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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开新局 在希特勒看来，丘吉尔可谓神经过度紧张。因为他已经开出极其优厚的和平条款，不仅给予这个失败者以最大的尊重，而且希望能借机与之结盟连横。这完全是朋友之道，而非城下之盟。当此之际，甚至在英国内部，也颇有一些人抱怨丘吉尔以个人之英雄主义替代国家利益之理性计算，视其为祸国殃民的战争狂人。 而丘吉尔不仅不以为自己是匹夫之勇，反觉得那些自认为接受的是希特勒橄榄枝的聪明绅士们是妇人之仁。 面对这样一个结局，一心想与英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的希特勒不免心冷半截。本来，希特勒是本着一种绝对理性，觉得大英帝国与大德帝国一海怪、一陆兽，既难彻底征服，又有互补之效，为何不联手呢？西方谚语说，当你无法斩断一支手臂时，就紧紧握住他。于是，才有了希特勒大胜利后的表示大谦虚，大征服下的呼吁大和平。 岂料丘吉尔同样是棋道高超，以绝对理性对绝对理性，以深远算路对深远算路，迫使希特勒必须在先征服英国，还是先征服苏联之间做出抉择。这就实现了化被动为主动。 接下来爆发的英伦空战，充分证明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尺有所短，更令英国的国际形象得到戏剧化的扭转。希特勒被迫向苏联、日本发出了连横克英的外交呼吁，以谋求组建反英大同盟。但是，鉴于大英帝国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实力，日本内部的传统亲英势力，纷纷反对与德国结盟。其高层长期议而不决，不免让希特勒渐失耐心。同样，斯大林也一样不肯轻易表态。因为他意识到，大英帝国越是难对付，日本越是意见有所保留，希特勒越有求于苏联。如果那样，苏联便可待价而沽，顺势而行，左右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他未免忽略了希特勒的性格。希特勒的身上，有着浓厚的艺术家气质，相对于理性和精密计算，希特勒其实更依赖直觉与灵感。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奉斯大林的密令，秘密潜往柏林，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进行高峰密谈。此行虽然高度保密，但因为英国早已破译了德国的密码，故具体时间仍被丘吉尔获知。丘吉尔深知，这是决定历史走势的会议，结局或是苏德达成瓜分大英帝国的协议，或是二者因无法达成协议而进一步加强猜忌和冲突。 经过几番权衡之后，丘吉尔决定出动强大的轰炸机部队，在莫洛托夫抵达的当晚，对柏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夜间轰炸，以示廉颇未老。 空袭后一个月，希特勒决定启动代号为“巴巴罗萨”的对苏作战计划。此后7个月，德苏开战。德苏开战后又12个月，丘吉尔访苏，第一次当面见到了传说中的“约瑟夫大叔”。 作为两位不世出的战略大师，二人可谓既相互忌惮，又互相敬重。交谈中，斯大林特地向丘吉尔提及了那次空袭：“当莫洛托夫1940年11月前往柏林会见里宾特洛甫时，你们有所风闻，并派飞机去空袭。”很显然，斯大林已经看清了丘吉尔的出牌路数，但他还是决定向丘吉尔当面求证。沉默中，丘吉尔点了点头。这就等于承认了那次空袭并非一次偶然的纯战术行动，而是一次带有战略使命的精心策划之举。 面对丘吉尔的坦诚，斯大林接着娓娓讲出了故事的另一半：“响警报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带路，走下了许多层阶梯，到了一间装饰豪华的防空室。他进去以后，空袭就开始了。他把门关起来对莫洛托夫说：‘现在在这儿，就只我们两个人了，我们为什么不划分一下（编注：意指瓜分）呢？’莫洛托夫说：‘英国的意见呢？’‘英国，’里宾特洛甫说，‘英国已经完了。它再也不能起大国的作用了。’莫洛托夫说：‘如果完了的话，我们为什么到这个防空室来呢，是谁在这儿扔炸弹呢？’” 正因为看清了大英帝国并非一间摇摇欲坠的大厦，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才会不断提高与德国联合肢解大英帝国的价码。在斯大林看来，这是行情变化下的水涨船高。但是，他忽视了希特勒的心理。希特勒已经受够了难缠的丘吉尔，现在又发现斯大林同样难以对付。这种两面夹攻，一刚一柔，终于让这位以艺术家自诩的帝国元首失去了“不动如山”的定力。他转而决定，以一场其疾如风、侵掠如火的强袭，一举干掉苏联，再回过头来解决英国问题。这就陷入了一种奇怪的逻辑思维之中——他本是因为英国的不易对付而决定联苏，现在又因为苏联的不易联合，而反过来自欺欺人地认为，英国之所以不易对付全在于有苏联存在，打垮苏联，就彻底消除了英国的幻想。他显然忘了，在大西洋彼岸还有一个美国，那才是丘吉尔的真正希望所在。