武进铅印本没有传下来。使用铜活字印书比铅活字普遍。武进也有铜板，当时颇为有名，但未见流传下来，最有名的铜活字使用者，是无锡出版家华燧与安国。 华燧是华珵之侄，字文辉，号会通，“少于经史多涉猎，中岁好校阅异同，辄为辨证，手录成帙。……既乃范铜板锡字，凡奇书艰得者，悉订正以行，日：‘吾能会而通之矣’”；“既而为铜字板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君有田若干顷，称本富，后以劬书故，家少落，而君漠如也”。他自己说：“始燧之为是板也，以私便手录之烦，今以公行天下”；又说：“燧生当文明之运，而活字铜板乐天之成”。当时有人打算把《朱诸臣奏议》重新刻板，而怕费用浩大，就请“会通馆活字铜板印正，以广其传”，在弘治三年印成５０册。这次因为试印性质，对于金属活字不易受中国墨的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墨色不好，模糊邋遢，沾手便黑，有的字只印出一半，排的参差不齐。因为只有一副活字，因此正文和小注，不分大小，每行双排，看起来正大像小注。又校勘不精，脱文误字，每卷都有，印刷质量不高，但恰是我国现在所知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过了两年他又印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这部书用小字印的称“华家小铜板”用大字印的称“大铜板”。后来他又陆续印行卷峡浩繁的《百川学海》、宋潘自牧的《记纂渊海》、谢维新的《古今合壁事类前集》等。他自己的著作《九经韵览》、《十六史节要》也用铜板印行。正德元年又印了《君臣政要》与《文苑英华辨征》等。他印的书，版心下方有“会通馆活字铜版印“字样，多为白纸大本，有的纸张拼接印刷，或直接，或横接，粘成一页。会通馆印书可考者约15除《毛诗白文》为木刻外，余均为活字铜板。其中《宋诸臣奏议》、《锦绣万花谷》、《容斋五笔》、《文苑英华纂要》、《百川学海》、《音释春秋》、《九经韵览》、《古今合壁事类前集》等八种，出版均在弘治十三年以前，相当于欧洲１５世纪的“摇蓝本”，在印刷史上显得特别珍贵。过去外国学者称宋板书为“中国的摇篮本”，其实宋本为木刻，与欧洲金属活字摇篮本，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印本书有此资格者，也只有上述华燧印的８种而已。 华燧的亲侄华坚也印书。华坚字允刚，事迹不详，其所印书多有“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板印行”牌子，或刊语，又有“锡山”两字圆印及“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印”篆文小印。兰雪堂印有唐人类书《艺文类聚》及汉蔡邕的《蔡中郎集》、唐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元稹的《元氏长庆集》等。《艺文类聚》有华坚的儿子华镜正德十年写的后序。无锡华家铜活字印书多，出版快，虽因校勘不精，为世诟病，而在创用铜活字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与华家同样著名的，又有无锡安氏。安氏家族主要人物安国，字民泰，自号“桂坡”，是明代17个巨富之一，他“铸活字铜板，印诸秘书，以广其传”。安氏活字印的板心上方每页有“锡山安氏馆”五字，而木刻本《初学记》则注“安桂坡馆”四字。《初学记》、《颜鲁公艾集》，除铜字印外，又均有刻本。此外用活字印的又有《魏鹤山集》、《石田诗选》等。
《吴中水利通志》 安国桂坡馆排印的铜活字印本 到了清代，使用活字板印书更为普遍。武进人赵翼说：“今世刻工有活板法，亦起于宋时，……但宋时犹用泥刻字，今则用木刻，尤为适用耳”。木活字印书成为时尚，直到清末仍然通用。而木活字也成为一种动产，不仅可以借用，而且可以典当、出卖、馈赠。这些活字或为书坊所有，或为谱匠所有，皆以盈利为目的。除了书籍之外，木活字还普遍用于印刷宗谱，因此清代十分之六七的家谱都用木字排印。武进、无锡印工在清代最负盛名，以致有四川人把宗谱稿本寄到常州府排印。安徽人更将省立的官书局――曲水书局，设立在武进龙城书院。 除了出版印刷业，无锡和武进的窑业也很有名，主要烧制的是各类砖瓦，曾大量进贡北京和南京，用于都城和城墙的营建。此外，特色手工业还有无锡的泥人，纸马，武进的篦箕等等，在市场上都有很好的销路。 科举与教育 江南的科举之盛毋庸赘言，特别是在明清两代，进士和状元人数都居全国首位。虽然在后期，科举制度成为阻碍科技发展的因素之一，但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存在自有其历史原因，它对社会的影响并非百分之百负面，至少它能体现出各地的教育状况。