而苏德开战，正有助于英国摆脱困境。 想当初，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逻辑，让希特勒把德国一路带到1940年的夏季胜利。但现在，同样是这种思维，又将德国带入毁灭的深渊。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4天后，希特勒又主动对美宣战。全球大国对抗格局终于彻底改写，形成了美苏英对垒德意日的战略态势。大英帝国也终于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开始在大同盟阵营中与美苏并肩作战，共御强敌。 贻害全局的误算 然而，胜利之路并不平坦。正如李德哈特所总结的：大战略关注的目标是战后之和平，而非战场上之胜利。对一国而言，只要战后之和平胜于战前，无论多大的军事失败都可接受。反之，再大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掩盖大战略失败的致命伤害。“假使你只是全力去追求胜利，而不想到它的后果，那么你就会过分的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实惠。这样的和平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和平，蕴含着另一次新战争的细菌。这种教训在历史上可说不胜枚举。” 对1942年后的丘吉尔而言，军事胜利的意义已经不大，要由军事胜利进而谋得政治胜利，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胜利。但是，一个误算，使得英国之前辛苦积累的战略资源，几乎尽付东流。 这个误算，就是大英帝国的远东战略布局。如前文所述，这个布局本身非常高明，而且是早在张伯伦内阁之前就已经付诸行动了（参阅《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英国篇（上）》）。其实质在于，通过对新加坡的强化，达到将远东冲突限制在马六甲海峡以东的战略效果。如果这个构想实现，英国就等于处在一个独善其身的位置上，让美中去承担抗日主力的责任，英国则休养生息，待德国屈服后，再挥师东进，收复失地。 但是，这个布局确实建立在一个完全落伍的军事学说基础上。该学说严重低估了航空兵对海战的影响，更严重低估了日军在热带地区复杂地形上的战术创新能力。以新加坡要塞而论，其过于注重对海防御，却在防空上乏善可陈，更完全没有料到日本能够快速穿越马来半岛，从内陆方向前来进攻。结果就是，日军确实大部分兵力被中、苏、美三国所牵制，可即便如此，有限的日本南洋远征军，仍在短短5个月内，以风云席卷之势横扫东南亚。日军不仅鲸吞了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大片欧洲殖民地，更将战刀深入海峡以西。“却敌”号（也有译作“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沉没，香港、新加坡的失陷，缅甸的丧失，使得大英帝国在远东的统治土崩瓦解。一度，英国的陆上力量被迫退守印度，海上力量则远遁非洲东海岸。在这种态势下，日本不仅带来了作为宣传品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带来了货真价实的“白种殖民者不可畏”的现身说法。 这个事实，直接动摇了大英帝国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殖民地、自治领的离心趋势。当英国无法只靠英伦三岛的军事力量来抵御强敌时，就陷入了一种政治上的进退两难局面：要想打败强敌，必须全面动员。可此种动员一旦启动，必将激发殖民地、自治领的觉醒。在此之前，英国之所以能用极少数文官统治大片殖民地，正在于英国能做到以有限的军事力量和极高明的均势外交，实现“大英帝国治下的全球和平”。在这种和平中，英国提供公共安全和集体福利，各殖民地、自治领则安享和平。后者只需提供经济和资源助力，一旦战争胜利，即可分得战争红利。 但是，像一战和二战这种全面战争，争的是生死存亡。在这种情况下，既无红利可分，各殖民地、自治领又要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去捍卫英伦三岛的社稷宗庙，这就不免出现“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了。 这一点与法国马其诺防线战略的失误如出一辙，都是因为军事学说的滞后造成战略全局的被动。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大战略与军事行动的密切互动。正是这种互动，加剧了大英帝国内部的离心力趋势，极大地削弱了英国塑造终战态势和战后格局的能力。风雨飘摇之中，丘吉尔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艰难局面。 