能够通过各级考试的多数是勤奋读书的学者，因此各地科举人数是对当地教育状况的反映。 根据缪进鸿的明清进士统计，明清两代武进县的进士数为515人，状元数为5人，无锡县进士数为400人，状元数为4人，两者比例基本都为5比4。考虑到两邑的人口数，可以看出无锡武进两邑的科举水平基本一致。还有一点要说的是，明清两代苏州府城（包括吴县、长洲、元和）的进士数为927人，约为武进无锡两县总和，但考虑到当时苏州府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每平方公里高达1073人，而当时常州府的人口密度还不到500人，因此苏州府城的人口甚至高于无锡武进两县总和，因此有如此多的进士也可以理解了。 无锡科举曾出现“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的盛事。“一榜九进士”是发生在明万历十七年的事，叶茂才、周继昌、华士标、杨应文、陈幼学、高攀龙、何湛之、华国荣、堵维垣同时高中进士。其实，乾隆元年无锡也是“一榜九进士”，崇祯十六年和顺治四年、九年、十二年四次都是一榜十进士，顺治六年甚至是一榜十一进士。那么，为何要坚持以“一榜九进士”为荣呢？《锡金识小录》对此有一解释：“康熙中，修学有欲易此两额者，有士人争之，谓九进士中有高忠宪（攀龙），三解元中有顾端文（宪成），为一代名贤，不可去，乃仍从旧额。夫科名以人重，人不以科名重。”看来无锡人除了看重功名，更看重实绩。而“六科三解元”，是指明隆庆四年和万历元年、四年、七年、十年、十三年中，吴汝伦、顾宪成、周继昌在乡试中连获第一名。其实，这还不是最高荣誉，顺治九年邹忠倚中状元、顺治十二年秦鉽中探花、顺治十六年华亦祥中榜眼，七年“三鼎甲”，才使无锡出足了风头。 武进也有父子同科，兄弟同榜或世代联弟等突出事例，官府为褒杨他们的功绩而建立旌表牌坊，改居住地名以志纪念。于是坊以人传，人以坊传。清代，常州城区有牌坊30余处，大都与科举有关。最有名的世科坊，来源于“世科第”牌坊，该牌坊是庄氏家庭所建。庄氏是常州的望族，名场盛极一时，族中中举者、为官者颇多。“世科第”的意思就是世世代代有人登科及第。该牌坊上记有庄氏104名有功名的成员姓名。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建坊时，常州知府祖进朝、武进知县贾国栋均为其题词、题名。在“世科第”牌坊附近，还建有一座“翰林坊”亦为庄氏所立，可见庄氏名声之显赫。 在无锡和武进，还同有和科举相关的古塔。无锡锡山上的龙光塔，就是一座振兴无锡文风的“风水塔”。无锡历史上自从在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出了状元蒋重珍之后，直到明代的近三百年中，虽然每榜都有进士不断，但都一直没有再出过状元。这对于学风历来昌盛的无锡，不得不说是一件怪事。到了明正德二年（1507），大学士昆山人顾鼎臣，跑到无锡看风水，断言无锡没有出状元是因为锡山无塔，就像龙头无角而造成的。于是在嘉靖元年，邑人为振兴无锡文风，集资在山顶建了一座实心石塔，但此后仍未出状元。又有人说：“龙以角听，宜中空。”因此在明万历二年（1574）又改建成八角七层的空心砖塔，当年恰巧出了无锡历史上的第二位状元孙继皋。之后，孙的老师、常州太守施观民为塔题名“龙光塔”，由王仲山书额。武进的文笔塔建于南齐建元年间，原为太平寺塔，相传每当塔顶有祥光腾现，武进地区必有文人中状元。因此，该塔便成了武进文人心目中的笔魂，每次上京赶考前必来登塔祈祷。此塔也就成为了常州文化的象征。这也就是文笔塔的来历。文笔塔造型优美别致，体态轻盈，风格独异，在古塔中独树一帜。
无锡锡山龙光塔 中国在清末现代学校出现之前，地方教育机构主要有官学和私学两种。明前期是官学兴盛的时代，但到了后期开始逐渐衰落。早在明太祖立国之初，既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又在防区卫所设有卫学，乡村设社学，还在各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设置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等有司儒学。最盛时全国合计有学校1700余所。清代地方官学基本沿袭明制。依其地方区划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并于乡间置社学。各地均设专职学官。私学则在明清时期逐渐达到鼎盛。私学有乡校、小学、冬学、村塾等名称。为年龄较大，程度较高的学生而设的私学，则有“经馆”和“书院”等名称。在明代，江南地区和全国都兴起了大量书院。武进因为是府治所在地，所以城内既有常州府学又有武进县学，无锡则有无锡县学。无锡和武进也出现了大量书院，其中最有名的是无锡的东林书院和武进的龙城书院。 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徒杨时长期讲学之地。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罢黜的顾宪成，偕弟顾允成，及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史孟麟、薛敷教、钱一本等人重建东林书院并在此讲学。明后期，东林书院名声极大，一度成为左右全国舆论的中心。从北宋到明代，东林书院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学术领地与思想文化中心之一。龙城书院由明万历年间郡守施观民创建于晋陵治址，有传是堂，千古一脉坊，经正堂，次川堂。嘉靖年间，朝廷拆毁各省书院，遂废，三十一年（1552）郡守欧阳东凤赎地建祠，祀延陵季子而下六十九人。虽避书院之名，而实质集学子讲课其中。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又令废天下书院，太守曾樱多次上表坚称：“龙城系课文之所，非讲学之地”，因而书院得以留存，其间因倭寇犯我东南沿海，江浙用武，书院一度改为兵备道署，后以寇情稍平，复为书院，一直延续至清光绪二十八年。武进百姓都称他“与东林并不朽”。
东林书院牌坊 士人阶层 士农工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士是一个中国特有的阶层，是四民之首，而且被认为是秀民，是社会道德的标志、感化人民的表率。士，或称士人、士绅、士大夫，包括社会上的读书人，学者，朝廷官吏等等。士是官僚队伍的主要组成成分，也是官僚队伍的重要后备力量。士在入仕前，催化和维持当地良好的社会风气，研究学术，监督吏治，推动社会进步；入仕后，则参与国家管理，为国家办事。 士人阶层在江南地区的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有人甚至认为士是推动江南发展的最大动力。总体说来，江南和全国一样，明清两代的士风是不断衰退和堕落的。整个明代，士风每况愈下，到了清代，士人更受到前所未有的精神打击。 明初，政府将程朱理学奉为官学，思想统治较为严格，整个士风也较为严谨，因此在明初整个社会风气、政治局势、主流思想总体来说都是欣欣向荣的，在太祖成祖之后还出现了“仁宣之治”，整个官僚集团都很敬业，以国家社稷为己任。从现存的明实录也可以看到，里面关于当时敢于冒死直谏的良臣、诤臣的记载比比皆是。其中有被称为“锡谷四谏”的四位无锡籍名臣：顾可久、杨淮、黄正色以及张选。 到了中期武宗统治时期，人君的个人问题也带动了整个朝纲的日益败坏，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长期的增长所带来的繁荣，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士风自然也从社会到朝廷都不可避免的急转直下。在江南地区，商业繁荣，生活安逸，社会风气逐渐奢靡，人们“争以求富为务”，士绅们“好奢宫室”，江南地区的传统园林、景区很多都是这个时期开始大量建造的。士与商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士人们逐渐承认商业的地位，并积极参与其中。朝廷则是宦官当道，官员都以明哲保身为重，已很难看到明初那种欣欣向荣的仕风了。 到了万历朝以后，王阳明的心学逐渐兴起，他抛弃了理学的束缚，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客观上起到了个性解放的作用，在社会上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结果导致社会士风继续堕落。朝廷则开始出现大规模党争的迹象。东林党就在这时出现了。 东林党是明朝中后期中国学术和政治上的一座高峰。在学术上，他们反对王阳明的心学，认为空谈心性无益宗庙社稷，治学应以国家为重，喊出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顾宪成（1550—1621年）字叔时，别号泾阳，称东林先生。高攀龙（1562—1626年）字云从，存之，别号景逸，与顾宪成并称“高顾”，两人是东林领袖。195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罢官回到家乡，修复杨时讲学的书院，称为东林书院。