胜利与悲剧 进入1944年后，同盟国阵营的军事胜利已成铁板钉钉之势。随着军事战场的转暖，大英帝国面临的政治形势却日趋寒冷。 战争愈是临近结束，美国与苏联的力量越来越强，英国的战略困境愈大。可以预见，随着德意日的败亡，最终等待英国的，必是美苏主宰下的两极格局。当罗斯福明确提出，战后世界事务应以美英苏中四强协商解决时，丘吉尔就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个提议貌似要维持一个多极化的战后世界，实则不然。这个四强格局的核心其实是美苏，其他如英、中，都是依附在美国之下的次级力量。换言之，罗斯福的战后世界，其实是一个美国占优势的两极世界，而美国的优势又来自英、中两国的追随。为了确保这种追随，罗斯福不仅在香港问题上支持中国，更标举四大自由，这等于鼓动殖民地造反。 在丘吉尔看来，这不啻是将大英帝国降级到与中国等同的位置上，甚至还不如当年希特勒为之预留的位次尊荣。如果结局如此，大英帝国真不知为何要打二战。 以丘吉尔之性格，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的目标在于形成美苏英三足鼎立之格局，进而以美英特殊关系来平衡苏俄势力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其反制的手段则为： （1）在欧洲事务上联美制苏，竭力限制苏联向东、中欧的扩张。 （2）在全球事务上联苏制美，形成三强之间的平衡。 （3）扶植法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以平衡中国的影响，从而形成苏-美中-英法的三边平衡。 （4）丘吉尔更深知，单靠法国尚不足以达成前述目标。故而，越是临近战争结束，丘吉尔越是急于将德国纳入英国的权力框架之内。其追求之目标，在于形成一个英国主导的大欧洲，从而真正与美苏鼎足而立。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丘吉尔一方面不断深化英美关系，多次与罗斯福展开高层会晤，另一方面又在苏德战争后，建立英苏间的高层外交直通车，并直飞莫斯科，与斯大林大谈战后势力范围划分问题。战争后期，丘吉尔极力谋求一个亲英的波兰政府，又一再谋求抢在苏军前进入柏林。在希特勒自杀、邓尼茨组建新政府后，丘吉尔又迅速承认该政府之合法性，并准备在共同抗苏的旗帜下，重组德国。所有这些貌似互相矛盾的行为，其实都是为了形成三足鼎立格局而奋斗。 但是，这个努力终于还是失败了。其失败原因与当初张伯伦的失败如出一辙：目标与能力之间的鸿沟过大，一味用外交谋略填补，实力有不逮。除非苏美两国均为外交低能国，否则，此种努力很难成功。 而罗斯福、斯大林皆为权力外交的高手，自然不会入瓮。何况两国皆意在全球霸权，自然希望竞争对手越少越好。因而，罗斯福、斯大林虽然均对丘吉尔礼遇有加，但二者之合作实远胜于各自与丘吉尔之合作。此一趋势，愈接近战争后期，愈发明显。雅尔塔会议，表面上是牺牲中国和东欧若干小国的利益，换取苏联出兵远东，其实是美苏之间关于欧亚大陆事务的第一次战略性协商。丘吉尔虽得以参与此次高峰会议，实则英国是被摒弃于决策圈之外的，这与没有参会的中国可谓五十步笑百步。罗斯福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会前与丘吉尔私谈。 此后，无论是以色列建国问题，还是殖民地独立问题、苏伊士运河收回问题，美苏都是站在英国的对立面上，且两国所用之意识形态口号虽不同，但最终目的皆在于鼓动殖民地独立，从而肢解大英帝国。于是，丘吉尔心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免让位于美苏主导的“楚汉争霸”了。 而丘吉尔个人的悲剧来得还要更早一些。英国人民早就厌倦了大战，希望能尽早享受胜利，丘吉尔却要带着他们继续参与大国博弈，这就不免再度站在了人心、舆情的对立面上。所以，欧洲战场刚刚终战，丘吉尔就被选下台去。他以《胜利与悲剧》作为其二战回忆录最后一卷的书名，真是形象至极。 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并未就此退出大国舞台。一旦两极格局成为必然，大英帝国解体亦成为必然，丘吉尔就本着战略理性退而求其次，开始为英国在这新世界中谋取一个相对最佳的位置。既然现在的形势是只能当“副官”，那就让英国去当这世界上最荣光、最具实惠的“副官”。于是，英美特殊关系开始逐渐由战时的对等合作，演变为美主英从。直到今天，英国的基本外交方针仍不出这一范围，正所谓曲终而奏雅。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帝国中，从来没有哪个帝国在衰落中仍能如此平缓地退场，并占据一个绝佳的舞台，坐观新选手们续唱新曲。个中原委，值得国人沉思。 作者：王鼎杰 编辑：马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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