自1604年起，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及高攀龙等一此地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书院讲学，称为“东林八君子”，分别为无锡的顾宪城、高攀龙、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和武进的钱一本、薛敷教。他们每次讲学，听讲的有数百人。 相比较在学术上的影响，东林党在当时政治上的影响更巨大。东林党作为明朝中后期最有实力的政治团体活跃在政坛上，这也是无锡人唯一一次以团体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以往的学者都将东林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表，拥有高风亮节的名士。“党”是个贬义词，是魏忠贤扣在东林人士头上的蔑称，因此后人更愿意将“东林党”视为贬词褒用来称呼东林人士。但从另一种历史角度看来，东林党在当时确实是个“党”，他们做的很多事确是党争之举。 东林党是以无锡籍官员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党魁的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的官僚集团。东林党人在人格上都能称得上正人君子。他们希望重建道德权威，并通过道德手段解决当时的一系列危机。但道德的力量并非无限，它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党同伐异的武器。许多东林党人都是绝对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不符合他们心中道德标准的人事，动辄口诛笔伐，与对手在一切问题上都要针峰相对，互相倾轧。 东林党掌权开始于万历朝中期，他们参与了万历朝第一任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死后的大清算，随后又和其他党派一起扳倒了第二任首辅、吴县人申时行。在万历朝后期，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浙江人主导的浙党，以及依附于浙党的齐党、楚党、宣党、昆党。虽然开始时东林党处于下风，但到了天启朝前期，内阁掌握在了东林党手中，浙党被清洗出政坛，齐、楚、宣、昆的骨干也通通被排挤。但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迅速窜出，将东林党扳倒并大肆诛杀。到了崇祯朝，阉党又被崇祯帝铲除，东林党得以平反后又重新得势，并对所有与阉党有关的人员进行了大规模清算。但不久宜兴人周廷儒从东林党手中夺得首辅之位，将东林党人赶出了内阁，还没到东林党人反扑，国内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关外后金满人的进攻，都使明帝国走到了穷途末路。持续半个世纪的党派斗争，历经四朝。可以说，东林党对明朝的灭亡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图中水潭即为“高子止水”处，存于无锡江南中学校园旧址内。现校园因地铁建设搬迁，此处急需打理。此处原为明代高攀龙宅院，高闻悉将获罪，溺于院中此水潭。为纪念高攀龙，高宅旁的巷子被邑人命名为“水曲巷”（吴语中谐“水缺巷”） 但总的来说，东林党人大多还是人臣中的佼佼者。特别是被阉党诬陷坐赃而先后殉节的“东林前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以及“东林后七君子”：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而在之后清代三百年中，却再也看不到如此忠贞的文官集团了。 明清易代之际对江南士人的打击接踵而至。这些打击除了物质上的，更多的则是精神上的。首先是崇祯帝死讯的南传。崇祯帝在崇祯甲申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破京时自缢于煤山。时逢战乱，这一消息通过大运河传至江南时已是四月底五月初。“甲申之变”对于长久处于安逸生活中的江南士人而言，堪称“天崩地裂，悲愤莫喻”，在他们的记述中，多将此“万古痛心事”喻作“日月湮沦”。忠于明室正统的士大夫们为大明的覆亡痛泣，当时江南的社会秩序已十分混乱，许多士绅都绝意入仕，对已入主北京的满清采取消极抵抗的姿态，还有人则积极跟随南明小朝廷。他们都公开反对李自成和满清，对已降顺的士绅进行了严厉的声讨，斥之为“家人小畜”。这时期江南也涌现出了大量忠节之臣。无锡有名的“锡山三忠”，分别是华允诚，龚廷详与马世奇。华允诚是明天启二年进士，也是东林党一员，明朝覆亡后曾出仕南明，清顺治五年，因其拒不剃发而被捕，最后遇害于南京。龚廷详，崇祯十六年进士，清兵南下时他正任官南京，顺治二年，他穿戴明朝官服官帽，在南京武定桥头秦淮河自溺，随亡明而去。马世奇，崇祯四年进士，北京陷落后，他便整肃衣冠，向煤山方向叩拜，拜毕便自缢而亡。这三人在后来清廷安抚汉人时都受到了追封。 清朝建立伊始，就下达了严岢的“剃发令”，江南地区士绅百姓所有反抗行为都在“一人不剃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的高压政策下无一幸免。有的地方组织了武装反抗，结果发生了“江阴保卫战”“嘉定三屠”等事件，全县遭屠。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士人坚持留发。无锡人华凤超在国变后闭门不出长达七年，后在其子的婚宴上现身，依然鬓发宛然，即被人告发，终受惨刑而死。在江南士绅的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应无损”，剃发是蛮夷、牲畜的行为，汉人剃发无异自绝于中华，这一打击对江南士人不可谓不大。 接着发生的从顺治十二年到康熙元年的奏销案，进一步打击了江南士绅。本来，明代江南士绅们的税钱赋粮累年拖欠是“习以为常”的事，这也是对读书人的尊敬和面子，连县官也莫可如何，政府也从不追究。而顺治十七年颁定新条例，规定未交钱粮的士绅限期交清，否则“革去名色，枷两个月，责四十板”。开始江南士绅十分抵触，但政府擒拿了数十人作为榜样，这令地方倍受震惊。但仍有人坚持抵抗。到了康熙元年，中央将所有抵抗的士绅“概行革职”，一次共奏销去包括本府在内的苏、松、常、镇四府进士、举人、贡监生员的身份多达13500多人，衙役250余人也受到惩办。奏销案的发生使当时士人“人皆落胆”，打击十分巨大。 与奏销案同一年发生的还有号称“江南第一巨案”的“明史案”。湖州府南浔镇巨富朱家之子，因擅修明史，被族诛，处以死刑的达百人，妇女都被发配满洲。此案牵累到江浙两省富宦名家二十余户，在任的各级地方官员都被削籍查办。它与发生在五十年后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并称“江浙两大狱”。文字狱在中国古以有之，但到清初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江南士人经受了这一次次的巨大打击，士风空前低落。在此后两百多年中，中国的士人始终处在一个“万马齐喑”的可悲境地。在朝中，汉族官僚在太平天国爆发之前始终无法进入决策层，更不用说党争，大权永远在满族官僚手中。在社会上，士人们的地位大不如前，读书人受到的思想束缚和各种限制大大超过明代，到了晚清，士人的社会主导地位则完全被商人取代。学术上，明亡之后，理学、心学都被归为亡国之源而遭屏弃，但清政府的严格控制又限制了学术的自由发展，最后，清代的学术正统逐渐被考据学取得，学术发展也慢慢进入了死胡同。无怪乎晚清的士人们对六百年前那欣欣向荣的士风作任何回顾时，都不禁会潸然泪下。 文化与科技 传统文学 明前期，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受到尊崇。到了中期，心学兴起，并与理学展开了长达百年的论争。明末清初，随着明朝亡国，理学和心学都受到了批判。知识界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重新阐释五经，于是出现了研究汉学古籍的考据学。加之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也促使知识分子逃避现实，醉心于考据学。考据学达到最盛是在乾隆、嘉庆时期，世称乾嘉学派，又称古文经派。与之对立的是研究今文经学的常州学派，成员以武进庄氏家族为主。 清代武进的古文与词的发展达到极盛，出现了阳湖文派和常州词派。阳湖文派以恽敬、张惠言等武进人为主，还有薛玉堂、秦臻等无锡人，以及其他江南地区的文人。他们既受当时文坛霸主桐城派的影响，又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在探索古文创作发展方面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常州词派创立于嘉庆二年，其骨干主要为阳湖文派的成员，他们的成就在于词学理论方面的深入研究。清初无锡还出现了一位著名词人，顾贞观。他是顾宪成曾孙，他与陈维崧、朱彝尊并称“词家三绝”。康熙十五年，因大学士纳兰明珠之聘为其子纳兰性德授课。他和纳兰性德经常与著名文人学者朱彝尊、严绳孙、陈维崧等吟咏唱和，促进了清初词坛的兴盛，并为纳兰性德编订了《饮水词》集。他所作的《金缕曲》词两首，被称为“千古绝调”。 书画 伴随文学发展的还有书画艺术。明代初年无锡就出现了一位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的王绂。他以山水竹石画闻名于世，其竹画为明代之“开山手”，洪武初年以能书画而被荐入翰林，擢为中书舍人。王绂其人品性高洁，据史载，王绂 “志气高逸，襟度潇爽，不与人苟合”。王绂与其他两位无锡籍书画家浦源、王达，合称“锡山三杰”。明清时期无锡其他较为重要的画家还有王问、谈志伊、许仪、邹一桂、秦祖永等等。清代在常州府还出现了以武进画家为主的“毗陵派”，主要画家有武进人恽寿平、唐荧、范廷镇等，以及无锡人邹显吉、邹一桂等。 市民文学 与传统文学同样发展起来的还有小说、戏曲等市民文学。从明朝中后期开始，随着商品经济和城镇的兴起，市民文学迅速发展，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大量优秀作品应运而生。 明清时期的长篇小说成就辉煌，四大名著均产生于此间，短篇小说则以《三言》《二拍》为代表，这些小说作品通过江南发达的出版印刷业而流行于坊间。 明初，南戏在江南兴起，到了中期，兼收南戏各派之长的昆腔最终成为南戏主流，从此昆曲一统天下数百年，直到清中期才逐渐衰落。此间，江南地区各阶层对昆曲都十分痴迷，各地也涌现出了不少名家名社。明代的无锡，家庭戏班、曲宴、曲社蔚然成风。“无锡曲道之盛，自明季已然”。明万历年间，无锡人邹迪光的私园寓公谷，拥有两套戏班子，为江南第一，“优童数十，极一时之选”，曾上演全本55出《牡丹亭》。崇祯年间，无锡曲友创天韵社，发展到清同光年间，“社中曲友善度曲器乐者，多至七八十人”，天韵社绵延300多年。无锡人吴畹卿“精音韵，善度作曲，工三弦、琵琶、曲笛，定音笛，为梁溪清曲之集大成者”，自光绪年间起主持天韵社长达50年，梅兰芳曾受教于门下，晚年弟子有杨荫浏等。 到了乾隆年间，昆曲由于日益高雅化而脱离群众，昆曲地位逐渐被京剧取代，同时，各地方曲艺也大量兴起，江南地区的滩簧、评弹、弹词等曲艺形式受到民众欢迎。乾嘉年间形成于无锡东北部的无锡滩簧与形成于武进东部的常州滩簧，逐渐合并形成了后来的锡剧，成为华东地区三大地方戏之一。 建筑 繁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也催生了建筑的发展，明清两代江南地区涌现出了众多能工巧匠和各种优秀建筑。本府虽没有像吴县香山帮那样的匠人团体，但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匠人。《哲匠录》是一本详细记录中国历代优秀匠人的传记，其中收录的明清两代巧匠中就有无锡人陆贤、陆祥、秦梁，以及武进人蔡信。 明代初年，国家先后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开封、南京、凤阳、北京四大都城的规划与营造活动。在这些大兴土木的建设活动中，涌现出来许多能工巧匠，他们大多都来自社会底层。其中陆贤、陆祥兄弟为洪武年间南京故宫的营建大师。他们的先祖在元朝世代为可兀兰(可兀兰即汉语将作大匠)，历代都出巧匠。明太祖在南京定都建宫殿，陆贤与陆祥应召人都。宣德初年，朝廷选拔陆祥为工副，陆贤授命营缮所。陆祥历事五朝，官至太仆少卿，累加工部侍郎，所受赐予累万。陆祥年九十余卒，赐祭归葬锡山。蔡信也是明初应召入京的巧匠，明成祖时定都北京，又修建了北京故宫，而它的设计者即是蔡信、以及安南（今越南）人阮安等，主持施工者则是吴县香山帮巧匠蒯祥和无锡的陆祥。 江南地区的优秀建筑主要有各种寺庙与私家园林。明清是江南园林建筑艺术的集成时期，几乎每个城镇都有士绅的私家园林，参与造园的除了匠人还有诗人画家。武进的主要园林有约园，无锡有寄畅园、寓公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寄畅园，它被誉为“叠山理水的典范”，独擅山水之胜，深得借景之妙。乾隆帝更是将它仿建于北京颐和园中。 中医学 江南地区的中医学在明清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名医名家不断涌现。由李经伟主编的《中医人物词典》中收录了中国从汉代至近代的6100位名中医，无锡、武进分别有128人、100人入选。其中明清两代，无锡有94人，武进有81人。明末清初，武进还出现了“孟河医派”，主要为费、马、巢、丁四大家。 天算学与近代科学 明清江南地区的天文学与古典数学也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清代阮元的《畴人传》、罗士琳的《畴人传续编》以及诸可宝的《畴人传三编》，详细记载了明万历至清光绪十二年的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对上述三种资料进行统计，发现江浙两省的天算家占全国60%，其中无锡和武进各有7人，并列全国第五。到了清后期，随着西学东渐，江南地区最新接触并且吸收了西方的先进科技。中国公认的近代科学之父有三人，徐寿、华蘅芳与李善兰，其中前两位均为无锡人。 灾变 江南地区自明初至清末，遭受到的各种灾变包括明代的倭乱，崇祯朝末年的水、旱、蝗、疫并行发生，清军南下的屠杀以及太平天国运动。 明代倭乱主要发生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三十七年（1558）期间。起先主要侵掠沿海各县，受害最重的是松江府和苏州府的昆山县。后来逐渐深入内陆，三十四年时更是把无锡、武进、溧阳、宜兴各县都扫了一遍，连当时尚在湖中的马山都没有放过。 在抗倭斗争中，无锡知县王其勤表现英勇。王其勤，是嘉靖三十二年中进士，授无锡县知县。当时倭寇正大举入侵内陆，无锡告警。他到任后的第三天，就召集地方耆老士绅，商议抗倭与修筑城墙。自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初九日至四月二十日，用了70天时间，将原来无锡土城垣改建成一座长18里、高2丈 l尺的砖石城墙。接着又向民间募兵，将招募来的兵卒编成窑兵、脚兵、弩兵、僧兵、柴兵、子弟兵、义勇兵、园兵，进行训练。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倭寇侵犯无锡，他亲自督战，历时18天，击溃倭寇，全城得保。 武进人唐顺之，也是当时有名的抗倭名将。唐顺之字应德，又号荆川。嘉靖八年（1529年）会试第一，历任兵部主事，翰林院编修。他武艺高强兵法娴熟，戚继光曾向他学习枪法。他通过实地考察，制订了抗倭对策，取得了三片沙大捷和姚家荡大捷，因此升任右佥都御史、代风阳巡抚。他为布防、筹饷、赈灾而奔波江淮海滨，终因长年奔驰歼寇，积劳成疾而去世。 人们对于崇祯末年的大动乱大约只知道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其实这些都发生在北方地区，与江南基本无关，当时发生在江南地区最可怕的灾难，是崇祯十三年（1640）、十四年的两次水旱大灾，以及十五年的旱疫并行，连续三年的灾害对于江南的经济和社会以及整个明王朝的统治都是一个致命打击。 从崇祯十三年五月开始，江南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中降水，为历史罕见。农历五月本来就是梅季，最怕有暴雨发生，雨后农田被淹，直接导致秋季歉收。该年因大水而出现的大饥谨，造成“道谨相望”，人死不可胜数。而到了第二年的梅季却出现了大旱，江南地方“泽以鬼圻，水萋嘆槁”。大旱再次引起了荒歉现象，从立夏开始，蝗虫又骤起，三个月的干旱加之铺天盖地的蝗虫，田野中已看不到青草。饥荒再次侵袭，地方百姓的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贫民开始逃荒，很多人就死在流亡途中。此时大规模的死亡已经产生，疫病开始悄悄流行，十家中就有五六家死于此。百姓熬到秋季，以为大灾到了极点，可以结束了，不料该冬日子更艰难。因为年底照例要交租，结果饥民大量增加，草根树皮能吃的早都被剥去，“人相食”现象的出现已不是夸张。 崇祯十五年春天，青草初生，乡野地方到处可见挖草的人。田野中的草很快就被挖干净，而饿死的人一天天在增加。很多小孩被遗弃，“呼号哭泣之声彻于通衢”，但旁观者只能“徒扼腕顿足，莫可谁何”，更多的婴儿被父母投入市中小河。该年的旱情与蝗灾仍然严重，粮食早已空绝，吃人肉的现象大量出现。早在崇祯十四年，许多地方就发生了疫疾。武进在十四年出现旱蝗和小疫后，十五年河道枯涸，发生了大疫。十五年的特大瘟疫席卷了整个江南，无锡 “人多暴死”“死者相藉”。 到八月后，禾苗渐长，米谷价格开始下降，百姓生活的紧张状态得到缓解。但连年灾荒，地方生民一死于水、再死于旱、三死于疫，勉强活下来的堪称九死一生。地方社会处在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发，构成了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直到崇祯末年，灾害从未停止。 紧接着明朝覆灭，清军南下，江南地区更是处于空前的混乱之中。其中祸多因“削发令”而起，大规模的反抗和屠杀发生在江阴、昆山和嘉定，甚至发生了全县遭屠的惨剧。 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动荡，江南地区总体的经济又逐步回升，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清后期，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又一次给江南地区造成了类似明末自然灾害的严重打击，只是前次是天灾，这次是人祸。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大家都有所了解，史学家对它向来也是褒贬不一。这里不对它的性质下定论，但就其对包括本府武进无锡的江南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破坏，无疑是有史以来较为沉重的一次。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于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占领南京，定都于此，改名天京，并以天京为基地，展开北伐与西征。咸丰十年（1860）四月，太平军将领李秀成、陈玉成，破解了两年多的天京之围，并开始东征。四月初二攻取了常州，四月初十攻克了无锡。四月十三日清晨又攻下了江阴，同一天，占领宜兴。 太平军与清军在无锡进行了惨烈的战斗。清军在无锡被占以后屡屡反攻，太平军在无锡进行了长达1年之久的保卫战，最后终于在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二退出无锡。这时太平军的败局已定，在无锡撤出以后半年多，天京就被清军攻陷了，这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告终。从太平军占领无锡，至展开无锡保卫战，共3年7个月。太平军撤出无锡后，战争仍在周边地区继续进行，农民无法从事耕种劳动，土地荒芜，以致在1864年春，无锡西南、西北各乡发生大饥荒，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事。据《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兵事》记载，同治二年十一月，淮军攻克无锡时，“城中民居十无一二存。盖贼（太平军）毁其二，土匪毁其一。其五六则兵勇争贼遗物不均，遂付之一炬耳。”因此，无锡较之江南其他各城尤为残破。除了遭受经济损失外，无锡和武进的人口也锐减，战后整个常州府的人口比战前减少了近70%。
淮湘昭忠祠，位于惠山寺大雄宝殿后，由李鸿章主持修建，祭祀在克复江苏与太平军战斗中阵亡的所有淮军、湘军将士。故此处会保有如此较大规模的徽式祠堂。 太平军有独特的宗教信仰，他们不信神佛，不祭祀祖先，所以其所到一处对当地的庙宇、寺院、观庵、祠堂的破坏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有些寺庙在兵灾后虽有重建，但规模大不如前；有些寺庙则就此淹没，如无锡首刹惠山寺。在太平天国后，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重新逐步回升，在同治、光绪两朝出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而受到太平天国影响的宗教也在中兴中重新发展起来。 后语： 结合之前本人阅读的若干书目，此文应当是比较翔实准确的，故经略微添加，于此供有意者闲暇时一睹。文中图片均为本人添加，或自摄或下载。且因本人为锡邑人士，对武进县知之甚少，故未添加武进县图片，甚是遗憾。同时同样期待江阴、宜兴、靖江地区的相应研究成果。 补充： 常州府是明、清两代的一个行政建制。在明代，常州府属于南直隶，下辖武进县（相当于今常州市市辖区）、无锡县、江阴县（今江阴市及张家港市一部分）、宜兴县（今宜兴市）和靖江县（今靖江市）5县，辖区范围基本上相当于今日常州市市辖区、无锡市全境、隶属泰州市之靖江市以及隶属苏州市之张家港市部分地区。 1726年（清雍正四年），常州府的大部分县份都因人口、赋税繁多，而一分为二：从武进县分出阳湖县（今江苏省常州市区南部）;从无锡县分出金匮县（今江苏省无锡市北部），从宜兴县分出荆溪县（今江苏省宜兴市西南部），因此常州府的辖县增加到8个，称为“常郡八邑”。从这个时代开始，常州便有了“八邑名都，中吴要辅”的美称。
清常州府辖域
现常州市无锡市辖域 相对与武进县来说，无锡县与相邻的吴县（苏州）在文化上似乎更为相近。从吴语分区图上即可发现，常州府的大部分，包括现无锡所辖的江阴、宜兴均归为毗陵小片，唯独无锡方言更接近于通行于苏州府地区的苏沪嘉小片的吴语。文化上的差异加之经济上的均势，都导致了认同方面的离心现象。
苏南地区吴语划分图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目前行政上的分离，致使曾经非常辉煌的常州府地区文化较之苏州府地区并不为世人所熟知。亟待各邑有心人士通力发掘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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